【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九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机械工业部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师、长春法轮功学员魏春雨，五次被绑架关押迫害，遭酷刑折磨，2001年9月2日冒险逃离了洗脑班，从此流离失所。亲人受到株连迫害，妻子被迫离婚，儿子12岁就失去了父亲，父母在担惊受怕中离世。2020年4月14日晚，56岁的魏春雨含冤离开了人世。由于疫情，他也没能最后看到儿子一眼。
材料之一是2015年魏春雨起诉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共11页；另一份材料是恢复工作申请，署名日期为2018年1月8日，八千多字，讲述了2001年他被迫逃离洗脑班后流离失所的始末，他一直惦念着单位的同事，希望他们能了解事实的真相，不要被中共的谎言蒙蔽。
两份不同的诉求，却同样陈述了他的亲身见证：法轮大法对他身心的巨大改善和一九九九年以后中共对他残酷迫害的事实。
流离失所六千多个日日夜夜，负屈衔冤的他有家不能回、失去工作后怎样过活？他是如何牵挂年迈的双亲、如何遥望惦念负重的妻儿？他内心的苦与痛，无人知晓。知晓的是：魏春雨生前遭受了诸多的迫害，可他却一直在和平理性的依法反迫害，他的冤情，两高并未依法立案，他的恢复工作申请，无人回应。
生命是多么的可贵，每个人都有他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魏春雨短暂的人生之路是怎样走过的？让我们翻开他留下的记载，追寻他曾经的足迹。
一、奋斗的青春
1964年2月，魏春雨出生在黑龙江省桦南县石头河镇，父母以种地为生，勤劳本分，一家六个孩子中，魏春雨最小。魏春雨的父亲不识字，但是头脑灵光，记忆力特好，那个年月，农村的日子很难过，但是父亲仍然支持孩子读书，农忙时，即使花钱雇人，也不让孩子们下来帮工。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高考制度中断了十年，魏家有几个孩子也赶上了这个时代，魏春雨的大姐三姐高中毕业当了老师，二姐当了会计，恢复高考后，四姐爱好文艺考了艺校，后来成为一名公务员。
魏春雨是在镇里读的小学、中学，成绩名列前茅，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桦南一中，他很快发现在农村读书的他和县里的同学有差距，更加勤奋学习。第一次高考前夜，他拉肚子拉了一宿，考上的大学不理想，魏春雨不甘心，复读，考上了重点大学——武汉工业大学。
一家的孩子都出息了，他们一家人在当地小有名气，老百姓都很羡慕，津津乐道着。
二、中年绝处幸逢生
而立之年的魏春雨，生活和工作即将迎来新的挑战、机遇与奉献，这样一路扬帆，成绩斐然，该有多美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随后迎来了什么祸福？
魏春雨在给两高的诉江状及恢复工作申请书中，首先自述了以下这段历程。
1、山重水复疑无路
1997年初，我煎熬着，我绝望了，我想从我家的六楼跳下去，想想老婆孩子，我最终没有跳，这痛苦的原因要追溯到一年前。
1995年年末，我在深圳现场配合施工，一天夜里我突然失眠，从此，我就天天睡不着觉。恰巧，没过几天，院里让我乘飞机赶快回来，让我负责一个很大的设计项目。这样，我很快投入了紧张的设计工作，起初我吃安眠药还能睡一会儿，后来吃安眠药也不好使了。
因为设计工作紧张，从1996年的大年初三就开始加班，天天加班，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去医院检查，心里想：等这个项目忙完再去医院检查，再好好休息一下。当时，虽然很难受，我就这样坚持着。不料，就当这套图纸设计接近尾声时，厂方的车型变了，设计图纸全部作废，还得从头设计。我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还是天天加班，还是天天睡不着觉。
我的身体越来越糟，头胀、眼胀，思维也越来越不敏捷。有时，我感觉左眼就像生锈了一样，我就用手揉一揉。心里还是想着：等做完这个项目，我再去医院。
一晃一年过去了，到了1997年初，我的身体实在撑不下去了。我不但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了，整天心烦意乱，脾气也变得暴躁，大脑一点儿都不反应了，我感觉脑袋就象一块石头，同事刚在我耳边说的话，我也记不住，让他再重复一遍，我还是记不住。我不能工作了，这才去医院做的检查，才赫然发现患上了青光眼、脑梗塞、失眠、双眼视神经萎缩。我们请著名教授张晓光做了手术，术后还经常去长春市二院按摩、打针。我的颅压和眼压降了下来，能够睡眠了，心里也不烦躁了，但不是很稳定，不敢看书，也不敢看电视。
在家休息了三个月，我去上班。领导照顾我，没安排我设计任务，只给我拿了一套图纸让我校对，我只看了25分钟，旧病再次复发。于是，我便往长春各大医院跑，西医不管用，又中药治疗了一段时间，也不管用，我的身体又回到了老样子，并且一见到花花绿绿的东西，双脚就像踩在小船上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失去平衡。我什么也干不了了，我已经走投无路。
2、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在我痛苦挣扎时，好心的退休同事，在1998年1月2日给我送来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带。我一口气听完了十四盘录音带，“真、善、忍”的法理深深的折服了我，我前半生不明白的问题仿佛一下子全明白了，我知道我找到了真理，便义无反顾的走入了大法修炼。
1998年1月7日，我刚刚修炼五天，我以上所说的症状全部消失，我又可以用电脑从事设计工作了。而且，没过多久，我的慢性咽炎、慢性胃炎、湿疹等其它病也都好了。十几年过去了，我的眼压从来没有高过，眼睛也没有再痛过。
3、心底无私天地宽
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绝不是为了名和利。学习真、善、忍的道理后，我更能体谅别人的难处，不再找厂家给自己报销单据、不再要回扣。1998年底，我和一些同事到北京顺义汽车制造厂现场服务，“床腿费”660元推脱不掉，我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
修炼后，单位工作随领导安排，我从不挑肥拣瘦。一次，我们部副部长刘必祺把我叫到办公室看他的电脑，问我：给你的项目打的分少不少？我没有看电脑，说：不用看，你看着合理就行了。我们是按打分发奖金的。刘副部长说：“要都象你这样，我们就好领导了”。
修炼前，我周末都和同事打麻将赌博；修炼后，我完全戒掉；修炼前，说话带脏字，修炼后，从没骂过人，言谈举止更文明。
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身心竟然可以这么舒畅，看淡名利，体谅别人，生活变得从未有过的轻松，我的心里充满了光明，人生前程一下子豁然开朗。
三、中共迫害法轮功维护信仰遭绑架
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动用国家资源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邪恶政策。绝处逢生的魏春雨一直在尽力守护着“真、善、忍”的信仰，向民众揭示着中共的谎言，他不仅在维护自己的人权，更是在维护群众的知情权。因此，在中共暴政下，魏春雨生前被绑架五次，他在诉江状中，一一陈述了被迫害的事实。
1、第一次被绑架 非法拘留十五天
1999年8月末的一天，我正在家洗衣服，长春市绿园区四联大街派出所来电话让我到派出所去一趟。到派出所后，教导员问我“法轮功是不是邪教”？我说：“不是邪教，是正法”。就这一句话，警察就给我扣上“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非法行政拘留十五天，片警张志宏开车将我送到汽车厂拘留所非法关押。
2、上访被绑架 在看守所遭受多种酷刑
2000年10月6日，我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炼功请愿，和平抗议中共非法剥夺我们的信仰自由和对法轮功的污蔑诽谤。我先被绑架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后来又被劫持到长春驻北京办事处，我一直被戴着手铐。
在返回长春的火车上，警察收了我的卧铺钱，却让我们五个法轮功学员连铐在一起，挤坐在一张床上。期间，我目睹警察将一年轻女法轮功学员吊铐在过道上，当众侮辱，飞脚踢她的脸，往她脸上吐唾液，扇她的耳光，污言秽语谩骂。
每天，从早到晚，我被逼迫长时间坐板凳，这种酷刑致使我的臀部坐烂。
晚上睡觉，只能侧身，一个挤一个，不能翻身改变姿势，我一睡着就打呼噜，值班的犯人立刻用脚猛踢我的头，将我踢醒，我根本无法入睡。
这是中共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黑牢，没有警察的同意，犯人岂能如此嚣张！
片警张志宏和一汽法制科的李灿英送我去劳教所，当时，我的脚是黑色的，肿的穿不上鞋，劳教所看我的脚伤的这么厉害，拒收。张志宏和李灿英看我伤的这么重，允许我回一汽职工医院治疗。图3、图4的照片就是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在职工医院住院治疗十五天后拍下的。
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非法劳教被解除。
从看守所回家后，我全身长满了疥疮，奇痒无比，每天晚上都无法入睡。单位迟迟不让我上班，逼我写保证书，我被逼无奈写了“不进京、不聚众、不参加邪教活动”的保证。写完后，我痛哭了一个多小时……
3、第三次被绑架 遭暴力洗脑监禁三个月
2001年6月12日，一帮自称是街道办事处的人到我们单位，叫我去“学习班”。我说：我的设计工作接近收尾，现在交给别人，谁也不好接茬，会给工作带来损失的，不能去。他们便原形毕露，逼我写“五书”， 逼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我拒绝，指出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
他们六七个人抬着我硬把我塞进了面包车，绑架到长春市兴隆山洗脑班，外面挂着的牌子是“长春市法制学校“，里面有一座戒备森严的小楼，好像是四层。
设备工程部的刘部长和我一起到了这个小楼的大厅，当刘部长转身离开时，我出于礼貌想送送刘部长，我刚跟进两步，就被赵姓警察一把扯过来，用拳头连续猛击我的头和脸，第一拳就把我的眼镜打飞出去三米多远。中间停一下，赵姓警察问我：“法轮功是不是邪教？”我没有回答，赵姓警察继续打我的头和脸部，又揪我的头发撞墙，直到他气喘吁吁才罢手，他足足持续打了我半个多小时。虐待并没有结束，赵姓警察又罚我在走廊面墙站立一个小时左右，才让我进房间。（第二天，我看见赵姓警察的双手沾满了药用胶布。）
我一进房间，看见一个年轻小伙子，眼睛乌黑，是被警察张征振打的。我还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女法轮功学员扶着墙走路上厕所，据说也是警察张征振打的，这都过了一个多月了，她还痛的不敢走路。
兴隆山洗脑班的“管理“跟监狱相似，只是藏在校园内。我们住一楼，因有地下室，窗前象二楼一样高，窗户上有铁栏杆，夏天也不给安装纱窗，蚊虫频频叮咬。平时，我们不得走出房间，走廊有两个警察把守，上厕所必须请示。有时，警察不高兴了，我们请示上厕所也不让去，就得憋着。我们好长时间才能出去放一次风。
在兴隆山洗脑班，我们被逼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被逼听“地藏经”、被逼着听一个教授讲课，内容是诽谤法轮功的。我在黑监狱洗脑班，被非法监禁、洗脑近三个月了。他们恐吓我说：这个班十一之前结束，再不转化就劳教。
回想我在看守所这二十七天里，就遭到了多种酷刑折磨，为抵制对我进一步迫害， 2001年9月2日，我冒险逃离了洗脑班。从此，我流离失所。
4、在街上发光碟被绑架
2012年7月底，我在街上发神韵光碟，被黑龙江省桦南县新建派出所警察刘晓男、孙昌涛和司机绑架到黑龙江省桦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在国保大队，林学栋、曾劲峰、李绍春、陈玉君参与了对我的非法审讯。当时林学栋还踢了我一脚。我被非法拘禁五小时获释，但他们非法没收了我的大法真相资料和兜子。
5、在街上发真相资料被绑架
2013年6月3日，我在街上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发到了黑龙江省桦南县公安局副局长许长君手中。许长君叫来警察和警车将我绑架到县公安局，交给了政保科科长李晓林。他们非法搜了我的身，没收了我的大法真相资料和真相币。我被非法拘禁两个多小时获释。
四、妻离子散父母含冤离世
我从洗脑班逃离后，妻子承受着恐惧的压力和痛苦，单位又将我非法开除，妻子承受不了这种经济和精神的双重摧残，她泪水已经哭干，又怕影响到儿子的未来，被迫提出离婚，孩子成了她活下去的唯一支柱。
儿子，从十岁起就饱受惊吓，十二岁起就失去了父亲的照顾，连续十几年没见到父亲的面，还要面对社会的歧视和嘲讽，儿子怎能不受到伤害？要是没有孩子外公外婆的照顾，这娘俩是很难维持生活和上学的。
我和二姐、四姐都信仰法轮功，相继遭到绑架关押迫害。大姐经常为我们三人担心、四处奔波营救，一次竟给某政法委书记跪下，被不法官员勒索了不少钱，还患上了眼疾，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我的老父亲，在我被迫害期间，受打击太大，于2001年去世。
1999年，母亲修炼法轮功后，原先的心脏病、脉管炎、神经官能症都得到了康复。但是，迫害发生后，中共当局没收了她的录音机和师父讲法录音带，母亲吓的不敢炼了。尤其是我们三个孩子接连遭到中共迫害，母子连心，老母亲担惊受怕，健康情形每况愈下，于2013年去世。
五、经济损失累计超过150万元
中共迫害法轮功政策之一是经济上截断。1999年底，我院对每个职工补贴2万多元，由于我不放弃信仰法轮功，我被非法剥夺补贴。另外，每年年终多一个月的效益奖工资，也被非法剥夺。
由于我不放弃信仰，我还被单位剥夺了晋升高级工程师的资格，工资收入相应的减少。我被非法监禁在看守所，一直到单位让我恢复上班，这期间几个月的全部工资，被单位扣发。
我们单位职工在2000年左右的平均月收入就在5千元左右，截止到2015年，开除公职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累计超过150万元。
流离失所十几年，我一直没有身份证，很难找到与专业相关的稳定工作，我曾经给学生补过课、当过门卫、打过零工，收入微薄。
失去名利，丝毫不能动摇我修行的意志，只是，可惜了我多年寒窗苦读积淀下的智慧和能力，不能贡献给社会。
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给我本人、我的家人、我的直系亲属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摧残。要求立案侦查，依法制裁被告。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捍卫我的合法权利，更为了免于中华民族沦陷于道德崩溃的泥潭，特对江泽民提起刑事诉讼。
结语：
2018年，魏春雨回到久违的长春，将名下的住宅楼送给儿子，办了一个身份证，专门去阔别已久的单位送上了那份沉甸甸的恢复工作申请，单位的人叫他等着，一直到他离世，也没收到单位的消息。
信仰和家庭、工作之间本不矛盾，但是，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下，信仰和暴政之间已是生死的较量。
魏春雨渴望拥有健康、思想自由、人身自由，他想活着，他选择了信仰，这些本是生而为人的最基本人权，但是，中共却剥夺了他的工作、婚姻、健康、自由、甚至是生命。
谨以此文，纪念法轮功学员魏春雨，希望人们记得，有那么一个人，他曾经在最黑暗最艰难的时期，为信仰和道德坚守过，为了让人们看清前行的路，他曾经在暗黑中高举着真相的火炬，艰难的向百姓传递着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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