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二零年五月二日】在国内发行量最大的中学生报纸《中学生导报》上，最近刊出一首题为《新冠病毒哭了》的诗歌：“我要走了/我要回美国去/回到美国我就到家了/真后悔到中国来/在这里我实在混不下去了/……中国政府太狠了/中国白衣天使太玩命”。

很多家长看到这首“毒诗”要哭了：诗中对中国抗疫的洋洋得意、对美国的仇视教育令人惊诧，似乎必须仇视他人，才能证明自己爱国。难道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没有同情心吗？这就是我们的爱国教育吗？

现在网络最流行的词是“给别人递刀子”，武汉作家的日记在海外出版被称为“给美国递刀子”，谁要再喊“追责”，谁就被打成“站在美国一边”。上海医学专家因建议多牛奶吃鸡蛋别喝粥，而被说成崇洋媚外，被人画了一幅“坚决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张文宏”的漫画。甚至连留学生在朋友圈里说句在国外“挺好的，不用担心”，都会遭到围攻，因为在某些人眼里，“爱国=反美”。

爱国不是口水战

在民族主义变成民粹的时候，有什么比将与其言论与自己不同的人说成“卖国贼”更能显示自己的“爱国”热情呢？至于他们自己是否真的爱国就不重要了。

中国民族主义，旧时多称中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近代中国出现的民族主义政治主张与意识形态，不同于大汉族主义等主张单一民族建国的地方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中国民族主义主张在凡拥有中国国籍的各民族人民都为中华民族一员，由各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建立中华一统国家的国族认同。

民粹主义（英语：populism）是人民或群众的意思，意指平民论者所拥护的政治与经济理念，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通常是精英主义的反义词。在罗马共和时期，有一群被称为平民派（拉丁语：Populares）的政治人物，推动以罗马公民举行的公民大会，来替代由元老院，进行决策。与他们对抗的是贵人派。贵人派认为，人民缺少知识与统治能力，易受煽动，将权力交给人民，将会带来暴民政治。

九十年前，梁漱溟与胡适之间曾有一场著名的争论，梁漱溟问胡适，大家公认中国第一大仇敌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其次是封建军阀，为什么你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胡适回答：什么都归咎于帝国主义，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同叩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胡适曾多次告诫学生，不要呼喊那些大而无当的口号。爱国，只需要一些口水罢了。

再说，爱国也不是说出来的，不是想叫人爱国就能爱国的。最近，微信公号“英国红领巾”在深夜让大家聊聊，哪个瞬间让你为祖国而感到自豪，没想到激发了留学生们的眼泪。有人说，搞了几个包机接回几百人就大肆宣传，如今还有140万留学生在海外，中国是“唯一一个限制本国公民回去的国家”，并且留学生们在本国社交网络被骂成筛子。

“了不起的王女士”说：我可以接受政府说很难，留学生无法回来。既然这样，那就老老实实承认，当下留学生就是被牺牲放弃的群体。但是你不可以一边放弃留学生，一边高喊中国牛X远超其他国家，并且绑架我们也要爱国，我做不到。尤其是看到韩国同学、台湾同学回国只花几千元，而我几万元也买不到票的时候。

批评就不是爱国吗？

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声音会是怎样？提出批评、希望改进就不是爱国吗？如果不是当时对湖北官员抗疫不利、一线医生没有得到红十字会抗疫物资等问题呼声很高，湖北能走马换帅吗？一线医生又得死伤多少？所以，负责任的批评同样是爱国。

习惯了中国式报道疫情的国人，可能会觉得美国快完蛋了，因为美国媒体天天充斥着指责、悲愤、悲痛，一句话就是“满满的负能量”。如《纽约时报》4月9日头条新闻《美国失业人数预计将激增百万人》，《华盛顿邮报》4月10日头条：在疫情危机的当下，陷入现金荒的医院和医生组织让医务人员走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发表文章标题就是《特朗普还有人性吗？》，这样的追责文章比比皆是，还有很多描述普通人苦难的报道，在国内可能会被骂成炒作苦难、“卖惨”。

这么多负面报道，难道是美国人不爱国吗？是美国媒体不爱国吗？美国的家丑，干嘛要让外人知道，这不是在“给外人递刀子”吗？

有人认为爱国就得内外有别，家丑不能外扬，实际上是在包庇制造家丑的人。

谁害怕外扬呢？就是作恶者。

假丑恶的东西是最怕见光的，最怕外扬。说家丑不能外扬的人是重面子不重里子，宁愿丑恶的东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也要捂盖子，不让外人知道。问题长期存在，就是不让外扬所致，因为公开透明才最好的防腐剂。

真的能捂住吗？

有句话叫“纸包不住火”，还有一句话叫“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些人没有能力处理家丑，就处理外扬家丑的人，最后家丑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脏乱差，这才是真正的“碍国”！

追责的实质是依法治国，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武汉的失误后果极其严重，为何不能追责？难道这段不堪的历史不该被真实记录下来吗？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因撰写揭露斯大林时代恶行的《古拉格群岛》，而被迫流亡国外，这本被认为是破坏苏维埃政权形象的作品也成为禁书，最早是在巴黎出版的文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引起震动。后来怎么样呢？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执行“去斯大林化”，因为这是大势所趋，全世界都看到苏共的邪恶，看到独裁者斯大林的邪恶。这本书后来成为俄罗斯学生的指定阅读作品。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他虽然抨击俄罗斯政府，却两次受到俄罗斯政府嘉奖。

极端爱国主义的危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视为美德，其中包含的是和为贵、重礼度的内涵。然而，到了极权政府这里却变了味，从“和气”，变为“战狼”，不能包容别人、尊重他人，不允许别人和自己不一样。极端的爱国主义者会极端强调集体性的高度一致，对于道德与传统，他们实质上是否定的，而这正是危险所在。

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爱国=反犹”，所以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成了反犹主义者，因为没有人敢“不爱国”，结果导致600万犹太人被屠杀。

赫尔曼·戈林，这位希特勒的干将，本来并不是一个强烈的反犹主义者，私下甚至对犹太人有点同情，他的副手米尔奇还有一个犹太人的父亲。但是为了表现出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忠诚，他支持1935年制定的纽伦堡排犹法，提出一系列迫害犹太人的举措，并于1941年直接下达了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命令。

中国十年文革上演的不也是这一幕吗？

为了效忠毛泽东，多少人被打死，多少人被扣上大帽子。上个世纪70年代曾发生过一起轰动全国的“蜗牛事件”，这或许也是当今舆论场的一面镜子。

1972年国务院批准四机部以7300万美元引进彩电生产线，当时准备从技术最先进、最齐全的美国RCA公司引进生产线。中国考察组前去考察，顺道去了生产玻璃壳的美国康宁公司——就是现在还在大量生产手机屏幕的公司。康宁公司送了中国考察组每人一只公司生产的玻璃蜗牛工艺品。事后，四机部第十研究院的一位政治宣传干事直接向江青告密，称康宁公司讽刺挖苦中国为“爬行主义”，所以才别有用心的送蜗牛。

江青如获至宝，并写信给告密者：“我很欣赏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已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起来，决不接受任何美帝国主义的羞辱。”并一口咬定引进彩电生产线是崇洋媚外，最后没要美国的生产线，四机部检讨的大字报也到处张贴。并且推而广之，全国查处国外送礼，说日本人送的乌龟工艺品是讽刺我们发展慢，有的国家送的黄牛雕塑是讽刺老牛拉破车。原来7300万美元能引进的，拖到6年后才从日本引进，代价是1.6亿美元。中国人看彩电的权利竟被小小的蜗牛拖延了6年。

极端的爱国主义者，不问事实，不问是非地扣帽子，大字报、漫画已经在网上出现，文革思潮在当今死灰复燃，就是因为这些人没有明白什么才是爱国。

18世纪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专制的十恶》中指出的“十恶”就包括：没有人性的政治，没有思想的崇拜，没有良知的知识，没有真实的历史，没有独立的精神，没有制约的权力。人们只有清除共产主义专制的毒瘤，才能彻底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