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一日】
第十六章 环保主义背后的共产主义推手（上）（下）
目录
前言
1.环保主义的共产根源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2）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的态度一脉相承
3）生态马克思主义
4）生态社会主义
5）绿色政治：绿色是新的红色
6）生态恐怖主义
7）“绿色和平”后面的不和平
2.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
1）科学“共识”的历史
2）“共识”的确立和巩固：在科学界统一思想
3）怀疑派科学家为何不认同“共识”
4）环保主义科学家为什么偏爱“灾难”理论
3. 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1）渗透政治，构筑全球政府
2）打击资本主义
3）发动媒体攻势，压制不同声音
4）操纵“民间”团体，发动街头革命
5）反人类主义的新宗教
结语：信神敬天，恢复传统，走出环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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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球是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人类提供了食物、各种生存资源与发展条件，让人类繁衍生息，绵延数千年。
人类与自然环境密切互动，中西方传统文化都强调人与自然的良性共生关系。一方面，“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1]即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万物可以被人类善用﹔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需要遵循天地之理，用之有度，主动维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西方传统文化认为，自然环境是创世主恩赐给人类并交给人管理的，因此人类对自然环境应当珍惜并善加利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究的是万事万物的均衡发展，互不相害。《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对环境的保护。据史料记载，大禹时，“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2]曾子说：“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3]这些都表现了取物有节、珍惜、保护生态的思想。
近现代工业革命后，工业污染对自然生态造成了破坏，让人们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实行各种相关法令与保护措施之后，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环境大为改善。在此过程中，人的环保意识大为增强，他们对自然的爱护和改善环境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需要区分几个概念：环境保护、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环境保护，顾名思义，就是对环境的保护。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就有了人类对环境的保护。这种环保活动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无关。环保运动是针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其主体是通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媒体攻势和复杂巧妙的政治运作，改变有关环境的政策及大众心理和行为习惯。环境保护主义，简称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又译环境主义），是一种强调保护环境、人和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环保运动和环保主义的来源与共产主义并不相同，但共产邪灵善于绑架群众运动、操纵和利用社会形势，因此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出现之初，共产邪灵就系统安排了对其的绑架和利用。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环保主义背后的因素极其复杂。它用动人的说辞、利用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政治运动。参与其中的不乏善良、有正义感、真正关怀人类前途命运的人。但这场运动背后的因素却是共产邪灵，它利用环保的道德制高点来推进自己的图谋。在这场运动中，环保被高度政治化、极端化甚至宗教化﹔传统的道德基础被忘却，误导性宣传甚至各种强制性的政治手腕成为主导因素。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本文将着重探讨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哪些联系，环保主义如何被劫持、变形，以及它将带来何种影响。
1.环保主义的共产根源
为了最终毁灭人类，共产邪灵做了多方面的周密准备。共产主义发端于欧洲，又发动暴力革命在东方的两个大国──俄国和中国──掌权，共产阵营和西方社会在冷战中长期对峙。在苏联东欧共产阵营垮台后，共产邪灵企图启动在东西方社会同时布置的共产主义因素，建立管控严密的全球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邪灵必须制造或利用一个足以威胁全人类的“敌人”，恐吓人类让渡个人自由和民族国家的主权。制造全球性的对环境和生态灾难的恐慌可以说是其一个必然的选择。
1）环保主义发展三阶段
环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与共产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而言，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论酝酿期，这一阶段可以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一直到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在这个阶段初期，马克思及其门徒没有把环保主义作为其理论论述的重点，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观点天然地与环保主义的主要倾向相吻合。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是跟自然（即环境）相对立的。马克思的门徒造了“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环保主义在某些学科内部悄悄酝酿。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十年，即1960年至1970年，两本畅销书《寂静的春天》（1962）和《人口炸弹》（1968）在美国登场，环保主义借“环境保护”概念进入公众视野。
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举行的第一个地球日活动。1972年联合国召开第一次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这个阶段各种组织迅速产生，各种活动增多，在美国、欧洲都进行了规模不等的宣传、抗议、“科研”、立法、会议等攻势。从宏观上来说，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运动是西方内部共产邪灵因素的一次展示和阅兵，它们以民权运动、和平反战运动的名义登上政治和社会舞台，但共产主义因素数量巨大，来势汹汹，它们迅速蔓延到女权运动、同性恋合法化运动等不同类型的反资本主义战争当中。70年代以后，反越战运动退潮，共产主义因素一部分进入体制内，发起“体制内长征”，另一部分充实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当中，这是环保主义势力高涨的根本原因。70年代扛起环保主义大旗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是反文化运动的主力──嬉皮士们。事实上，共产邪灵正在加紧准备在两大阵营的对峙结束之后，用环保主义的旗帜重新包装自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另一个不叫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高潮。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冷战结束的前夜。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下文将使用该机构简称IPCC）成立，“全球暖化”这个概念开始进入政治领域。[4]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曾经召开国际环境会议，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发言中倡议建立国际环境监测系统，签署建立“环境保护特区”的盟约、支持联合国环境方案，并在巴西召开后续的环境会议。[5]我们随后看到，西方环保主义者对这些提议几乎照单全收。美国政界要人发表公开信《致全球暖化论的怀疑者》，“全球暖化”成为这个阶段环保主义者（其领头人是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者）给人类塑造的主要敌人。利用环境保护借口进行的宣传骤然升级，环境立法、环境公约数量迅速增多、规模加大，环保主义成为限制各国公民自由、剥夺民族国家主权、限制打击西方自由社会的主要工具。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前共产党人、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和同路人纷纷改弦更张，加入环境保护运动，环保主义和环境运动骤然升温，变得声势浩大，同时具有了更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
2）环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环境的态度一脉相承
在东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来，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于地球上其他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同理，自然环境也是神给人创造的，人有爱护自然环境的义务﹔自然环境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眼里，人的生命并没有这样的特殊之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断言：“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6]既然这样，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质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与动物、植物没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护自然的名义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国化学家、马克思的同事李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关于有机化学的著作中，抨击英国农民使用进口鸟粪作为肥料。英国农业受益于鸟粪这种高效的肥料，作物产量大增。到19世纪中期，英国人的食物来源充足，质量上乘。鸟粪生意使各国商人、英国农民、英国大众等多个方面同时受益。李贝希为什么要谴责这种做法呢？他的“道德义愤”出于四个理由：第一，搜集鸟粪过程中会对大自然造成破坏﹔第二，商人用低工资剥削了工人﹔第三，粮食丰产，刺激了人口增长，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粮食，这超过了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着更多的粪便和垃圾。[7]
当时正在埋头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仔细研读了李贝希的作品，他称赞后者“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发现了现代农业的负面即毁灭性的一面”。[8]同李贝希一样，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资源创造财富的努力都看成恶性循环，他的结论是“理性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兼容的”。[9]
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发动政变后，迅速颁布《土地法案》、《森林法案》等，把土地、森林、水源、矿产、动植物资源收归国有，不准人民擅自开发利用。[10]
美国作家布莱恩‧萨斯曼在《生态暴政》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列宁的思路和今天的环保主义者高度一致，那就是：没人有权利从自然资源中获利，“不管是拯救森林、鲸鱼、蜗牛还是气候，所有理论的基础都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信仰，即这种获利方式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尽快阻止，会最终毁了这个星球。”[11]
这场全球性的环境运动涉及了为数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媒体人等，我们这里无暇一一列举其思想言论和所作所为，但有一个人不能忽略，他就是联合国环境署的创办人、筹办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斯特朗的姑姑是著名的亲共记者、在中国度过余生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莫里斯‧斯特朗深受他姑姑的影响，他将自己描述为“在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者，在方法论上是资本家”。有人认为斯特朗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权力追求者”，“他的观点与最激进的环保主义街头抗议者一样激进，但他没有在全球会议上对警察设置的路障声嘶力竭地喊口号，而是在会场内部以秘书长的身份挥舞著主持会议的木槌。”[12]斯特朗领导的联合国环境署发表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如出一辙：“土地私有权是积累财富的主要工具，有助于导向社会不公。因此，土地使用权的公有是必须的。”[13]莫里斯‧斯特朗退休后选择在北京定居，于2015年去世。
已故前苏联问题专家、对“谣言战”有深入研究的娜塔莉‧格兰特‧瓦拉加（Natalie Grant Wraga）曾写道：“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攻击西方的一切的主要工具。可以用保护环境这个借口，实行一系列破坏发达国家工业基础的措施。它还可以通过降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引入共产主义价值观来实现捣乱的目的。”[14]事实上，环保主义思想不仅仅来自于前共产阵营。共产邪灵在东西方同时布局，在自由世界内部也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环保主义的各种学派、团体、运动、政策，很多都与共产主义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将举例加以说明。
3）生态马克思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提出生态概念的英国人雷‧兰克斯特（Ray Lankester）和亚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都是费边主义者（费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兰克斯特是动物学家，是马克思的年轻朋友。在马克思晚年时，兰克斯特是马克思家庭的常客，也是参加马克思葬礼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兰克斯特曾写信给马克思，称他正“以极大的乐趣和受益”了解后者“在‘资本论’方面的伟大工作”。坦斯利是他那一代英国最重要的植物生态学家，“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个词就是他造出来的，是“英国生态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坦斯利在伦敦大学学院上学时，深受兰克斯特的影响。[15]
从兰克斯特和坦斯利身上可以看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当然，生态学与环保主义并非一回事。生态学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环保主义特别关注生态灾难。不过，生态学能够为如何界定生态灾难提供理论基础，与环保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就是从生态学衍生出来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概念之外，加入了生态危机概念﹔扩展了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加入了生产与环境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危机、双重矛盾理论。用理论性的论述来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被称为第一个矛盾﹔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与生产条件（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就是第二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第二个矛盾导致生态危机。[16]
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资本主义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所描绘的因为经济危机而走向灭亡，反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于是，第二个危机──生态危机，就成了共产主义充分利用的工具。左派学者们给环保运动寻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更是为环保主义的激进化推波助澜。
4）生态社会主义
顾名思义，生态社会主义就是把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绑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所以，又被人戯称为“西瓜”──外面是绿的，中间是红的，或者“红绿帮”（Red Greens）──把社会主义的一些典型诉求，比如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加入到了生态学中，明确地要用环保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最能表现生态社会主义立场的，就是2001年由乔尔‧柯维尔（Joel Kovel）和迈克尔‧洛威（Michael Lowy）发布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柯维尔曾寻求2000年美国绿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没有成功。另一作者洛威是托派“第四国际”（Trotskyist Fourth International）的成员。宣言称，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生态危机，必将被生态社会主义代替。在他们看来，生态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或者派别，而是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名字。[17]2002年柯维尔出版了新书《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详细阐述了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主张用更激进的新方向来改变现状。[18]
5）绿色政治：绿色是新的红色
当环保主义进入政治，就产生了绿色政治（green politics，也称为生态政治，ecopolitics）。世界各国成立的绿党，就是绿色政治的产物。通过参与地方和国家选举，企图进入决策圈来实施其理念。绿色政治的范围通常并不完全局限于环保，而是掺入了社会公正、女权主义、草根民主、反战与和平主义等。“全球绿党（Global Greens）”就是这些绿党形成的一个国际组织，2001年发布了《全球绿色宪章》，具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打着平等的口号，甚至要把人与动物平等看待。[19]
由于环保主义常常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导，再加上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后，许多前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残留力量开始组建绿党或者加入现存的绿党，使得绿党中很多人都在意识形态上偏左，所以出现了一个词叫“绿左”（Green Left）。
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曾想复出政坛，但极不顺利，于是变身为环保主义者，发起成立了“国际绿十字会”（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显然，戈尔巴乔夫会把共产主义因素带入他的环保事业，言辞之间总是有鼓吹建立世界政府方能制止环境灾难的意味。[20]
西方各国的共产党直接参与环保运动的也不少。澳大利亚的“绿色禁令”运动（Green Ban）的发起人之一杰克‧蒙代伊（Jack Mundey），本身就是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成员，他的妻子是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全国主席。[21]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第一个地球日，1970年4月22日（星期三），正好是列宁诞辰100周年。是巧合吗？也许。但是在左派主导环保运动的情况下，很多人相信这不是巧合。
6）生态恐怖主义
环保主义受左派影响，从一开始就比较激进。它有许多激进的分支，包括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等等。其中还有一些特别激进的，比较广为人知的组织包括“地球优先！”（Earth First！）、“地球解放阵线”（Earth Liberation Front）等团体，它们采用直接行动以阻止破坏环境的行为（比如放置炸弹和纵火），被称为生态恐怖主义（Eco-Terrorism）。
“地球优先！”兴起于1979年，口号是“保卫地球母亲，绝不妥协！”（No Compromise in Defense of Mother Earth!），主要是针对伐木、水坝建设等项目采取直接行动。一个著名的做法就是采用“树坐”──坐在树底下或者爬到树上──来阻止伐木。“地球优先！”的这些做法吸引了很多新成员，包括具有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反主流文化背景的人士。1992年其中更激进的成员发起了一个叫“地球解放阵线”的分支，手段则是纵火。2000年底，美国长岛上的9栋豪华别墅，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因为它们是建在一片天然的桃园中。地球解放阵线，这个臭名昭著的环保恐怖组织，像往常一样，纵火后理直气壮地留下“你要建，我就烧（If you build it,we’ll burn it!）”的标语。200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地球解放阵线”是美国最大的国内恐怖主义威胁，它造成1200多起“犯罪事件”，造成数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22]
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超过普通的政治诉求和社会上的观点分歧。共产邪灵用“恨”的因素使环保主义者变成和恐怖份子无异的环保恐怖份子。
7）“绿色和平”后面的不和平
1971年成立的“绿色和平”是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在40个国家都有办公室，年收入超过3.5亿美元。“绿色和平”也是世界上最激进的环保组织之一。
绿色和平的共同创办人、1977年离开绿色和平的保罗‧沃森（Paul Watson）曾说过，“大卫‧麦克塔加特（David McTaggart，原绿色和平主席）成功的秘诀就是绿色和平组织成功的秘诀：无所谓什么是真的，有所谓的是人们认为是真的……媒体说你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绿色和平成为神话，成为了产生神话的机器。”[23]
派翠克‧摩尔（Patrick Moore）也曾经是绿色和平环保组织的一位共同创建人，曾经非常投入地致力于环保事业。他后来辞去了“绿色和平”的职务，因为他发现这个组织政治上已经急转弯到了左派，[24]演变成一个极端主义和具有政治议程的组织，比如对广泛的工业化学品都怀有敌意，其政策是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科学。[25]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是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激进环保组织的策略。在这一点上激进环保主义与共产主义高度一致。2007年，六名“绿色和平”成员因为爬入英国一家燃煤发电厂搞破坏，造成了大约3万英镑的财产损失而被起诉。他们承认试图关闭电厂，但他们声称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更大的损失（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灾难）。法庭最后认同他们的行为无罪。此前“绿色和平”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的法庭胜诉记录，包括破坏核电厂、汽车公司甚至喷气战斗机制造厂等等。[26]许多有识之士担忧，照此逻辑，合法与非法界还有界限吗？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乌托邦的邪说把杀人放火、抢劫财产合法化﹔披上绿色环保外衣的共产主义变种则鼓吹环境灾难，以此变异人的价值观。上例中“绿色和平”成员成功说服陪审团接受其犯罪动机的“正当性”，正反映大面积人群受到蛊惑，接受了似是而非的邪说。让人抛弃神定下的普世价值，正是魔鬼毁人的手段。
2.气候变化“共识”的迷思
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围绕这个话题的公众争论也异常热烈，无论是媒体、公众还是政治圈，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最常见的说法是“由于人类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全球变暖，并将导致危险的气候灾难”。同时强调这一结论是科学家的共识（scientific consensus）或者科学定论（settled sience）。在一些环境主义信徒眼中，反对这一结论的不但是“反科学”，也是“反人类”。前述破坏电厂的“绿色和平”成员之所以被判无罪，就是因为请到了鼓吹这种“共识”的知名专家为其提供证词，声称电厂每天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将导致多达400个物种被灭绝等等。
科学界真的达成共识了吗？美国科学院院士、前麻省理工学院大气科学教授理查德‧林岑（Richard Lindzen）撰文表示“气候科学还没有定论”。[27]前美国能源部科学副部长、纽约大学教授史蒂夫‧库宁（Steven Koonin）也撰文说“气候科学尚无定论：我们远未具备足够的知识来制定好的气候政策”。[2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醒读者，“公众基本上对气候科学界内的激烈争论毫无所知。在最近的一次国家实验室的会议上我观察到超过100名来自政府或者大学的研究者互相争辩，试图努力把人类对气候的影响从自然的气候变化中区分开﹔他们争论一些绝非无足轻重，而是我们﹝对气候的﹞根本认识方面的问题，比如明显的却出乎意外的过去二十年海平面上升减缓。”[29]
总的来说，地球表面温度自1880年以来总体上有所上升，人类正在向大气中添加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对地球有升温作用──科学家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没有什么异议。然而，最重要的问题，也是科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变暖是由人类活动的原因主导还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21世纪末地球将变暖多少？人类有能力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吗？变暖是否会造成“灾难”？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科学界似乎确实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共识”或者形成了某种“定论”：因为反对“共识”的声音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媒体和学术期刊上。
前美国航太署（NASA）主管、物理学家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博士在2007年接受国家公共广播（NPR）的采访时说：“我毫不怀疑全球变暖的趋势存在。﹝但是﹞我不能肯定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去假定它是一个问题，就等于是在假定今天地球气候的状态是最佳气候，是我们可能拥有或曾经拥有的最佳气候，我们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它不会改变。”[30]
他进一步解释道，“首先，我不认为人有能力确保气候不会改变，数百万年的历史显示气候不断在变化﹔其次，我想我会问哪些人──在哪里和何时──被赋予特权，来决定我们今天的这种特定气候、现在的气候是所有其他人﹝认为﹞的最佳气候。我认为这对人们来说是一个相当傲慢的立场。”[31]
他虽然试图表达科学应该采取谦逊的立场，但马上遭到媒体和一些气候科学家的强烈指责，甚至说他的言论显示了“傲慢”的态度。第二天他在强大压力下被迫道歉。[32]
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他在另一次受访时评论道：“我个人认为人们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已经走得过分了，以至于从技术层面讨论这个话题简直是不合法的。它几乎获得了宗教地位，我觉得这令人遗憾。”他对“科学共识”的看法揭示出气候问题上的所谓“共识”，其实不是科学过程。他认为科学向前发展是争论的结果：“你建立一个理论，发布你的数据，完善你的概念，然后别人驳倒它，或尝试驳倒──这是科学共识的发展方式。”[33]很显然，千方百计阻止科学争论，其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精神的。
英国皇家气象学会院士、前欧洲中尺度天气预报中心（ECMWF）主任伯格斯顿（Lennart Bengsston）教授在加入全球变暖政策论坛（GWPF）学术咨询委员会（一个挑战气候变暖理论的智库）后，由于其在专业领域中卓著的声望，受到全世界同行的关注和巨大压力。两周后他被迫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解释道：“巨大的集体压力”使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同事们不再支持我，合作的同事退出联合作者”等等。“在气象学这样一个原本谐和的圈子里，我永远料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显然它近年来已经发生了转变。”[34]伯格斯顿的观察是对的，“近年来发生的转变”是该学科被魔鬼劫持和操纵的结果。
事实上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谓科学共识，已经把一种气候变化理论变成了教条。它也是当代环境主义的一个最重要信条，不能容忍任何挑战。接受信条的科学家、媒体与环境主义活动家共同渲染灾难和恐惧。这个教条是环境主义背后的魔鬼恐吓人类、使人听其摆布的重要工具。围绕这个教条的建立和巩固过程，我们也不断看到共产魔鬼的毒牙利爪、其“骗”和“斗”的基因。
1）科学“共识”的历史
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它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大约每隔五年评估已有的科学研究并发布气候变化问题的权威声明，建立气候问题上的“科学共识”，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35]报告中列出了包括领衔作者、参与作者和评审专家的数千人名单。从此，报告结论就常常被说成是全世界数千名顶尖科学家的“共识”。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文简称框架公约）声明，要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注意声明首先已经暗含了假设：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引起的，并且会造成危险）。随后，IPCC被赋予一项任务：鉴定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以及气候变化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危害。[36]框架公约声明所包含的前提假设是人类为造成危险气候的元凶，这就等于给IPCC的“鉴定”限定了方向。其次，如果气候变化不会造成危险，或者不是人类造成的，那么就不需要制定什么政策，为政策制定而设立的IPCC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冲突”也局限了IPCC的关注方向。[37]
结合以上历史来看，就不难理解围绕IPCC共识的建立过程发生的以下事件：
a）IPCC报告删除不确定性陈述
IPCC第二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1995年）发表前夕，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erick Seitz）博士得到了一份拷贝。塞茨博士发现在评审科学家审核通过之后和印刷之前，文本进行了大幅改动，有关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不确定性的描述都被删除。塞茨博士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道：“在我作为美国科学界成员的六十多年里，包括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和美国物理学会会长期间，我从未见过同行评审过程比这更令人不安的腐败。”[38]被删除的文字包括：
“没有研究证据明确表明我们可以将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具体原因归结为温室气体增加。”
“到目前为止，没有研究将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全部或部分归因于人为造成的原因。”
“在气候系统总体自然变率的不确定性降低之前，任何声称检测到重大气候变化的主张都可能存在争议。”
虽然IPCC后来宣称所有改动都经过相关作者同意，但这种改动至少暴露了报告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IPCC的评估报告并不进行原创研究，它主要是总结现有的研究。由于现有研究中存在大量的分歧观点，为了达成既定的“共识”，报告在最终结论中抹去了异议。
2000年4月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TAR）草案的原始文本指出：“人类对全球气候产生了可分辨的影响。”随后的10月版本变成：“人类增加排放的温室气体可能对过去50年中观测到的变暖有显著作用。”然后在最后的官方总结中，语气更加强硬：“过去50年观察到的大部分变暖非常可能﹝即可能性达90%﹞是由于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发言人被问到有关这些措辞变化的科学依据时，他的回答很诚实：“没有新科学﹝发现﹞，但科学家们希望向政策制定者提出明确而强烈的信息。”[39]
简而言之，框架公约给IPCC布置了有明确答案的家庭作业，IPCC按照要求递交“满意”的答卷。
b）IPCC报告强化“灾难共识”
法国巴斯德学院的教授保罗‧瑞特尔（Paul Reiter）是一位疟疾和其他昆虫传染病方面的权威，由于不同意IPCC的报告，他不得不威胁要对IPCC发起法律诉讼，才把自己的名字从所谓支持IPCC报告的“2000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作者名单中拿掉。他说：“IPCC（报告）看起来好像是所有顶尖科学家的共识，这不是真的。”[40]他在2006年4月25日在美国参议院的证词中说：“辩论中令人痛苦的是，这种虚假的‘科学’在公共论坛上得到了有影响力的‘专家’小组的认可。我这里特别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每五年，这个联合国组织就气候变化的各个方面发表‘世界顶尖科学家的共识’。除了遴选科学家的过程令人生疑之外，这种共识也只是政治的，而不是科学的。”[41]
环保主义者一直宣传疟疾等昆虫传染病将随着气候变暖而肆虐。这也是IPCC的主要论调。如彭博社2007年11月27日报导，“根据联合国报告称，全球变暖将使数百万人面临疟疾和登革热的风险。”[42]但瑞特尔教授不接受气候变暖和传染病扩散的简单联系。
他指出，疟疾肆虐并不局限于热带。大规模的疟疾爆发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前苏联，甚至北极圈附近的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都有3万疟疾病例，造成了上万人死亡。[43]根据《自然》杂志2011年的一篇报导，科学家发现蚊子在温度升高的时候其疟疾传染性反而会降低。[44]这证实了瑞特尔教授的立场。
另一位科学家退出IPCC的经历也表明，后者的“灾难共识”成为其运作文化的一部分。美国海洋大气局飓风研究专家克利斯朵夫‧兰德西（Christopher Landsea）是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2005年1月，他退出了IPCC。他在公开信中说：“我认为这一过程既受到预先设想的议程的推动，又受到不健全科学的影响。”他恳请IPCC确认该报告将坚持科学而非故意危言耸听。[45]
兰德西对于飓风与气候变化关系的认识与所在小组的领衔作者（飓风研究非其专长）有分歧，后者不顾事实地强调气候变暖会引起更强烈的飓风。兰德西指出过去的研究表明，从历史记录上看不出这种联系，从理论上说，即使有联系也是微不足道的。
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地球科学家大卫‧德明（David Deming）因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利用冰芯重建北美150年的历史温度资料，而被“共识”理论提倡者视为同道。一次IPCC领衔作者之一发电子邮件给他：“我们应该﹝从历史记录曲线中﹞抹掉中世纪温暖。”[46]中世纪温暖指的是大约在公元950年至1150年北大西洋地区的气候变暖时期，在气候变化历史曲线中抹掉这一变暖现象可以凸显当今的变暖是“前所未有”的。
诸如此类的事件很多。美国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多夫‧霍尔纳（Christopher C.Horner）在其著作《炙手可热的谎言》（Red Hot Lies）中列举了原IPCC作者反对IPCC结论或者其政治化运作的许多专家。[47]他们对IPCC的所谓“共识”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和挑战，可悲的是，在现在的学术和媒体环境下，他们的声音被无情地边缘化了。
2）“共识”的确立和巩固：在科学界统一思想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所谓“共识”的确立和巩固，是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操控人类，放大灾难意识以帮助其变异人类价值观，并最终在人间建立超级政府，推行共产主义的主要步骤。这一步骤主要是在科学界完成的，但是同时也借助了媒体、政府和学术机构的共同力量。
任何科学家不管其学术声望有多高，一旦公开表达对所谓“共识”教条的怀疑，马上就会面临来自同行以及所在学术机构的巨大压力，逼迫其就范。在共产极权社会中生活过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只不过那些受到压力的人质疑的是共产党的教条。
大卫‧拜勒米教授（David Bellamy）是英国知名环保活动家、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主席。但当他公开表示不相信全球变暖理论的“共识”教条之后，皇家野生动物基金会发表声明表示不满。[48]随后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基金会主席，从前尊敬他的环境主义者转而认为他智力有问题，或者是接受了石油公司的钱。[49]
亨克‧特南克斯（Henk Tennekes）是荷兰皇家气象学会的主席，由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支持“共识”的教条，他被解除了职务。类似的，世界气象组织官员阿克塞‧温尼尔森（Aksel Winn-Nielsen）被IPCC官员诬蔑为“工业界的工具”﹔意大利的研究者阿方索‧苏特拉（Alfonso Sutera）和安东尼奥‧斯派兰扎（Antonio Speranza），在他们质疑气候变暖理论之后，再也没能力获得研究基金。[50]
美国州气候学家协会的前任主席、弗吉尼亚大学气候学家迈克尔斯（Patrick J.Michaels）在其著作《气候之极端：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全球变暖科学》中列举了许多环保主义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压制科学异议达到“共识”的例子。由于他坚持气候不会导致灾难，这种乐观立场和“共识”教条不一致，有一天他被州长告知不能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发言。他最终选择了辞职。另一位州气候学家、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乔治‧泰勒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泰勒最终被迫辞职。前特拉华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大卫‧莱格次（David Legates）博士是特拉华的州气候学家，同样地他也被州长告知，不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以州气候学家的身份发言。华盛顿州的气候学家助理马克‧奥尔布莱特（Mark Albright）被炒了鱿鱼，因为尽管被老板警告，他还是向询问的新闻记者和本州公民用电子邮件发送了关于卡斯卡德山降雪的全部记录，而不是挑选其中（看起来显示气候变暖）的部分记录。[51]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气候学家的专长领域──气候科学问题而不是州的政策问题。在共产国家里，政治粗暴干涉科学的情形不少见﹔在西方国家里，魔鬼利用环保主义政治不引人注目地干涉学术自由。
对“共识”教条有所怀疑的学术研究很少见诸学术期刊，这一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迈克尔斯教授在1990年英国四频道的电影《温室阴谋》中谈到：一个人的观点如果是政治上不被接受，那就会有麻烦。他的论文被不止一家学术期刊拒绝发表，他曾经向学术期刊编辑询问为什么，得到的答案是，他的论文必须通过比别的论文更高的评审标准。需要提醒的是按照1990年的IPCC报告，当时的认识是：全球变暖的幅度“和气候自然变化相当”。所以迈克尔斯的观点虽然和其他许多人不同，也不能算作非常“异端”。但是建立“共识”的目标早已经定下，魔鬼指挥各方面朝目标努力。
政府资金的倾斜对“共识”的形成与巩固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人类引起全球变暖并会带来灾难的假说把气候变化研究推到了为决策者提供咨询的地位，因此支持这一假说的研究自然就会获得大量的科研资金，相应的大量学术文章也会被发表。反过来讲这也阻碍了科学家向其他可能的方向进行探索和研究。美国飓风研究先驱比尔‧格雷（Bill Gray）教授由于对气候理论“共识”教条的批评，突然发现他的飓风研究项目基金申请计划接连被拒，原因是：他提议的研究不是目前的重点。[52]
2008年3月许多怀疑气候问题“共识”教条的科学家们在纽约开了一次学术交流会。这些科学家们表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都不约而同遇到各种障碍。前美国气象学会主席、气象专家约瑟夫‧达理奥（Joseph D’Aleo）表示他的一些同事不敢来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害怕被解雇。他认为“气候学、气象学和相关科学‘沉默的大多数’科学家很可能不支持所谓的‘共识’立场”。[53]
前乔治亚理工学院地球和大气科学学院院长朱迪斯‧库里（Judith Curry）教授2015年在参议院作证中谈到，一位受雇于NASA的科学家告诉她：“我参加了美国宇航局相关机构科学家的一次小型会议，我们的高级经理表示，他的NASA老板说，我们不应该试图发布与当前全球变暖论调相反的论文，因为他（美国宇航局的老板）很头痛将不得不反击﹝由此引发的﹞‘令人反感的’舆论。”[54]库里教授（Judith Curry）在证词中揭示，“气候科学家在气候辩论中表达不确定性或某种程度的怀疑，就被归类为‘否认者’﹝来自于纳粹主义者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否认﹞或‘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 of doubt，暗示接受了化石燃料工业界的资助）。其动机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或者因为受到化石燃料行业的资助。我自己就因为公开讨论IPCC如何对待不确定性的问题，而被贴上背叛同事的‘气候异教徒’标签。气候科学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使他们屈服于所谓‘共识’。这种压力不仅来自政治家，还来自联邦资助机构、大学和专业团体，以及作为绿色﹝环保主义﹞活动家和倡导者的科学家们。来自金钱、声誉和权力的动力大大强化了这种共识。”[55]
库里教授是美国气象学会院士，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气候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Climate Research Committee）委员。尽管她学术上成绩卓著，也因为不愿继续承受压力而选择提前退休。由于她近年来挑战IPCC的“共识”，被贴上各种污名标签，如“系列气候假信息发布者”、“反科学”、“否认者”等等，这不光来自媒体，也来自科学家、国会参议员。某国会议员甚至专门致信乔治亚理工学院院长质疑库里的动机。[56]她表示提前退休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觉得简直无法告诉学生和博士后们应该如何在“气候科学领域的疯狂”中探索。[57]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小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 Jr.）曾经和库里教授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合作研究。他原本在该校环境科学合作研究中心（CIRES），尽管他认同IPCC“共识”的大部分结论，但仅因为指出数据不支持飓风等极端气候事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面临类似压力。他最终转行到科罗拉多大学的体育管理研究中心（Sports Governance Center）。[58]
皮尔克教授指出，库里的经历表明，“拥有终身教授职位也不能保证学术自由。”[59]无怪乎美国工程院院士、杰出的前NASA大气科学家乔安‧辛普森（Joanne Simpson）直到退休后才宣布自己对“共识”教条的怀疑态度：“由于我不再隶属于任何组织，也没有接受任何资金，我现在可以非常坦率地说话……”她表示，“作为科学家我保持怀疑态度。”[60]
3）怀疑派科学家为何不认同“共识”
如前文所述，科学家对人类活动是否是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以及对未来气候变化推测等等问题上有重大分歧。这些观点的分歧，源自于许多方面：首先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课题，涉及天文学、气象学、生态学、光化学、光谱学、海洋学等许许多多领域，同时气候系统又包含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等许许多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统，这其中有很多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对人类来说仍然是远未充分了解的领域。 在过去的地质年代中地球的气候变化从未停止，变暖也屡屡发生。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商朝，中原地区曾经是一片亚热带风光，甲骨文中有很多猎象的记录。当时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约2℃左右。此后中国气候冷暖交替，唐朝时再次经历了变暖时期，开元盛世长安的宫中可以种植柑橘。[1]在西方，中世纪变暖（medieval warming，约公元950年至1250年）时代，欧洲人正在各处兴建高大精美的大教堂（cathedrals）。[2]在地质年代中有时候气候变化甚至非常激烈。比如大约11,270年前的一次北半球迅速变暖，气温数年之内迅速上升大约4°C。而此前的另一次著名的变暖发生在“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寒冷期结束时（大约11,550年前），数十年间温度窜升10°C左右。[3]造成这些气候变化的原因，至今还是科学家们争论的话题。
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解释过去气候变化的原因，那么我们对现代气候变化的原因也同样没有把握，因为造成过去气候变化的某些原因可能现在仍然在起作用。因此许多科学家主张我们应该以谦逊的态度对待气候变化问题，承认我们的无知。
著名科学家、美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博士认为现代科学并没有真正了解气候变化：“最成问题的信条就是那种认为气候变化的科学已经尘埃落定，已经被认识和了解了。在地球上最大的气候变化是冰河期，当时在北美和欧洲曾经有一半的地面覆盖着一公里厚的冰。冰河期在过去重复出现多次，我们正在向下一个冰河期迈进。有很多关于冰河期的理论，但是没有一个能真正理解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对冰河期还没有了解，我们就不算了解气候。”[4]
由于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它无法在实验室的可控制条件下进行实验和验证，因此当今的气候学研究中计算机气候模式成为研究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
IPCC报告之所以得出结论说人类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关键证据来自于气候模式的计算。对21世纪末气温将增高多少的推测也是使用模式计算的结果。“气候灾难”理论“预测”的各种后果也是基于模式推测的结果。
对于气候模式的可靠性许多科学家持保留态度。库里教授认为自然因素在气候变化中起主要作用。[5]她在《美国气象学会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IPCC大大忽略了模式计算的不确定性。[6]
气候模式存在许多局限：气候变化中一些关键的过程，或者由于我们的了解不够，或者由于计算机模式的分辨率不够，从而不能在模式中被真实反映。模式研究者们采用了参数化（parameterization）的办法对这些过程进行半经验的简化，比如云的形成过程（包括水汽在其中的作用）、降水过程、云和太阳辐射的相互作用、气溶胶（大气中的液体或固体小颗粒）的化学物理过程等等。[7]这样一来就给模式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水汽是含量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8]但由于其随时间和空间变化很大，相应的不确定性也大，甚至不同高度的水汽的温室作用也不同，而水汽垂直分布的卫星测量误差可达15%~40%；[9]低层大气的云因为反射阳光而具有强烈的制冷作用，高层半透明的卷云有增温作用；有些气溶胶（比如火山喷发物）阻挡阳光，有制冷作用，而另一些（比如黑色烟尘）吸收辐射，则有增温作用；同时气溶胶还可能有助云的形成，导致间接制冷效果，气溶胶和云的时间空间分布以及光学特性也变化很大；地表由于植物生长和死亡会改变其反照率，如此等等。
对这些重要过程，或由于缺乏足够的观测资料，或由于目前科学家对其了解不够，都导致气候模式的参数化存在很大自由度（随意性），大大增加了模式的不确定性。这导致一些科学家对模式的可靠性持保留态度──毕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给地球造成的直接能量增加（radiative forcing）不过大约2.5W/m²，[10]而地球接受的太阳辐射能量大约为1366W/m²，[11]由于云或者气溶胶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反照率（albedo）变化千分之二，就足以超过温室气体的作用。
哈佛大学科学家威利‧宋（Willie Soon）等认为气候模式不适合对未来气候变化作出推测。[12]戴森博士把模式中的参数化称为“软糖因素”（fudge factor，因为这些参数可以人为调节）。他认为我们可以从模式中学到东西，但不能用它来预测：“你有一个公式，……但当你在不同的气候下使用它，当你有两倍二氧化碳，你就不能保证模式还是正确的，没有办法验证它。”[13]此外戴森博士认为IPCC大大忽略了太阳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他认为是太阳，而不是人类，才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以色列科学家尼尔‧J‧沙维夫（Nir J. Shaviv）从2002年开始写了一系列论文，他根据卫星观测到的云量和宇宙射线辐射量之间的相关性，将地球的冰河时代与宇宙射线联系起来，指出后者导致了气候变化。 同时他表示，太阳辐射的变化在20世纪的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中起到了与人类活动相同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大）。 他认为，不仅人类温室气体在全球变暖中的作用比通常认为的要小，而且地球气候系统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敏感。[14]
另外，气候本身存在着一些内在变化过程，还没有被充分了解，从而造成气候模式不能正确反映这些现象。比如现有气候模式不能正确描述、更无法预测厄尔尼诺现象。[15]自从7,000到9,000年之间的全新世最高温以来，全球温度降低了0.5到1摄氏度，但模式的计算显示过去11,000年反而增温0.5到1度。因为过去6,000至7,000年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上升，显示模式只对温室气体的增温效果敏感。[16]通俗地讲，气候系统中控制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里，模式只能够反映温室气体造成增温的效果，而对其它因素造成的降温却不能正确反映。
此外，1998年到2013年间，观测到的增温几乎停滞。德国气候科学家、汉堡大学教授斯托奇（Hans von Storch）在2013年表示，“我们面临着一个难题。最近的二氧化碳排放率增长趋势实际上比我们担心的更加陡峭。根据大多数气候模型，过去10年我们应该看到气温上升0.25摄氏度左右（0.45华氏度）。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事实上，过去15年的增长是仅0.06摄氏度（0.11华氏度）。”他认为这表示，或者模式高估了二氧化碳的作用，或者模式低估了气候的自然变化。[17]
对于如何看待气候系统的内部过程，科学家也存在分歧。前文提到的美国科学院院士林岑博士认为气候系统中存在自我调节机制，所以温室气体造成的增温效果要小得多。他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根据观测，热带的高空卷云（可以让阳光透过，但会阻挡地表向上发出的红外线，具有温室作用）和海面温度呈现负相关，温度增高时，云量减少，这可以让地球表面通过红外辐射无阻碍地向外太空散热，这种自我调节机制类似于人眼的瞳孔，大大抵消了温室效应。[18]这个理论现在还在争论之中。
前NASA科学家、阿拉巴马大学斯宾塞（Roy Spencer）教授总结了卫星观测结果，对云在气候模型中的作用提出不同见解。他指出现有气候模式把观测到的云量随着温度变化，当作云的形成与消散是温度变化的结果，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是云量变化造成了温度变化，并且这将导致温室气体增温效果远远小于现有气候模式的预测。[19]
对于观测到的气象数据如何解读以及数据的可靠性，科学家们有不同看法。阿拉巴马大学地球科学系统研究中心主任、大气科学家约翰‧克里斯蒂（John Christy）教授是IPCC主要作者之一。他分析了城市不断扩张和地表开发（如农业活动）对气象观测站附近的地表气层（大气边界层）的扰动作用，认为这使记录到的地表温度随着人类活动增长而不断增高。在过去100年地表温度上升的记录中，大多数地区的夜间最低温比白天的最高温上升更快。他认为不断扩张的人类地表活动，而不是温室气体增加，更能解释这一现象。[20]
此外，对于气候变暖所造成的效果，科学家也有争议。比如，2014年特拉华大学气候研究中心主任莱格茨（David Russell Legates）教授在美国参议院作证说：“我的结论是，在美国寒冷的时候干旱更加频繁，并且更加严重。所以历史记录并不支持全球变暖会对农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的看法。”[21]
前普林斯顿大学副校长哈帕（William Happer）博士在参议院作证说，从历史上来看目前的二氧化碳水平是偏低的，二氧化碳含量增高会对植物农作物带来好处，这都是被IPCC忽略的。哈帕博士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能源部能源研究办公室主管时，是当时的气候模式的创建者。他认为已有的气候模式预测的增温远比观测到的要大，因为模式高估了气候系统的敏感度。 [22]
4）环保主义科学家为什么偏爱“灾难”理论
IPCC的一位主管科学家曾说：“如果我们希望将来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政策，我们就必须有灾难。这就像公共交通的安全。［促使］人类行动的唯一方式就是出现意外。”[23]虽然他后来声明并不是主张伪造数据，但其主导思想是明确的：灾难才是促成决策和行动的主因。
把全球变暖和各种极端天气现象联系起来已经成了激化气候问题的一种时髦方法，迎合潮流的科学假说也不断登台。2014年初北美经历了极端寒冷天气。一个理论推测，全球变暖造成的北极冰层融化会使高空中的喷射急流（jet stream）路径发生变化，从而向南方输送极地寒冷气团，造成极端寒冷的天气更加频繁。这种和直觉相悖的推断当然更受媒体和环保主义活动家的青睐：连极端寒冷都是气候变暖惹的祸，岂不是让我们更有理由马上采取行动？但事实上，长期气象记录表明，北美极端寒冷天气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2014年五名杰出的气候专家在《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封联名信，反驳这种假说。他们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70年代末期（最著名的是1977年），以及在1983年，当北极海冰比现在更厚、更广的时候，冷空气爆发比今年（2014年）冬天更严重。在50到100年的较长时间内，已经确定的是，相对于美国各气象站的历史记录，极端低温记录发生的频率已经降低。[24]
美国科学院院士、气候科学家华莱士（John Wallace）教授指出，在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变化之间建立联系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容易。统计推断依赖于足够的样本数量。即使当统计上关联显着时（比如热浪和气候变暖的关联），事件越极端，全球变暖对观察到的异常的相对贡献越小。如果我们对极端天气事件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的机制有充分的了解，那么样本量的限制就不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不幸的是，它们并非如此。[25]
2017年11月，前美国能源部科学副部长、纽约大学城市科学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蒂夫‧库宁（Steve Koonin）在《华尔街日报》上撰写了一篇评论《一份关于气候的欺骗性新报告》，批评了美国政府的气候科学特别报告（ Climate Science Special Report）对于海平面上升的描述遗漏性误导强化灾难意识。[26]
该报告指出，自1993年以来，海平面上升幅度大约是20世纪平均速度的两倍。但该报告却忽略不提最近的上升比率与20世纪早期类似，而当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很小。这是遗漏性误导。该报告的执行摘要宣称，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热浪变得越来越普遍。然而，埋藏在报告深处的数据显示，现在的热浪并不比1900年代更频繁。这一技巧也出现在美国政府的2014年全国气候评估中，该评估强调1980年后飓风强度的增加而不讨论更长时间的记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最近表示，它无法发现人类对飓风的任何影响。[27]
事实上，热浪出现最频繁的年代是20世纪30年代，而不是21世纪的今天。美国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热浪指数显示，当时多达40%的年份热浪指数超过0.45，而21世纪最热的年份该指数也不过0.3左右。[28]而当时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不到目前积累总量的10%。[29]
原英国坦戴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主任迈克‧休姆（Mike Hulme）教授曾撰文批评环境主义造成媒体、科学家和政客共同打造气候变化的灾难意识：“在过去几年中，这个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环境现象──‘灾难性’气候变化现象。似乎仅仅说‘气候变化’并不显得糟糕，所以现在它必须是‘灾难性的’才值得关注。……为什么不仅仅是环保主义活动家，而且是政治家和科学家，他们公然将恐惧、恐怖和灾难的语言与可观察到的气候变化的物理现实混淆，故意忽视围绕科学预测的范围和条件？”[30]
已故科学家施耐德（Stephen H. Schneider）是气候理论“共识”的倡导者，曾经担任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的第二工作小组组长。他的坦白部分回答了休姆教授的疑问：“我们需要得到一些广泛的支持，以捕捉公众的想像力。当然，这需要获得大规模的媒体报导。所以我们必须渲染令人恐怖的情景，作简化的、戏剧性的陈述，并且几乎不提我们可能有的任何疑问。”他认为这导致了科学家必须在“有效”和“诚实”之间选择的道德两难境地，尽管他希望两者兼顾。[31]
魔鬼要毁人，炒作气候灾难不仅为打造全球政府埋下伏笔，也同时在科学界败坏学术道德。气候学是只有几十年历史的年轻学科，把不成熟的全球变暖的理论当作事实，通过媒体炒作掩盖科学的不确定性，通过政府资金倾斜、联合学术期刊和学术机构边缘化不同声音，在所谓“共识”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暴露了共产魔鬼的“斗”、“恨”的基因。魔鬼在科学家确立“共识”的同时，又通过受其影响的媒体和政客们将气候灾难的“共识”贴上“科学证明了”的标签，将之作为不可挑战的教条向全球推行，进一步统一思想，同时把变异的善恶观念渗入人心。前述英国“绿色和平”成员的犯罪行为合法化，依赖的正是“温室气体导致气候灾难”的“共识”。以这种教条为基础的各种政策、法规也将给世界正常的秩序带来混乱。以各种理由打烂“旧世界”，是魔鬼惯用的伎俩。这些都是为魔鬼最后以“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伪“救世主”身份出场作铺垫。
3. 环保主义正在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共产主义
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共产主义势力被削弱、共产党国家各种政治、经济问题凸显，环保主义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被邪灵在全球范围利用来推动其图谋。
1）渗透政治，构筑全球政府
共产邪灵掌控人的重要手段就是政府剥夺人的财产、自由，无限扩大政府强制权力。这在西方国家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而环保主义让邪灵有了一剂很好的迷魂汤，在保护环境的堂皇理由下，人的自由可以被轻易剥夺。
第一，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传统共产国家通过革命方式强制进行财富再分配，由于时过境迁，故伎重演难度很大，因此环保主义者采用迂回策略，用全球环境灾难的名义迫使人们主动放弃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地球之友协会称：“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的核心必须是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32]知名环保思想家希尔曼（Mayer Hillman）称：“配给制是防止气候变化失控的唯一方法”，“碳排放量的配给制必须实施，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因为“保护地球，使地球上的生物免于灭绝，跟这个目标相比，民主这个目标就不那么重要了”。[33]在这场应对气候变化的“战争”中，英国首先提出了“个人碳定量证券”的概念。一位英国科学家表示，这是“引入第二种货币，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份额。这种财富再分配［迫使富人］必须从穷人那里购买碳信用额度”。[34]在苏联或共产中国生活过的人可以轻易地看出，这种碳定量配给制是极权制度实现的另外一种方式，就像中共当年配给的油票、粮票、布票一样。用这种方式，一方面实现了财富的再分配，另一方面赋予中央政府至高无上的对财富和自由的支配权。
第二，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限制个人自由。在有深厚自由传统的西方，要想让人主动放弃个人自由，接受对个人生活的诸多限制，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必须设想一个巨大的即将到来的灾难，迫使人们放弃自由权利。“全球变暖”、“地球末日”就成了环保主义者的最佳选择。澳大利亚的“碳意识联盟（Carbon Sense Coalition）”提供了一个禁令清单，这个清单以全球变暖的名义强迫人们改变其行为模式：
禁止明火和大肚子炉灶（pot bellied stoves），禁止白炽灯泡，禁止瓶装水，禁止某些地区生产的私家车，禁止等离子电视，禁止建设新机场，禁止扩建现有机场，禁用电器设备上的“待机模式”，禁止燃煤发电，禁止电热水系统，禁止开车度假，禁止三天周末；征收生育税，征收大型轿车税，征收超市停车场税，征收垃圾税，征收第二栋住宅税，征收第二辆轿车税，征收假日航班税，征收电力税以补贴太阳能［电力］，征收大型轿车陈列室税，征收进入城市的汽车的生态税；需要许可才能驾驶自己的汽车超出城市范围，缩小电器设备的选择范围，给每个人分配碳信用额度，规定燃料效率标准，研究如何减少挪威驼鹿产生的甲烷，移除道路上的白线迫使司机小心驾驶。[35]
第三，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扩大政府编制和权限。各个西方国家除了环境保护局的庞大机构之外，开始利用环境借口，设立新的政府部门，扩大原有部门权限。任何机构都有 “自我维护”、“自我扩张”、“自我繁殖”的倾向，这些环保部门也不例外。它们利用甚至滥用手里的权力，向社会公众散布环境灾难的恐怖论调，以争取更多行政经费，稳固自己在政治体制当中的位置，最后买单的只能是纳税人。美国旧金山市设立年薪为16万美元的“市气候行政官”（city climate chief），伦敦最贫困的一个区（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有58名跟气候变化有关的官员。[36]这和大学、公司设立“多元化”官员的运作机理高度一致。
第四，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鼓吹民主制度过时论，伺机建立超国家甚至全球性的极权政府。环保主义者声称，民主制度不可能应对即将到来的环境危机，为了有效应对危机，必须采纳或者至少部分采纳极权制度或者威权制度（authoritarianism）。[37]作家詹妮特‧比尔（Janet Biehl）精确地总结了这种心态：“生态危机只能通过极权的方式解决”，“需要一种‘生态专制’”，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自由社会会自愿采纳“绿色议程”。[38]环保主义奠基人之一、美国学者保罗‧埃里希（Paul Ehrlich）在《如何做一个幸存者──拯救地球这艘宇宙飞船的计划》这本书中呼吁：①过度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必须实行人口控制；②过度发达的国家必须还原化（必须“消除其发达化”）；③欠发达国家必须半发达化；④必须建立监督和调节世界体系的程序规则，不断努力维持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最优平衡。[39]事实上，除了一个全球性的极权政府，任何政府和组织都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权力。这等于利用环保旗号鼓吹建立全球极权政府。
第五，利用环保主义意识形态鼓吹中共制度优越论，为共产极权唱赞歌。由于人口增长意味着使用更多的资源、排放更多的碳、产生更多的垃圾，环保主义者鼓吹控制人口甚至减少人口。因此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西方环保主义者的大力吹捧。路透社报导，中共从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把人口控制在13亿，假如没有这个政策，中国人口会达到16亿。该报导作者得出结论，中共无意间为全球的碳减排做出了贡献。被作者忽视的是数亿幼小的生灵及其父母家人遭受的巨大的苦难。
环境问题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环境污染问题，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等。中共畸形的高能耗、高污染经济模式早已把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污染地。中国是大城市空气污染最多的国家，中国大部分河流已经无法饮用，中国的沙尘暴飘洋过海到了韩国、日本、美国。按理说，真正的环境保护者一定会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中共。吊诡的是，很多环保主义者对中共赞誉有加，甚至视其为环保事业的希望。美国共产党的新闻网站《人民世界》（People’s World）近年来对环保新闻的报导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令人惊讶的是，该网站环保新闻的主调是川普（特朗普）政府的环境政策将毁掉这个国家甚至整个地球，而地球人的救星竟然是──中共！[40]这只能说明共产邪灵在背后的操纵。
捷克前总统、经济学家克劳斯在《环保的暴政》一书中睿智地指出：“环保主义是一种企图激进地不计后果地（以对个人自由的严苛限制和人类生命为代价）改变世界的运动。它企图要改造人、改造人类行为、改造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简而言之，要改造所有一切”，“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社会繁荣构成最大威胁的，已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那种野心勃勃的、自大的、肆无忌惮的环保主义政治运动意识形态。”[41]他认为，环保主义者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经济问题的态度不谋而合：“两者皆旨在以所谓最优的、集中支配的、‘全球性的’世界发展规划来取代世界和人类自由自发的演化。这种方法论，就像其共产主义的先例一样，是乌托邦式的，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与初衷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的。与其它乌托邦一样，这样一个乌托邦同样也是只能以限制自由、以少数人凌驾于广大群众之上指手画脚来实行。”[42]他批评环保主义“鼓吹地球和自然，他们打着环保的旗号──与当初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其类似──妄图通过一项全世界性的中央性的（现在是全球性的）规划取代自由和自发的人类演变进程”[43]。克劳斯坚决反对有人企图利用环保构建国家大政府乃至全球政府奴役大众。
2）打击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的目标之一是推翻资本主义，而环保主义把资本主义当作破坏环境的天敌，于是共产主义与环保主义有了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所以共产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受挫之后，很自然地就劫持并扛起了环保主义的大旗，把人类正常的环保活动演变成为征服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
原教旨共产主义曾描绘出一个美妙的乌托邦，也就是“人间天堂”，来煽动穷人闹革命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而以环保主义为掩护的共产主义采取的则是一个类似的手法，但是，描绘的远景正好相反，不是美妙的乌托邦，而是可怕的“反乌托邦”，一个“人间地狱”：在一百年之后因为地球变暖，到处是山崩海啸、干旱洪水热浪，人类面临生存危机。这一次煽动的不再是穷人，而是要富人们起来抛弃原来的生活模式。谁会自愿改变舒适或者习惯了的生活呢？那就要靠政府，一个政府当然不够，那就要靠联合国，要靠世界政府。还动不起来，就把未来的生态灾难给以强化宣传，制造生态恐慌，从而影响民众和政府，让政府强制推行环保主义的政策，达到摧毁资本主义的目的，实现共产主义。
原教旨共产主义在获得政权后，一是剥夺富人财产，所谓的杀富济贫，其实穷人还是穷人，财富都被当官的贪了去；二是搞国营经济，消灭私有制，把经济搞垮，弄得民不聊生。我们看看环保主义的做法。一是要富国出钱帮助穷国，财富再分配，其实穷国还是穷国，帮助穷国的钱通常都被穷国的官员贪了去；二是搞大政府，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用各种严苛的环保政策来捆住资本主义的手脚，让企业关停或者迁到海外，让发达国家的经济垮下来，从经济上削弱资本主义。环保主义在摧毁资本主义上与原教旨共产主义何其相似，说白了，也就是共产主义以不同面目在人间作祟。
环境主义的重点就是渲染未来的灾难，用恐惧来俘虏今天的民众和政府。很多致力于宣传这种末世恐慌的人，他们自己却过着高能耗高碳的奢侈生活，可见他们自己也并不认为大难即将临头。
可以看出，因为要利用环保危机，特别是利用“全球变暖”这个共同“敌人”来联合各种力量反对资本主义，所以，强调和夸大危机就成为了必然。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人们对价格最低廉的能源产生巨大恐惧，那就是化石燃料──石油、煤碳、天然气以及核能源。数十年前他们已经成功地让人们对核能源产生恐惧，现在他们又要想办法让人们害怕化石燃料，办法就是声称化石燃料会造成灾难性的全球变暖。
严苛的环保条例就成了打击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手段，成了“就业杀手”。绿色刺激计划、清洁能源计划、新发电厂的法规、更严格的车辆法规、《巴黎议定书》等等，都是以防止全球变暖的名义进行的。然而，气候科学实际上并没有确定变暖主要是人为的，并且一定会导致灾难。如果是自然原因导致的气候变化，那么所有这些政策只是起到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对人类无任何益处。
在环保主义的推动下，一味地无科学根据地提高汽车尾气排放标准，一味地限制新的禁用物、化学产品等，就意味着提高产品造价，减少利润，就会有相应的工人失去工作，或将工作机会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以减低造价、保住利润。即使是环保支持者们也承认将汽车燃油效率提高到2025年的每加仑54.5英里，也最多能达到2100年时使气候增温幅度降低0.02摄氏度，[44]对所谓的降低温室效应几乎无补。但各种限令的结果却是让百万工人失去工作，沉重打击了西方国家的制造业、科技发展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能力。
环保新产业基本上是政府在推动和补贴，不是市场运作产生的。在研发还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就搞大规模的量产，实践证明了效果非常不理想，企业很难生存，拉动就业也就谈不上；由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企业不是从一个县搬到另一个县，而是搬到了另一个国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就业损失是净损失。
环保运动大力鼓吹绿色能源，掀起来一股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大跃进，但是制造绿色能源本身带来的污染却被掩盖或者低估。太阳能板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四氯化硅就是一种剧毒物质，会对环境造成很大危害，“倾倒或埋葬它的土地将是贫瘠的，没有草或树木会在这个地方生长……它就像炸药──它有毒，是污染的，人类永远不会碰它”，《华盛顿邮报》引述一位材料科学专家的话如是说。[45] 同时在制造太阳能板的过程中还会消耗大量的传统能源，包括煤炭和石油，一样制造大量污染，可以说绿色能源留下的不是绿色而是污染。
从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就希望把外流的制造业拉回美国。除了税收优惠政策缺乏吸引力之外，环保也是一个阻挡制造业回流的重要因素。台湾电信巨头富士康欲在美国投资设厂，谈了数年未果。而富士康在中国广州建立一个类似规模的大厂，从洽谈到动工，只用了50天。该公司总裁呼吁美国应该到中国学习和调研。 [46]川普入主白宫之后，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举措，在环保方面为企业松绑。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除了税收优惠，威斯康辛州政府还豁免了高标准的雾霾、湿地等相关环保管控，使得富士康在美投资得以在该州落实。
根据《巴黎协议》，到2025年之前，发达国家每年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约1,00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帮助他们在能源结构和工业化技术上取得发展和改进。而在一百多个签署国中，美国每年独自就要承担75%的费用，也就是大约750亿美元。美国要在2025年前把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比2005年的排放量少26%至28%，相当于每年减少排放量大约16亿吨。至于超越美国成为最大污染国的中国，目标是允许其2030年前碳排达到峰值。[47]川普总统在演讲中指出：“如果继续遵守《巴黎气候协议》以及它在能源方面对美国强加的苛刻限制，根据国家经济研究协会的统计，到2025年美国会丢失270万个工作”，“这个调查报告还显示，到2040年，遵守上届政府的承诺将造成以下行业大幅减产：造纸下降12%，水泥下降23%，钢铁下降38%，煤炭……下降86%，天然气下降31%。到这时，国民生产总值将下调3万亿美元，同时要丢失650万个工业职位，而家庭收入将减少7,000美元，甚至更多。”[48]借着环保名义，打击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技术，制定不合理的法规、协定，只能让共产国家有机可乘，反制西方。这样尤其致使美国这个国际警察、西方世界对抗共产邪恶的最后堡垒，无法履行神的旨意，只好看着邪恶坐大。这其实正是邪灵期盼的结果。
我们不是否定环保。环境需要保护，但是，保护环境的目的是为了人，具有神的形象的人才是万物之灵。超前的环保、过度的环保、以牺牲人为代价的环保，是中了邪灵的圈套。环保必须有一个平衡点，而现在的环保运动是不在乎平衡点的，而是永无止境地要向一个方向推动。在这场过度、极端的环保运动中，我们不怀疑有很多活动人士是出于善良的愿望，但是要求政府来主导一切的背后，其实是共产邪灵的幢幢鬼影。
3）发动媒体攻势，压制不同声音
2009年6月，美国ABC电视台的“早安美国”（GMA）播出了一集畅想未来的特别节目，预测未来100年“全球变暖”对地球和人类的冲击。节目中，一名专家声称2015年海平面会迅速上升，纽约将被海水淹没；一名受访者说届时将会有“长达数百英里的火焰”；一加仑牛奶的价格为12.9美元；一加仑汽油的价格为9美元。其论调之夸张使该节目的一名主持人在节目中质疑说，“这一切真的可能吗？”
事实上，可能与否并非媒体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危机意识”是环保主义驱动大众的指挥棒，而不确定性和“危机意识”是相矛盾的，科学没有定论的东西怎么能造成公众的危机感呢？于是，环保主义打着为全人类未来的旗号，压制不同声音，以“科学共识”为名达成全民“共识”。
丹麦经济学家比约‧隆伯格（Bjørn Lomborg）在名为“持怀疑态度的环境主义者”的著作中，承认气候变暖，也承认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但他认为，由于人类的适应性和科技进步，这不会造成灾难。由于他的立场和环境主义“人类造成灾难性的气候变暖”的教条相矛盾，他在各界都受到打击：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主席将隆伯格比作希特勒；丹麦科学欺诈委员会对其著作进行审判，然后宣布隆伯格犯了“科学欺诈”（但随后的政府调查证明隆伯格是无辜的），反对他的人企图利用科学欺诈委员会的判决，撤销其丹麦环境评估研究所所长职务。在火车站，人们甚至不愿意和他站在同一个站台，有一个环境主义者甚至向他扔馅饼。[49]
气候学家、前NASA卫星专家斯宾塞博士总结了14种宣传伎俩，包括制造恐慌、诉诸权威、利用从众心理、许诺必胜、人身攻击、煽情、谣言战等。[50]
英国记者布兰登‧奥尼尔（Brendan O’Neill）2006年撰写了一篇文章，总结了当今许多国家发生的对怀疑气候变化理论的人的思想和言论的钳制现象。[51]
例如，一位英国外交官员在公众发言中说，对待怀疑气候变化理论的人应该像对待恐怖分子一样，媒体不应该给他们发言平台。奥尼尔指出，怀疑气候变化理论的人被扣上“否认者”这个帽子。这包括一大类人，从承认气候变暖但认为我们能够应对的人，到完全否认任何变暖的人。这个词杀伤力很大。爱丁堡大学的退休英语教授查尔斯琼斯指出，“否认者”这个帽子是想把任何持怀疑态度的人和大屠杀否认者置于同一个令人恶心的道德水平。有些人甚至声称对气候变化理论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即将到来的大屠杀的从犯，将来他们将面临纽伦堡式的审判。一位知名环境主义作家写道：“我们应该对那些混账（气候变暖理论的怀疑者）进行战争审判──类似于纽伦堡审判的气候审判。”奥尼尔评论道：“我们通常只在专制国家里才听说过给思想或者言论定罪。……从妖魔化一群人并把他们的言论描述为有毒和危险的，到要求采取更加严厉的审查只有一步之遥。”[52]奥尼尔的判断是正确的，钳制自由思想正是共产魔鬼的特征之一。事实上，这正是魔鬼用来替换人们判断善恶的普世价值的伎俩。
一位哈佛大学天文学教授发表论文，讨论太阳在地球过去的历史温度记录中所起到的作用。由于这挑战了“人类是造成气候变化的元凶”这一教条，某环境主义网站称其企图施行“群体屠杀”，并把其他持不同意见者称为“重罪犯”。[53]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个大型环保团体的高级官员警告说，媒体在播放气候变化理论的怀疑者的发言之前应该三思，“因为允许这种误导性的信息传播会造成伤害。”[54]英国环境部部长在一次演讲中说，正如同不允许恐怖分子在媒体上露面一样，全球变暖论的怀疑分子们也将无权在媒体上发表言论。[55]澳大利亚的主流专栏作家们在开始考虑以“反人类罪”起诉气候变化的“否认者”。在澳大利亚包括总理在内的政要们参加的一次峰会上，一个提议是剥夺违反者的公民权。其中一个主意是重新审核澳大利亚公民，只给那些证明自己是“对气候环境友善”的人重新发放公民身份。[56]
更有甚者，有人甚至试图动用法律武器迫使气候变暖假说的反对者噤声。2015年，二十名学术界人士致信给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要求使用 《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为工具，调查那些对气候变化持不同看法的公司和组织。其真正诉求是用法律手段干涉言论自由。[57]2016年，多个州的司法部长开始形成联盟，针对传统能源行业，调查其是否“误导投资者和大众”。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指出，这种对持有不同看法者的指控和调查违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实际上是扼杀对重要公共政策的辩论。[58]
4）操纵“民间”团体，发动街头革命
共产邪灵很会利用人间运动来聚集人员、组成机构，以造成国家甚至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街头革命是共产主义者常用的手段之一，如利用工会组织罢工等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很多环保组织打着环保招牌，用政治正确、环保至上来聚集数量巨大的环保人士而形成环保运动，游说、挟持政府甚至联合国组织制定并强迫推行不合理的协议、法规，甚或制造暴力事件，使世人噤声。
正如激进左派代表人物阿林斯基所明确提出的，必须隐藏真实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阶段性的、貌似合理或无害的目标动员大面积人群行动起来。当人们适应了这种变动的时候，再让他们为了更激进的目标而行动就相对容易了。 “记住：一旦让群众就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污染──组织起来，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开始行动了。从‘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楼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59]
在1970年第一次地球日那天，超过两千万美国人参加了地球日为主题的街头抗议活动。而应对环境恶化的措施却是人口控制。当时美国许多的左派组织决定“哪里人多就去哪里（Go where the people are at）”，参与了环保运动，并把社会主义作为控制人口增长的解药。
形形色色的左派团体利用环保运动走向街头革命。如美国有一个“人民的气候运动”，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共产党的产物，参与的组织有“美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在行动”、毛主义的“美国革命共产党”、“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另类社会主义”、“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等等。他们举办“人民的气候集会”、“人民的气候游行”。集会上的标语是“制度改革，不是气候变迁”、“资本主义正在杀死美国”、“资本主义正在毁灭环境”、“资本主义正在毁灭星球”、“为社会主义未来而战斗”。[60]
他们在美国很多大城市包括华盛顿特区进行游行，队伍是代表共产极权的一片红旗的海洋。[61] 随着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红色因素壮大环保势力，“绿色和平”已经在演变成红色革命。
5）反人类主义的新宗教
共产邪灵除了把环保主义劫持为政治运动之外，还把环保主义变为一种新的宗教，而且是一种反人类主义的宗教。
美国作家、《侏罗纪公园》的作者克莱顿表示：环保主义是今天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宗教之一。他认为，环保主义具备了宗教的典型特征，比如人的堕落、失去恩典、走向毁灭。它设定一个最初的伊甸园──一个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承受恩典的状态，人类由于从知识树中进食，从恩典陷入污染状态，“并且由于我们的行为，有一个审判日在等待着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是能源罪人，注定走向毁灭，除非我们寻求救赎，这个救赎现在称为‘可持续性’。”[62]
克莱顿认为，环保主义的所有信条都关乎信仰。“这关系到你将成为罪人，还是被救；你是属于将被救赎的人群的一员，还是将被毁灭的人群的一员；是我们的一员，还是他们的一员。”[63]
这种看法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认同。美国有影响力的环境史学家克洛南（William Cronon）认为，环保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因为它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对伦理行动的道德要求，并以此来判断人类行为。[64]
前文引述过的著名科学家、量子力学巨擘弗里曼‧戴森在2008年《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中说：“环保主义已经取代了社会主义，成为全球范围居主导地位的世俗宗教。这种宗教认为……用我们奢侈的生活垃圾损害地球是一种罪，正当的道路是过尽可能节俭的生活。这种新宗教的伦理成为全球幼儿园、学校、大学的讲义。” [65]
对此，很多环保主义者并不讳言。因为性骚扰丑闻而辞职的IPCC的主管巴查理（Rajendra Pachauri）在辞职信中说环保就是“我的宗教信仰”。[66]
当环保主义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越来越宗教化的时候，也就越来越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越来越打击不同意见、越来越与科学脱节。捷克前总统克劳斯认为，环保运动目前更多的是被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所带动；环保主义已经变为一种旨在摧毁现行社会的准宗教。
这种新的宗教与共产主义一样，描述了一个乌托邦的美妙图景，即人可以靠自己的智慧，规划自然环境，成为救世主。而这种“救世”，又是建立在反对现有文明的基础上的。如联合国和平大学顾问委员会主席、京都议定书的设计师说：“地球的唯一希望不就是工业文明的崩溃吗？”[67]克劳斯总结说：“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环保主义者的逻辑，我们就会发现那是反人类的意识形态。”他同意生物学家伊万‧布列辛纳（Ivan Brezina）的观点，那就是环保主义并不是对真正生态危机的理性与科学的回答，而是对现有文明形式的整体排斥。[68]
有人认为，环保主义在利用保护环境的名义在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对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不同方式的极端攻击。而这种仇恨和极端化表现了一种激进的反人类主义。加拿大政治评论家马克‧斯廷（Mark Steyn）说，他们（环保主义者）认为“每个出生的人……产生更多的垃圾、更多的污染、更多的温室气体，并增加了人口过剩的问题。我们本身就是污染；节育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为孩子们留下更可持续的环境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孩子。……进步主义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每个孩子都应该是不受欢迎的”。[69]
这种把人视为破坏自然的罪魁祸首、将自然环境摆在至高无上、远远超越人的神圣位置，甚至不惜以控制人类生育、剥夺人的生存权利的思维和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异曲同工，本质上是一种反人类主义，等于用一种新的宗教取代传统的人是万物之灵的宗教观。这种宗教观与极权主义、强制统一思想、反资本主义的革命诉求的结合，并不能为人类保护自然提供保障；相反，它将毁掉现有的文明、现有的自由与秩序，制造前所未有的恐慌与混乱，把人类引向歧路，这正是共产邪灵劫持环保主义想要达到的真正企图。
结语：信神敬天，恢复传统，走出环境危机
神创造了人，同时给人创造了优美繁荣的地球，这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环境。人有权利用大自然的资源，同时有义务珍惜自然资源，爱护环境和万物。千百年来，人类守护着远古时神留下来的告诫，与自然和谐共生。
近代出现的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人心变坏，而其效果又被科学技术放大的结果。污浊的自然环境，是人类污秽的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因此，净化环境必从净化内心开始。
环保意识的兴起出于人类自救的本能，本来无可厚非。但它给了邪灵可乘之机。共产邪灵利用其在人间的代理人，制造大规模的恐慌，鼓吹变异的价值观，剥夺人的自由权利，企图建立大政府甚至全球政府。在这种被共产主义变异的思路里解决环境问题，其结果是导致人类更快地被集体奴役和走向毁灭。
解决环境问题不能靠强制性的政治运动，或者仅依靠现代技术，而取决于对宇宙、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和高尚的道德水平。人类恢复传统，提升道德，走回神指的路，自然会得到来自神的智慧和恩典。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将回到神的子民的身边；昭昭天日，朗朗乾坤，将伴随人类直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