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四日】错爱，这里指的不是“承蒙错爱”的意思。而是指糊涂的爱、错误的爱。
把爱教唆成恨

爱是人类的通感、也是人类最为永恒的情感之一。爱与恨两种情怀应有着天然不同的感受与道义上的区分。

武汉作家方方的封城日记4月8日在美国出版了，大陆一批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所谓爱国者们却对方方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台湾中央社近日报道，方方本人谈及此事时说：温和却引发仇恨，让人害怕。

方方在武汉封城期间用日记形式记录下了她自己和武汉人的真实命运，在武汉疫情异常严重期间、中共严密封锁疫情真相的背景下，将武汉人的悲惨、医护人员的苦难和中共官僚体制的荒诞与罪责真实的展现给外界，并在记述中提出向中共官员问责。方方日记曾在那不堪回首的苦难日子里成为全世界关注与关爱武汉人民的一管小小的望远镜头，但也因此方方受到了中共方方面面的压制。

但方方坦言：都是真实的，没有谎言。在日记即将海外出版之际，方方说：“今天还看到有人要组队来武汉杀我的资讯，我是没有办法应对的。但是，我很想知道他们的后台到底是什么人。”

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对中共的无耻进行了揭露，“我曾有幸一周之内被150多家官方媒体围殴。除官方媒体外，上述系列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地痞流氓，只要有钱，什么都干。……大部分文人也都束手无策。你和它做任何解释都无意义，你选择和它对骂，你输了：‘你终于变成了你讨厌的那种人’。还有一类是‘网上所说的垃圾人’：‘如果选择和垃圾人开战，必须想明白两点，一是只有开战没有停战，它们会一辈子粘上你。你愿意吗？你做好准备了吗？你做任何事情它们都会掺和进来，搅局和拆台，让你永世不得安宁。二是必须降低身段和格调，使用污言秽语，这是这个战场通用的武器。’”

掩盖真相后，爱就会被灌输和教唆成恨。为了消灭真相，这样的恨会被中共描述成高尚的“爱国”情操。

爱不应为恨背书，中共不等于中国

文化是一个民族与国别最本质的身份认证。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神传文化五千年交相辉映。中共来了，将无神论马恩列斯毛斗争学说强行灌输给了中国人。中共根本代表不了中国，也根本不是中国。

传统文化中，无论是为人还是立国，都讲道义二字。人可以经常改变对事物的看法，但却不能总是变换处世的原则。中共恰恰相反，反复无常，爱与恨之间转瞬即变。中共煽动国人仇美，很多人把恨美国当作是爱国最高境界。殊不知，中共曾将美国奉为救世主。

中共窃政前的1943年和1944年，连续两年的美国独立日7月4日，中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社论，倾力歌颂民主制度的美国。强调“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

“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在患难中，我们的心向往着西方……”社论结尾高呼：“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只要能达到欺骗人心的目的，祭起民主大旗不算什么，当时真的就有很多爱国青年勇赴延安。1949年后的民国大师们当时也相信了中共的花言巧语，留在了大陆，后来的命运和去台湾的名流就无法相比了，胡适和他的儿子胡思杜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共窃政后仅三年，为帮助金日成侵略韩国，在朝鲜战场上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开战，同时把侵略战争描绘成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救世主的美国突然变成了“邪恶的美帝国主义。”

1950年10月，中共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在农村，农民对美国本没有什么概念，中共深知农民仇恨日本人，就引导农民由仇日仇蒋到仇美。欺骗农民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实行日本式的“新三光政策”，“天下帝国主义都吃人”，宣传美帝“正在走着日本的老路”，最后引导为一切苦难与罪恶“元凶祸主仍是当前的大敌美帝国主义”。

当时《文汇报》上的一首诗歌，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狂吠：“是谁欠我们的旧账未清，又加上一笔新的血债？……是谁？是谁？是谁？——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国鬼！美国鬼！美国鬼！谁喝朝鲜人的血？谁喝中国人的血？谁喝世界人民的血？谁喝美国人自己的血？是谁？是谁？是谁？——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

在大规模的反复高压洗脑中，“美帝”自然成为了“邪恶”的化身，中共的侵略变成了号召民众同仇敌忾的正义之举了。整个朝鲜战争近百万中国人成了中共的炮灰。

这个制造仇恨和挑起斗争的手法中共一直运用到今天，为了使欺骗更加专业化、精致化和更具迷惑性，中共创造了一个生猛的词汇叫“反华势力”。

民族主义情绪根源不是爱，说到底是一种恨、被中共欺骗了的变异的错爱。共产主义价值观里没有爱，只有恨和伪善。

爱不应成为恨的背书。试想，倘若一个人爱他的妻子，就一定要恨隔壁的良家妇女，要爱他的父母，就一定要诋毁天下人的爸爸妈妈，这样的爱，还能称之为爱吗？恨美国、恨日本、恨西方民主社会就真的是爱国吗？爱自己就必须建立在恨别人的基础上吗？不是说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吗？到底谁在撕裂世界？

中共假货买不来真爱

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爱和被爱都应是自愿的。中共近期乘全球疫情高涨之际，高调向西方运送劣质的防疫物资，撒“爱”卖萌，同时借机在国内民众面前展示强国形象，没想到遭到国际社会一致退货，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共疫情处理拖延、隐瞒以及假数字造成的疫情全球流行，纷纷提出追责。对此，中共又欺骗国人说，世界仇恨中国。

果真是这样吗？世界为什么“仇恨”中国？是仇恨中国还是厌恶中共？

自由亚洲广播电台4月12日刊登《欧洲国家纷纷指责中国抗疫产品不合格》指出，“英国从中国进口的350万份新冠病毒测试试剂盒质量低劣。本周英国《每日邮报》又报道，英国卫生部近日声称，这批试剂盒测试结果都不准确，并呼吁中国方面退款。”“最早是捷克和西班牙从中国进口的病毒试剂盒合格率只有20%-30%”。“荷兰政府三月底回收了来自中国的60万份口罩，因为其过滤效果不足。斯洛文尼亚政府又宣布中国的上百万试剂盒测试结果不准确，应该直接扔掉。爱尔兰政府上周向中国下达了最后通牒，指出他们从中国进口的价值近两亿的个人防护用品，其中有20%无法使用。”

这条消息至少告诉我们几个真相：1）中共是向各国卖防疫物资，而不是无偿支援；2）中共向诸多国家卖的是假货劣货；3）各国根据平等交易原则要求退货。国人在淘宝上买到假货还要退货呢，何况是在国际疫情危机严重时期的医疗物资出现伪劣产品？退假货是消费者维护主张自己权益的合法行为，跟仇恨无涉。

再简单说说关于国际追责问题。信息流通其实很接近于商品流通，人们都知道货比三家，被垄断的信息其质量保真度到底如何？中共疫情信息的不透明和唯官方排他性的封锁垄断性信息源，让世界倍感质疑。

4月9日，《纽约时报》报道，“近日来，外国领导人，甚至是像伊朗这样的（跟中国）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国通报的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均提出了质疑。”

中共在今年1月份的疫情初期，从先前的声称“可防可控”到1月23日突然封城，之后，美国政府组成了13人阵容的世界一流病毒学医学专家团队欲赴中国支援武汉，并计划对病毒取样研究，但多次遭到中共拒绝，当时的WHO专家组也遭到中共拒绝，2月份，中共勉强同意WHO入境，到达武汉根本就不让进入疫情点。1月23日前，500万人从武汉逃离，几十万人出境。中共后期的疫情防控工作中，每日公布的数字根本不符合流行病学扩散规律。由于这些所造成的对国际社会的困扰和全球防控的难度，中共难道不应该对此负责任吗？

假如你是某个工业园区中众多企业中的一个企业主，比邻业主的厂房突然着火了，眼看火势越来越大，周围的业主都要急着去帮他救火，赶紧把里面的工人救出来，并查找起火点，也报警了，那着火的业主却一概拒绝别人进到他的厂子里，消防警察来了，也不让进。直到大火把周围的厂子全烧着了。你说人们该不该找不找那人追责？那人不但不承认自己有责任，还对着公众和自己的工人说：火是从我家厂房烧起来的，但火是张三放的、李四放的、王五放的。火到底是谁放的？先前拒绝一流的消防专业人员去救火，原因何在？

中共目前撑着国内疫情减缓的实际，到国际社会扮演消防警长的角色，理所当然会引起世界反感。《纽约时报》报道：“欧洲的一名高级外交官警告，中国对欧洲大陆的援助是为其地缘政治野心打幌子，而巴西的一名官员则暗示，这场大流行病是中国‘主宰世界’计划的一部分。”

爱呼唤尊严、拒绝欺骗

4月4日清明节，中共作秀举办了全国哀悼仪式。有网友形容，中共的哀悼是黄鼠狼给鸡致哀。回溯历史，中共在建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死亡人数一直都是保密数字。土改杀地主、镇反运动、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天安门广场、迫害法轮功，在大陆，了解这些运动中的死亡数字会被中共视为别有用心甚或是反动行为。2003年SARS、2008年汶川地震、如今的武汉肺炎，死亡数字仍然是迷。

3月23日，武汉当局通知疫情中死亡的患者家属去领骨灰盒。在社交媒体推特上，有人上传了武昌殡仪馆面前长长的队伍，视频配音说，领取队伍周围布满了便衣和社区工作人员，只要有人一抬手机就马上有人上来制止。武汉8家殡仪馆，每家每天发放500个骨灰盒，中共通知说发到清明节，即12天，12天×8×500=48000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推算，实际死亡数字无从知晓，而中共公布的死亡数字只有3000多。那45000人，不知中共该计入何种类别的统计口径。或许，中共那里早已准备好了若干套应对不同场合的统计模式。

面对世界公开疫情数字时，必须对死亡数字进行爱国式瘦身处理。那45000人，连个数字都不是。

4月4日，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上发布了一段题为“‘儿子，爸爸不想死……’一把骨灰：武汉监视下的安葬与逝者的尊严”的视频，视频文字显示：“眼看就到清明了，张军还没去领父亲的骨灰。张军的父亲2月1日死于新冠肺炎。他告诉美国之音， 武汉市有规定，新冠肺炎去世的家属，要单位或社区‘全程陪同’才能领到亲人的骨灰，领到后必须立即下葬。感觉全程在监视我，所以我拒绝了。他说，这么做是为了维护父亲最后的尊严。”

张军在视频中说：“整个过程让我很心不甘情不愿，这是一个政治任务，我说了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下葬流程。是为了完成维稳任务。”另外，张军还在视频里披露，3月31日，他所在的一个武汉肺炎死者家属群的群主被公安传唤，公安强行拿走群主手机，强行把群解散。张军本人5次被公安电话骚扰，面对视屏镜头，张军平静而又悲愤地说：“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是想拿到我父亲的核酸检测报告，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难道他连个数字都不是？我打电话到医院去问，医院说，人死了，你还要什么结果？”

视频中，另一位逝者家属披露他本人三次被公安打电话骚扰，开口就问你妈妈是哪个单位的，家属说：“我妈妈已经去世了。”公安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家属气愤地说：“我们自己不能下葬吗？为什么要通过你们（社区）？对这些生命没有一点告慰，没有一点点同情心。”“已经这样了，凭什么你们公安局还要给我打电话？给我打三次电话，每一次没有一点点亲切感。我们犯了什么错误，要你们公安的来镇压我们？……我不管你的数字真假，最起码，你（中共）对他们的家人要有一点活下去的勇气……到现在，我有时候还为我妈妈大哭一场，为我们这个城市大哭一场……”

远离中共才能拥有健康和爱

3月1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希·罗今（Josh Rogin）发表文章称，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开来。文章表示，中国医生、研究人员和记者冒着生命危险，甚至面对死亡对抗病毒和警告世界。中国人也是中共严厉措施的受害者。文章最后说道：“让我们称病毒为‘中共病毒（CCP virus）’。这样更准确，只会让那些该拥有这一称号的人感到不悦。”

起于2019年末的这场全球流行疫情发展至今，中共在调查病毒起源、疫情瞒报、暴力维稳等诸多方面的做法都饱受国内外诟病，且给本国与世界各国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翻开中共过往的极权史，沾满人们鲜血的事件写满了史册。中共治下的百年来，人祸催生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中的官祸、党祸屡屡刷新人类的有史记录。然而在民不聊生的中共治下，讲真话变成了“犯罪行为”，丧事喜办、歌功颂德已然成为制度性常态。

无论从此次疫情的问责角度还是从中共一贯的邪恶角度，中共病毒的称谓并非恶意栽赃，恰恰是准确与合乎逻辑的命名，彰显道义。

俄罗斯《生命与安全》杂志2003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SARS——远远不仅是病毒》的文章。作者是俄罗斯社会生态学国际研究院学者固班诺夫·B.B.，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经过系列试验和实践得出的，独特的科学结论：“病毒实际上是一种载有精神道德方面信息的生物，而只有它的一小部分才是我们了解的生物的方面，所以现代的医学只是在试图治疗病毒生物的一面，而不是清除病毒的根本。”

作者指出：任何疾病都是患者在精神道德方面溃败的结果，其次才是患者机体外壳的损伤。如果人的机体和精神道德都是健康的，总是发出正的“有形体”，那么病毒来到的时候，就会被粉碎掉，从而使人能够保持健康。但总是发出不正的“思维有形体”的人，即使只是有病毒携带者从他身边走过，或是只是注意到了他，就可以通过他的不正的大脑辐射，从而产生对病毒的“偶然捕获”。

作者谈到：“人的大脑在活动时可以产生一个‘有形体’，而这个思维有形体却有正与不正的善恶之分。”

武汉疫情发展至今，人们发现了此次病毒感染的一种独特路径，中招者多为亲共的国家、地区与个人。比如美国纽约州为亲共的华尔街金融大鳄的聚集地，伊朗是中共的小兄弟，意大利为中共一带一路在欧洲的首个国家；世界著名男高音多明戈曾经和中共前党魁情人宋祖英同演出，英国首相强森引导脱欧后的英国走向亲中路线……而离中共国最近且出入境往来频繁的香港、台湾却在此次疫情中表现了出乎意外的佳绩，人们不难发现，香港青年在反送中运动中多次打出“天灭中共”的横幅标语，而台湾大选民众更是用选票否决了与中共纠缠不清的韩国瑜。

疾病正在改变历史，现实中的人类往往过于偏信自我与外在的力量，这或许恰恰是人类的短板与迷失之处。

认清中共，远离中共，人类将会懂得正确的爱与光明、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