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加拿大独立调查团成员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于二零零六年十月十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记者招待会、研讨会，介绍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的内容，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法轮功学员陈劲在记者会和公开论坛上作证，讲述她自己在中国被迫害、被验血的经过。一名曾跟她一起被非法关押过的学员“被送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可能永远都出不来”。以下为她的证词：
陈劲在马来西亚律师公会主办的公开论坛上作证
陈劲（左一）在大卫•麦塔斯访马演讲期间讲述她在中国被迫害的经历
我叫陈劲，来自中国广东省，现在已经成为联合国保护的难民。我因为信仰法轮功和传播法轮功真相，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三年零六个月。
中共迫害法轮功七年以来，我经历了很多事，有些事情可以作为一种佐证，来证实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存在。我九五年十一月学炼法轮功，因为法轮功的健身效果非常好，而且教导人心向善，迅速的提高了人们的道德水平，这样吸引了很多心灵向往美好的中国民 众，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已经很多人修炼法轮功了，迫害开始后，民间许多老百姓说：是因为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中共才镇压的。而当时中共的党员人数是六千多万人。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炼功受益的群众纷纷上北京向当局请愿，九九年到二零零二年，这几年每天都有大量的群众到北京天安门、北京信访办请愿，但这些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警察抓住，一批一批的送往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九九年十二月末，我作为法轮功学员也去了天安门，当时的天安门布满了便衣警察和穿警服的警察。我被强行的拉上一辆可坐十几个人的警车。不一会儿警车就坐满了请愿的法轮功学员。我们被拉到天安门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在派出所的大铁笼子里，就已经关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而且还不断的有法轮功学员被送进来。警察一批一批的问话，主要是问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大多数法轮功学员不说出自己的名字，因为法轮功学员认为如果说出真实身份会被劳教或被判刑，说出身份的法轮功学员被一批批的送到各地的驻京办事处。我就被送往广东省驻北京办事处。而没有说出身份的学员，我就不知道被送到哪里去了。我当天在派出所看到不愿透露身份的法轮功学员就有一百多人。后来我看网上的消息，在大陆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失踪，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中共当局一定给不了我们满意的答案。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七日，我因为传播法轮功真相，被国安人员和警察抓住，在派出所里七天七夜不让我睡觉，当我很愤怒的表示要通过法律程序控告警察严刑逼供时，他们阴险的对我说：“你可能都没命出去了，你控告谁？”我当时觉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恐吓我，直到惊闻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的事件后，回想那些警察的话，才知道他们并非恐吓我，而是另有阴谋。
我在拘留所期间，就遇到一名没有透露身份的法轮功学员，可能是永远都出不来了。
二零零一年九月的一天，我当时被关押在珠海市看守所的第三十七仓。当时的看守所有三个女仓都是连起来的。当时环境很平静，这一天突然的不平静了，三十五仓传来了警察的叫骂声，接着是囚犯打人的声音，闹哄哄的。通过我的耳朵听，知道来了一名没有透露身份的法轮功学员（后来警察和犯人都叫她“无名”），还知道她绝食反迫害。我所在的监仓还有其他两名法轮功学员，一名叫张清云，一名叫王志军，我们三人一商量，便大喊：“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叫喊过后第二天就开始平静了，过了两三个月，我所在的监仓来了一名叫阿红的犯人。我们熟了之后，阿红就告诉我们关于“无名”的一些事情，她说：“自从你们叫喊后，警察怕这位‘无名’影响到李春艳（李春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同样关在三十五仓），把“无名”调到十四仓去了，她很顽固的要绝食，警察让她‘坐飞机（一种酷刑）’，我和几个人被派去看着她。‘无名’不绝食后，警察为了方便管理，多设了一个三十四仓（原来没有的），“无名”就在三十四仓。” 阿红当时就只透露给我这些。
二零零二年农历新年，因为我曾是美术教师，警察派我到每个女仓贴过年的图案。就这样我来到了三十四仓，起初并不知道哪位是 “无名”，在我要贴图案的时候，一名三十多岁，长的很秀气的妇女给我抬来一张凳子，其实这一举动很平常，但是马上有几名犯人把她推到一边，而且牢头（这个监仓犯人的头）警告我：不能和她说话。我马上意识到这位就是“无名”，我就多看了她几眼，她的形象就印在我的脑海里了。二零零二年六月左右，我听其他犯人说“无名”被送出去了。我当时以为她被放出去了。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我被送往广东省韶关监狱，因为我不承认自己是罪犯，被关了一个月的“禁闭仓”，出来后，被分到监狱的十四中队，阿红正好也被分到了这个中队。监狱的洗澡间是个大冲凉房，可容一百多人洗澡，冲凉时环境很混乱，因为我和阿红以前的交情很好，阿红总是趁乱找机会和我聊天，我也趁机向她询问了“无名”的情况。因为我知道阿红家里很有钱，她家里经常行贿拘留所管理女监仓的女警察吴*芬，阿红还尊称她为吴姨。阿红经常被“吴姨”叫出去聊天，关系非同一般，警察会经常有意无意的透露一些消息给阿红。我问阿红“无名”是不是被放回家了，阿红说：“‘无名’没有透露姓名，无法判她劳教或判她刑，她确实是被送出去了，没在拘留所，“吴姨”确定“无名”没有被放回家，而是被送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去了。”阿红还感慨的说：“你挺幸运的，坐满刑期就出去了，吴姨告诉我，“无名”被送去的那个地方可能永远都出不来了。”我当时以为这个特别的地方是当地的洗脑班，也不在意。
二零零四年十月我出狱，因思想没“转化”不能回家，被珠海市六一零办公室直接送到当地洗脑班。在洗脑班，我没看到“无名”。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圣诞节，我因身体非常虚弱，被家人保回家。回家不久，“无名”的母亲经别人介绍，拿着“无名”的照片找到我，我一眼就看出那就是“无名”。“无名”的母亲向我述说：“我女儿叫袁征，刚从马三家劳教所出来不久就来珠海看我。二零零一年九月份的一天出门一趟，就再也没回来了。”我告诉她，“无名”就是二零零一年九月份进的看守所，并把阿红对我说的话告诉她，并叫她赶快向六一零要人。后来我又和袁征的母亲见了几次面，她母亲希望和我一起去找六一零，因为当时我正准备逃离中国，怕节外生枝，没有答应她。我出国后，继续打听袁征的下落，特别是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恶行曝光后，我不断的和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联系，袁征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更加担心她的生命安全，也许她的器官就被盗取了。
下面再讲一下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经历。前面说过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我从珠海市第二看守所被押送到广东省韶关监狱，我记得当时的押送车内有十几个人，其中九个是法轮功学员，其他的是犯人。而九个法轮功学员中，有五个来自第一看守所。清华大学的学生有李艳芳、蒋玉霞、马艳和李春艳，一个中科院研究生刘梅，还有张清云、周静和我，还有一位不记得名字了。当我们被押送到监狱医院时，被强行体检。体检的项目有胸透和验血，我们问警察为什么体检时，警察回答我们这是例行检查。我记得当时体检的只有我们法轮功学员，其他的犯人好象在车上。二零零三年四月，我被调往广东省女子监狱受迫害。其间也做过胸透和验血的检查，并不是刚进监狱时。
以下是我妹妹的情况。我妹妹叫陈励，是广东省汕头大学艺术学院四年级学生。九九年迫害开始后，两次去天安门上访请愿，第二次被判刑一年六个月。二零零零年初，她被送往广东省韶关监狱迫害。出狱后又两次被强迫抓到广东省三水妇女教养所，陈励在这三次坐牢期间，受尽了各种各样的酷刑折磨，所以我妹妹更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这次我逃离中国，中共当局知道后，很害怕我妹妹也出逃，在追寻我的过程中，把流离失所的陈励非法抓捕了。据我家人说，陈励被送往广东省三水法制学习班，其实就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我家人多次要求见陈励，中共当局不允许任何人见她，差不多半年过去了，陈励至今生死不明。我妹妹身体非常健康，会不会成为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对象呢？我非常担心她的生命安全。
成文：2006年10月17日 发稿：2006年10月18日 更新：2006年10月21日 14: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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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失踪的袁征在珠海第二看守所受迫害情况的补充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近日看到明慧网上大法弟子陈劲在马来西亚向联合国有关政府官员作的关于大陆中共邪党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时，才知道原来被非法关押于珠海第二看守所的女大法弟子“无名”的真实姓名是袁征，并且有可能已经遭了中共毒手，现在，就我当年所了解的情况作一些补充。
在2001年7月失踪之前，袁征一直在珠海第二看守所遭受着残酷迫害。正如陈劲所言，由于袁征自始至终都不配合邪恶，不说出自己的姓名，所有人都只好叫她“无名”。作为同期被非法羁押于珠海第二看守所的大法弟子，我们都在关心着“无名”，尽管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无名”到底是谁，从哪里来。尤其得知“无名”在遭受以看守所主管女恶警吴某芬为首的邪恶分子的残酷迫害后，被非法关押于其他仓的大法弟子都起来大声抗议，令邪恶大为恐慌。
“无名”的到来，她的坚决不配合邪恶坚定正念，无疑是令恶警们害怕的，一方面它们担心影响当时与“无名”同在35仓的其他大法弟子，另一方面又试图要掩盖它们对“无名”的迫害，所以匆匆忙忙在35仓旁边开了个34仓专门关押她。
我相信，正是由于袁征的坚决不配合邪恶，给了关押于其它仓的大法弟子共同抵制邪恶的鼓舞。在大法弟子们也从袁征身上悟到应该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坚决抵制邪恶后，开始拒绝报数、拒绝每日到放风场接受恶警的点名、拒绝再给看守所当廉价劳动力。
在袁征被它们偷偷送走没两天，看守所进行了大调仓，也正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开始有意的收集有关“无名”在34仓遭受迫害的证据。除了陈劲所提供有关阿红的证据外，当时我对阿红也接触较多，阿红的全名叫赖树红，广东惠州人。在我初被送到韶关监狱时，她比我之前两个多月到入监队，我问起“无名”在看守所受迫害的事，她说她了解一些事实真相，并表示愿意将来出来后在合适的机会作证，而且她留下了她家里的电话号码，那时候是 2002年，只可惜后来在监狱辗转调动，最终将她的号码丢失。阿红已经于2003年左右出监。
据我了解，当时34仓的仓头叫吴淑宁，是个极端残忍的恶警爪牙，在恶警吴某芬的直接授意下执行对“无名”的迫害。吴淑宁手下有两个打手：敬媛媛，贵州人，贩毒犯，现在广州女子监狱四监区服刑；高珊珊，湖南常德人，已于2004年年初出监，现在长沙做生意，她的手机：13755118622。她们当年经常用花枝条（就是铁线外面裹着一层塑胶）抽打“无名”的，在“无名”绝食期间对她进行野蛮灌食等等。
成文：2006年11月29日 发稿：2006年11月30日 更新：2006年11月29日 20:0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