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六月六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吉林省舒兰市莲花乡法轮功学员高玉香，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来，遭到多次迫害，被绑架、劳教、非法判刑十年，在长春女子监狱遭到非人的酷刑折磨，一度被折磨到精神失常的边缘，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出狱。
高玉香今年五十八岁，一九九五年炼功前患有多种严重疾病：肩膀经常脱臼、胸膜炎、肺结核、臆病等，久治不愈。修炼法轮功后，这些疾病全都好了，从此身心健康，走路一身轻。
以下是高玉香自述遭迫害经历。
遭非法劳教两年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突然取缔、迫害法轮功。我们家经常受到骚扰。我知道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于是我去北京请愿，刚到北京天安门，就被便衣拦住，被拘留了十五天。我出来后，又被乡派出所关押，不让我回家，逼迫家属给钱才放人。警察孙宏波说：“不交钱绝对不好使。”家属只好借了九百元钱交了。当时是莲花乡派出所仉喜财收的钱，没有任何收据，只说到秋天返还。可是到了秋天也没还。
一九九九年十月份，我去了北京为法轮功鸣冤，在天安门被绑架，被非法劳教两年。
遭非法判刑十年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几个便衣警察，闯入我的租住房中，我在照顾有病的母亲。母亲看见自己最孝顺的女儿被抓，拽着我就不松手，苦苦地求着警察：“不要抓我女儿，她是好人，是最好的人。”站着都吃力的母亲怎能抢得过他们。警察不顾我母亲的安危，强行把我拖走。屋里被一群警察翻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这一切使母亲又惊又吓，不长时间就含冤离世了。
我先被绑架到公安局，后又被拉到派出所，被绑坐在铁椅子上，双手双脚被铐在椅子上，他们问这问那，问啥我也不吱声。他们气急败坏地狠狠打我，不一会儿就把我打昏了过去。警察就往我脸上浇凉水。一直到晚上我还是什么也没说。
后来他们把我关入看守所。我绝食反迫害，他们强行给我灌食，从鼻子插管子，灌得我鼻子出血，眼睛流泪，从此留下后遗症，直到现在我眼睛还是经常流泪不止。
我是多么希望在法庭上能够有个正义的律师做无罪辩护啊，那也是证实法啊，也能讲清真相，救度一方众生。我整日整夜地思考这件事情。我说：我不能退。
他们就说：不要让别人受到牵连，快退了吧，律师费我们帮你要回来。你不退也不会让律师出庭的。律师证都被我们缴了，这个律师早就想要处理他了。
我心里出现了怕心，怕因为我而连累了亲戚朋友、同修，连累了律师。
这些人一共来了六、七趟逼我辞退律师，每次都来六、七个人，其中有一个女的姓王，是法院的审判长，还有一个男的是院长，好象也姓王。他们说：你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雇当地的律师可以，外地的绝对不行。
我对法院的人说：你把你的文件拿来我看一看。他在公文包里左找找，右找找，说：哎呀，落家了。我说：那我就等着你下次拿来再说。下次他再来的时候，就说：都是口头文件。我也不找了，你也不用等了。我说：你这个人说话怎么前后矛盾呢？这不是骗人吗？还能不能有点诚信？
另外一个人就过来打圆场说：高玉香，你怎么不算算账呢？雇律师还得花钱，还不能到法庭为你辩护，你们家里边有那么多钱浪费吗？你得想想，你看你家的孩子哭成了泪人一样，都没法活下去了。孩子以后的生活都会受你影响的，考学、找工作都困难。如果你辞退了外地律师，我们给你找当地的援助律师。
我知道雇律师一定是对我有好处的，但我害怕连累同修，心里万般无奈，又因为我不懂法律，怀着侥幸与无奈辞退了律师。我大哭了一场。辞退律师的手续都是他们早已经写好的，只是等我签字了。
后来他们给我找了当地的律师。我想正好给他讲真相，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一千四百例是假的。律师：你说的这些我真的不知道。我说：在法庭上你要按照我说的法轮功的真实情况给我辩护。他说：照你这样说我真的做不到的。
后来他们又给我找了一个女律师，四十多岁。我问她：你对法轮功了解吗？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炼法轮功吗？你知道法轮功在中国为什么短短七年就有上亿人学炼吗？我一一给她讲解，并讲我自己学法前后身心的巨大变化，以及我为什么去北京请愿，我们讲清真相是为了救度被谎言蒙蔽的众生等等。她说她第一次听到这些内容，今天才知道原来法轮功是这么回事啊。
开庭时，法院没有通知家属，偷偷摸摸的起个大早到看守所。他们开来六辆警车，车上都是穿着防弹衣、荷枪实弹的特警，让人看着都可笑。我就跟他们讲：什么世道呢，贪污腐败、吸毒诈骗视而不见，倾尽全力来对待一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强制非法审判，真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其中一人说：你跟我们这样说可以呀，如果到法庭你可千万要少说话呀。
所谓开庭就是走过场，草草结束，我没有签任何的字，他们就说我是顽固分子，必须得重判。然后把我拉回监舍。我在看守所共计被非法关押了一年零九个月。
最后被舒兰法院、检察院、“六一零”等人合谋诬判十年，二零一一年七月五日被劫持到长春女子监狱迫害。
在长春女子监狱遭酷刑折磨
从二零一一年七月五日到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我一直被关押在长春女子监狱。我在监狱中遭受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
狱警杨曦指使包夹庞淑艳逼我背监规，我说那是那些刑事犯背的，我们是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做好人的修炼人，是好人，是没违犯任何法律的，是被迫害的。“帮教”与包夹就以我不认罪为由不让我上厕所，逼我说自己是罪犯五十遍到一百遍。就这样采取各种方式折磨我。
我坐小凳到五～六天时，她们竟然恶毒地把师父的照片贴在小塑料凳底下，几个人按着我往下坐。我挺直了身体就是不坐，她们又增加人手一起按我，我就是不坐，索性挺直了身体躺在地上。庞淑艳是整个监区下手最狠的，她把我拽到厕所，暴跳如雷地打我耳光、嘴巴，我仍然不坐，她们就罚我站着，两腿并齐一点不许动，每天早晨四点站到晚上十点，站到晚上十一点是常事，有时站到半夜一点。到二十天左右时，站得我的腿静脉曲张，肿得又亮又粗，跟大象腿一样，毛细血管都渗出了血。
她们看到我还是不“转化”，狱警杨曦进监舍里来问说：你一个人站着，那么多人给你值岗，你还想睡觉啊？在狱警的“启发”下，包夹干脆不让我睡觉，全天二十四小时罚站。在连续五天五夜罚站不让睡觉的时候，庞淑艳拿来一些师父的照片，并且说：“给她扒裤子，把照片贴在她的身上。”我当时愤怒地说：“简直是败坏人伦。”她们往我身上贴照片，我把她们推出很远。她们说：五天五夜不睡觉了还挺有劲儿呢。她们两个就窃窃私语密谋起来。然后其中一个说：坐小凳子你不“转化”，罚站还不“转化”，五天五夜不睡觉你仍然不“转化”，既然你这么坚持，那么今天就让你双盘，不许拿下来，同时两手举过头顶，就这样的姿势不许变。我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早上，整整十二个小时，到这时我已经连续站了二十五、六天了，同时整整六天六夜没有睡过觉了。
二零一一年八月五日，监狱开减刑大会，一些人出狱回家了。监狱开始重新调整监舍，专门用一些杀人犯、诈骗犯包夹法轮功学员。专门包夹我的人就有六、七个。一个叫李长芝的包夹还说：对待法轮功，我能把她逼成疯子，疯子我能把她逼傻了。
为了加大迫害力度，她们又开始不让我上厕所，不让洗漱。当时我精神有点恍惚了，主意识都不强了。有一次我忍到极限的时候就尿了裤子。她们所有的人都嘲笑我，到其它监舍宣扬：“高玉香这么大个人还尿裤子，真是一点都不知道羞耻。”这样侮辱我，我嚎啕大哭，觉得无地自容。她们却哈哈大笑。她们写了一句诽谤大法的话，对我说：“如果想上厕所那么就抄写这句话，否则别想上厕所。”我在精神恍惚中，又害怕尿裤子被她们嘲笑，因为大家在地上吃饭，又怕尿脏了地面对不起大家，我就抄了那句对师父不敬的话。上完厕所我清醒了一些，心中感到深深地痛悔。
她们说：从今天起，不让你站着了，但你是能扛得住老虎凳、死人床、开飞机……还有抻床呢？哪个你都扛不住的。还是给你来一个舒服的吧――上束缚。她们让我趴在床上，两个小腿竖起来，脚尽量靠向屁股，两只手把住两只脚脖，头还得高高的向后仰起来。就这样一点不可以动，如果动了她们抬手就打。就这样的趴着一动不动，手不绑上。如果手脚绑在一起的话，要容易承受的多。她们二十四个小时轮流看着我，除吃饭时可以站起来一小会外，每天从早上四点多开始，一直上刑到晚上十点。
上束缚十多天后，为加重迫害，吃饭时不让我起来，她们喂我吃。因为我仰着头，脖子咽不进东西，喂到嘴里的饭呛了出来，弄了一床。我生气了，就站起来了，爱咋咋地。包夹庞淑艳抓住我的头往墙上撞，我的眼前发黑，两眼冒金星，脑袋嗡嗡响个不停。我就喊要见监狱长。庞淑艳就对我说：你等着，我去给你找监狱长。她就去了五楼。
五楼是专门给法轮功学员动用酷刑的地方，抻床、死人床、老虎凳都在五楼。那里边的刑事犯儿更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不一会儿她找来了一个膀大腰圆的刑事犯。这个人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穷凶极恶之徒。她开始打我嘴巴，边打边说：“我就是监狱长安排专门管你们的。找谁也没有用，我用哪个手指打你，都是政府允许的，打死算自杀，监狱每年都有四、五个死亡名额。”她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打累了才走。
就这样继续给我上束缚，每天从早上四点到晚上十一点。睡觉时我必须仰面睡觉，手举到头上，就只能是一个姿势不变，否则庞淑艳就用擀面杖一样粗细的纸棒子打我的头。
上束缚一直持续了四十九天，我被迫害的皮包骨，这时赶上监狱体检，检查我时连血都抽不出来了。区队长倪笑红进了监舍，看了看我说：“你是从门缝里挤进来的吧，这么大的业力，舒服吗？法身保护你了吗？”
从这一天开始，她们不再给我上束缚了，让我下床了。让我写一个亲情接见的家属名单。我头脑中一片空白，记不清女儿的电话号，也记不清女婿姓什么、叫什么，想不起来我最喜爱的外孙子的名字。包夹们就嘲笑我，我也跟着笑，但是笑得非常的不正常，心里非常的苦。接着我又大哭起来，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所有人都以为我精神失常了。
我极力控制的自己，同时回想大法，但是一句也记不起来了。我就努力想，想到哪句，就不停的念哪句，不断的念，不断的念，想起来的法越来越多。渐渐的头脑清醒了。在我马上就要被逼疯掉的边缘，大法又一次挽救了我。
包夹给我一个笔记本子，说：你不是说法轮功好吗，那么你把你的事儿写一写吧。我仔细的想，慢慢地写，把自己和周围亲人朋友因学法炼功而受益的事情写了出来，还有一些善恶有报的例子也写了出来。我写了两三天，整整写了一本，交给了狱警。
包夹们让我念诽谤大法的书，我不念。她们就让我看片子给我洗脑，片子内容是自焚录像、一千四百例、敛财等。有一天，她们发现了我有从看守所带进去的经文。又逼我罚站，打我，庞淑艳用纸棒打得我全身发紫。
这时有人报告给比较有良心的狱警了。狱警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有没有人打你呀？”我没说话，因为庞淑艳跟在我身后。狱警让她出去，又说：“如果有就说，如果你不说的话，我们一概不负责任。”狱警让我把衣服脱下来看看，我浑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没有好地方，很多狱警都在旁边看着，有的说：“哎呀，打成这样啊。”
然后狱警不让庞淑艳包夹我了，命令我上三楼严管学习，其实就是洗脑。包夹徐长平拿出一条一寸宽一丈多长的带子，在我的眼前晃，威胁我说：如果你不去学习，就“上绳”（一种酷刑）。安排我的住处不是监舍而是个活动室，上厕所必须到庞淑艳的那个监室。我每次上完厕所都必须用手拿着抹布把便池里里外外擦得一干二净，同时必须把地也擦干净。即使这样，庞淑艳还是想方设法刁难我，经常不让我上厕所，憋得我肚子疼，就这样侮辱我，折磨我。
徐长平做我包夹期间，有一次，一个刑事犯人，问我针线包在哪，我告诉她在上铺。我就被包夹一顿臭骂，逼我蹲着，并一直说“高玉香自以为是”。我蹲了一个半小时，被逼说了一百多遍，最后蹲得两腿发抖才罢休。
因为我活干得好，攒了很多分，到二零一六年我应该减期两年左右，但是监狱说我必须写“五书”才能获得批准通过。我人生的目标就是坚持我的信仰，我怎么能写五书呢？所以不能减期。
我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折磨的同时，还被白白的榨取劳动力，几乎是所有的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如此。
长春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整体迫害情况
二零一八年，长春女子监狱将所有法轮功学员都关押到八监区，八监区大队长是倪笑红。
八监区有六个队。关在三楼的法轮功学员是被“转化”迫害的，关在二楼的是遭严管迫害的，关在一楼的是严管中的严管。所有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分隔开，每一个法轮功学员被单独关押，另有六、七名刑事犯包夹，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严管。
三楼是专门“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地方，两个犯人包夹一名法轮功学员，上厕所要一起上，不能低于三个人。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她们经常采用的折磨手段就是坐小凳、罚站、打骂、熬鹰（连续多天不让睡觉），还有酷刑：上老虎凳、束缚、死人床、抻床等。
到二零一八年末的时候，就不提前起床了，但坐小凳还照样进行。包夹轮流监控法轮功学员。有的小凳中间有一个洞，被包夹插个纸棒子，这样人只能坐凳子的一个小边，有的人坐的腿直哆嗦，有的屁股血肉模糊，裤子粘在屁股上。
在监狱里，有的被迫害傻了，有的被迫害精神失常了。和我同时被迫害的一个同修，就被她们按到贴了师父照片的凳子上坐着，不坐的话，就是一顿毒打。后来她心里实在承受不住，就精神失常了。这样恶徒们也不放过她，拿她取笑作乐，哈哈大笑，那笑声好似来自地狱，没有一点人性。
我记得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因看经文被值岗的刑事犯看见了，大夏天被关小号两个月。从小号出来的时候，她腿都站不起来了，不会走路了，被两个人在走廊里拖着。
在二零一八年四月份左右开始，狱警又用一种手段迫害关押在一楼的王雅欣、李瑞英、牛玉辉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除了坐小凳外，每天不给菜吃，只能吃一点点咸菜，更不允许用钱买东西吃，不让家属接见，很长一段时间不允许洗漱，更不能洗澡；每天喝水都是有限的，还得看刑事犯的心情，甚至根本不给法轮功学员水喝，渴得在上厕所的时候喝一点冲厕所的水。因出狱的法轮功学员不断地收集、曝光监狱迫害的证据，起到了很大的抑制迫害的作用，到二零一八年末就让吃菜了。
在监狱中还有一种“转化”手段，就是必须学习所谓传统文化，监狱准备好节目，用电视放，由“帮教”带着学，每天必须写作业，再由“帮教”单独谈话。在长时间脱离法的情况下，在红色恐怖下，在“帮教”的威逼利诱下，一大部分人就被“转化”了。这种“转化”的方式是非常狠毒的。
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因做奴工挣到分而减期都是有条件的，在办理减期的手续时必须得重新写五书，而且还得当着所有人的面念出来才能通过。很多法轮功学员不写五书，她们就不能得到减期。
到二零一九年初，大约还有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长春女子监狱。
以上是我在长春女子监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