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龙江双鸭山市宝清县八五二农场小学教师刘让芳女士，曾被确诊为胰腺细胞瘤，一九九八年七月修炼法轮功后，很快身体得以康复。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后，因坚修法轮大法，为大法说公道话，刘让芳女士被非法抓捕九次，曾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半年，被非法劳教两年，在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强迫坐铁椅子折磨七天、关禁闭室、奴役、野蛮灌食等；二零一一年十月八日被绑架、非法判刑五年。
今年六十四岁的刘让芳女士说：“这些年凡是我自己住过的地方，都受到过骚扰。从住一分场七队父母的房子，七队办公室，到一分场场部的平房，楼房。因为我是单身女人，心术不正的人夜间多次敲窗、敲门，哐、哐、哐猛敲，敲完就跑，我也不知是谁？！能知道的人，也不止是一个人，就有好几个借着酒劲到我的住所想耍流氓。我只是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个好人。怎么就这么难呢？但是我不怕别人歧视、欺负。就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精华，传统的灵魂‘真、善、忍’早点回归到中国人的心灵。我就是要追求‘真、善、忍’，这是绝对的真理，是什么也阻挡不了的。”
许多人觉得中共迫害法轮功和自己无关，这是错误的认识。在这场善与恶、正与邪的较量中，沉默其实就是怂恿邪恶，沉默就是邪恶的帮凶，因此保持沉默，保持所谓的中立是没有选择，其实质是帮助了邪恶，助长了邪恶的气焰。现在天灾人祸不断，就是一种警示。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颠倒了所有的是非善恶，败坏了社会道德，同时也使中国的法制越发黑暗，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下面是刘让芳女士自述她的经历：
我叫刘让芳，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八五二农场一分场七队的人。我因患胰腺细胞瘤去北京看病，在北京喜得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健康，二十年没花过一分钱药钱。
（一）修炼法轮功，绝症得以康复
我从农垦总局医院到哈医大，再到北京协和医院，这个医院是全国疑难病技术权威中心，都诊断为胰腺细胞瘤，是少见的疑难病，这种病相当于判死刑了，连带着糖尿病綜合症，低血糖，心脏病等多种病症。患病时，全身浮肿、头晕眼花，每天吃七八顿饭，又吐又拉，浑身无力，起不了床，人浮肿得很难看。
病痛把人折磨得非常痛苦，生不如死，生命基本没什么希望了。我就奔气功看看，能不能治我的病？我到北京景山公园练了一个民间功法，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但不能彻底根治。
一九九八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我仅仅看了一遍书，听了一遍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带，身体发生了神奇的巨大的变化。我原来骑车很不稳，一下子骑在车子上，从来没有过的稳当，心里暖融融的，一片祥和，身体非常轻松愉悦舒服。从思想到身体我感觉象换个人似的，所有的病症不翼而飞。甚至每时每刻，我都想又蹦又跳的，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我真是连蹦带跳的，身心无比喜悦。
我遇到这么好的功法，这么伟大的师父！生命里充满了阳光和希望，身体沐浴在无病一身轻的美妙之中！我感恩师父的救命之恩！师父要求修炼法轮功处处按“真、善、忍”三个字要求自己。生活、工作、为人处世都以三个字为准则。好象我的生命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找“真、善、忍”这三个字，终于找到了！这三个字我太喜欢了。试想：哪怕一个再不好的人，他是不是也希望他周围的人对他真诚、善良、容忍呢？生命需要“真、善、忍”；是人就需要“真、善、忍”这是普世的价值。我太喜欢这个功法了！让人身体好；思想好；道德品质高尚；对个人，对国家都节省了许多医药费。
看到我的变化，我母亲和妹妹相继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修炼法轮功对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所以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许多人在炼。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和妹妹刘让英与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的依法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办公室，反映在天津法轮功修炼者被执法机关部门非法抓捕。法轮功修炼者自发有序地排列，没有口号、标语，不影响交通，而且把人行道都让出来。场面宁静平和。有的学法、有的炼功，还有的在交流修炼做好人的体会。却被中共诬陷是“围攻”，世上谁见过这样的围攻呢？我们亲眼见到一个过路警察说，法轮功可好了，我家好几个人都炼，你们是好人哪！晚上听说被抓的学员释放了，问题圆满解决，大家静静地散去了。地上干干净净的，连警察的烟头都拣起来了。事后知道当时的总理会见学员代表，理性和平圆满的结束人数最多最大规模的上访。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地维护公民权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这次上访是“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
（二）姐妹被劳教折磨：坐铁椅子、关禁闭、做奴工、四肢铐在床上……
江泽民出于妒嫉强行推翻政府总理的开明决定，把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随后江泽民不顾六个常委（共七个常委）的反对，凌驾宪法之上，私自决定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颠倒了所有的是非善恶，败坏了社会道德，同时也使中国的法制越发黑暗，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灾难，从今日中国“假、恶、斗”遍地，道德沦丧，贪污腐败，就可以看出来。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我和妹妹刘让鸽在地里拾豆子，一分场派出所把我们姐妹俩绑架到八五二拘留所，警察余守江把我俩仅有的几百元钱非法没收。从劳教所回来后通过公安局还费了很大劲才要回来。在北京的被抢去的一万多元钱，至今没要回来。当天晚上又把我俩转到红兴隆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晚上，我和妹妹刘让鸽又被非法劳教劫持到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第二天就被强制去干活。挑拣豆类、瓜子、装车时扛一百斤的袋子，背煤等年龄大的也得干。我被非法关押到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关押期间用电棍打我，逼迫我转化。他们给我强行灌玉米面和浓盐水，让我坐铁椅子，还把我绑定到床上，四肢伸开。罚坐水泥地让蚊虫叮咬。他们还勒索钱财扣掉信件等。
酷刑演示：铐在床上
在劳教所吃的是鸡饲料，没蒸熟的玉米面发糕发黏，喝的是飘着几个萝卜丝的汤，没有菜。早上有一点咸菜，大头菜的根洒点咸盐。过年吃饺子，二十斤肉馅，百十号人吃了五天；看不见肉星。后来改为馒头，面是霉的，吃的我头晕难受很长时间。刚到那时因非法抓捕很多法轮功学员，床铺不够，我和别人睡一张，而且是上下床铺的铁床上。早上起床后，黑龙江的三九寒天都得在室外洗漱，两个人给一点水。我因月经期间下身粘在一起，费了很大劲，凑了点水洗了下身。一年四季都不给开水喝；有澡堂，两年我只洗过一次热水澡，还是我们绝食抗议后唯一的一次。平时几个月都洗不上凉水澡。能洗上凉水澡就算很不错的。在车间干活时，法轮功学员没有随便上厕所的自由。集体上厕所不允许个人单独去。上大厕限制时间，屎拉不完都得走，出来晚的都得挨说。上级来检查劳教所，炊事员穿上白大褂，饭桌上铺上白桌布，检查的人走了，白桌布也撤掉了，白衣褂也脱掉了。
我和刘让鸽刚刚被劫持到劳教所时，同修来看我和妹妹刘让鸽，去接见时我俩走后给我们留下五百元钱。到账上是四百元，接见我们时，在场的有刘红光大队，郑丽燕指导员，蒋佳男是女警察。有一个同修亲自跟我说她的家人给一个警察一百五十元钱让这个警察转交，这个警察没有给同修钱。
我们被强迫做奴工，早晨四、五点起床，天不亮就到车间拣瓜子和红小豆，每天十多个小时超负荷劳动，晚上九点多钟才让回监舍。如果没完成任务，再把瓜子和红小豆背回监舍继续干。一次我困倦至极，两只手轮换着交替着非常快的这个手拣、那个手扔，这个手扔、那个手拣，拣一个瓜子的瞬间，从拣起瓜子到扔瓜子能有一秒钟吗？在这期间竟然我睡了一小觉。这说明人困乏到何种程度？这也就是我一生中睡得时间最少的一觉。这绝对是真实的没有一点夸张，睡一觉不到一秒钟！在没有反迫害绝食前犯人和警察都看到了大法弟子风范，给予高度的评价。
我们反迫害后，警察迫害我们并且强制刑事犯一起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有一次，我们很多同修集体绝食反迫害，都被强行灌食，不知他们往里加了什么不明药物，我们每个人都呕吐，警察强迫我们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一个挨着一个的紧紧的码在一起。逼迫我们呕吐在自己贴身的衣服内。警察用电棍胡乱的打人，从所里调来男警察，拿着电棍对着法轮功学员疯狂、胡乱打，我也挨了电棍，其中有两个被打晕送医院抢救的，其中有一个抢救了一个多小时才抢救过来。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我们绝食反迫害，还有刑事犯帮着警察一起迫害我们。有人按胳膊的，有压腿的，有掐嘴捏鼻子的他们强行野蛮灌食。几个男警察抬着一个大法学员，往床板上一扔就象扔麻袋一样，床板被砸得哐一声。有好几次给我插管时，插不进去，插的血淋淋的还往里猛插。大法弟子就有这样被插死的。有一次强制灌浓盐水，和什么东西一起灌的。那个干渴呀……警察有时来翻经文，狱警连我们女人的裤头都得脱下来、卫生巾都得翻出来检查。有一次半夜男警察查岗，我正在睡觉，男警察掀我的被子。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二零零零年他们想转化我，就把我单关一间屋里；炎热的夏天一天也不给一滴水，后来三天两天换监室，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不转化的几个人都拉肚子。我们每个人都买很多塑料袋，便在袋里臭气熏天。一天就给一小瓶矿泉水喝都不够更别说洗了。那时我和金力红、张连英、朴海顺、栾秀媛、刘秀芳、邓春霞、王平，还有密山的王俊华，还有被迫害死的王淑君，隔壁是鸡东的刘桂华后来被哈尔滨女子监狱迫害死了。几乎和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都在同一个监室一起住过。
二零零零年大约七月份，为了“转化”我，队长刘宏光把我关小号，还说我们有洗脑的机器用不了两天就能转化。他们在一张铁床架子上只放几块木板，把我一只手和一只脚铐在床上。有一次大便时也没人管，我用另一只手和另一只脚非常艰难的挪动床板、盆子把屎便在脸盆里。看我七天也没转化，就又把我关在一个比较大的房间里，也是一个人，四肢铐在床上不能动，打开窗户让蚊虫任意随便叮咬我八天，共半个月，连一点滴水都没给过我。
二零零零年从秋天入住到十二月份，住的房间在阴面，墙上长着绿毛、黑毛、红毛，屋里潮湿，又阴又冷。我和赵亚贤住一个房间时，还不给水喝，有些日子每天只给刷牙桶的盒盖那么一点水。
二零零一年大年三十晚上，警察将全体严管队学员骗出楼，说去见所里官员。可是到了废楼前刘宏光却说，要求学法炼功不遵守所纪所规的站出来，邓春霞第一个站了出来说“我”，随后十几名功友也跟着站了出来齐声说“我”，剩下几个被带回了楼。
三大队长刘洪光大声叫喊叫：接着冲进许多警察，扑上来揪住同修的头发，拧着胳膊，将头使劲往地上按，连拖带拽又打又骂又踢又踹并恶毒地说：“给你们过个年，过个好周年。”然后把我们十几个同修脚镣手铐粗绳子连铐带绑的。四肢被固定得非常紧。这一群追求真理、天下最善良的姐妹被邪恶铐在了死人床上八九天，并被强行轮流坐铁椅子。付美林被恶警用胶带缠住嘴不让说话，四肢被铐在铁椅子上很长时间。
二零零一年过年后，没什么原因，就又把我绑在床上一个多月。灌食导致我经常呕吐，犯人包夹边海燕打我，平时我经常受犯人欺负。有一次因为迫害别的法轮功学员。我听到惨叫声我心里着急想救同修，出不去就把门上的玻璃打摔了，手流了很多鲜血，劳教所给我加期，连铐三个月继续迫害我。
二零零一年在严管队。由于室内潮湿，卫生条件差；见不到阳光和新鲜空气，造成一些学员身上都长了疥疮，流脓流水，很是吓人。住在隔壁的刘桂华是鸡东的优秀教师，满身全是，坐也不能坐，走也不能走，站在屋里很痛苦，他们不让她穿衣服，让她站在屋中间让刚来的还没转化的学员观看。他们的目的就是吓唬学员，不转化就是这个样。不转化就不让户外活动。
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多号，我被迫害得突然晕倒了，不能走路，说话发不出声音。劳教所怕我死在那里担责任，就让一分场接回去。宫姓警察利用给我打电话的机会，欺骗同修40元联系当地派出所。
（三）受监视骚扰、被迫“要饭”
九月三十日一分场派出所把我从西格木接回，我被带到一分场招待所，派出所所长王金虎手里捧着一打信纸，我说想给我妈写信，告诉她老人家我回来了，他说给一千块钱也不让你写信。
十月一日早上，我特别无力的缓慢的在洗脸，厂长李春江什么也不说上来伸手就打我，拽头发，大巴掌扇打我脑袋，耳朵被打的嗡嗡响。把我打倒在地，刘卫东和一个人把我抬到床上。我根本不认识李春江，他们为了转化我，把我家亲戚叫到一分场；李春江一进屋，我指着他说是他打的我。他一听我说这话什么话都没说，立刻扭头关门就走了。这时有人说他是厂长叫李春江。
我又开始绝食反迫害，在一分场住了两夜。他们说服我大弟弟次日把我接到他家，每天两三个人监视我，去我弟弟家骚扰，有一次一帮人拿着录像机给我拍照。
我在弟弟家住了十多天，受不了他们的骚扰，我就很艰难地回到了家。多少年都没人住的空房子，吃的、用的都没有，就我一个人。家里没吃没喝的，没法生活，我就去连队找书记蒋继军解决吃饭问题。
我身体特别虚弱，走路都没多大力气，说话发出声音很小。我去办公室找他，很费劲走到那；书记蒋继军非但不解决问题，反而让派出所所长王金虎等人，把我绑架到八五二拘留所，到了拘留所才知道我为什么被抓。852农场公安局副局长王世臣，还有610负责人到拘留所看我。他俩说你在连队敲着盆宣传法轮功，又唱又跳的。我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你们能找到一个人敢证明我又唱又跳的吗？他俩听了我的话没吱声扭头就走了。
九月三十日晚上，派出所王金虎、于守江到劳教所接我时，我根本走不了路；是刑事犯把我背出劳教所大门的。回来才十多天还没恢复到能又唱又跳的状态，当然，他俩心里象明镜一样知道是谁在撒谎？谁在欺骗？谁在诬陷好人？谁是邪的？谁是恶的？他俩看我的身体的状态根本就没有又唱又跳的能力。一个小连队的书记就能编出这么荒唐可笑的故事。与整几个人到天安门演戏自焚有什么两样？这说明什么呢？在中国权力大于法律！利用职权的人编一句谎话就可以使善良的人被非法关押半个月。这期间我一直绝食抵制非法关押。后来听说公安局长李滨说的刘让芳身体不好，又刚从劳教所出来根本不想拘留她。没有办法，是一分场非得送来。当时一分场场长是李春江，书记是张志新（现任852政法委书记）。
半个月后，把我接回到农场连队办公室住，还把五队治安员调过来三个人监视看着我。然后让治安员郭勇长期监视我，每月给他开四百元工资，然后他们一家人都一直监视看着我，我每月才一百元的低保费由他们家拿着，我买东西得经过他们允许，才能购买。他们还让邻居非法监视我。朋友来看我，邻居告诉了派出所所长卢江，卢江和田中兴来我家非法讯问我的朋友。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在办公室门上的门框上，贴了一个小的真相标语，长不到一寸宽不到半寸。上午被连队书记蒋继军发现亲自去报告给分场，回来时美滋滋的哼着歌，又非法拘留我半个月。我绝食抗议半个月，回到办公室发现，我收藏的法轮功资料没了，蒋继军说交上边了，不给你。我又继续绝食九天想要回我的东西，他们也没还给我。
（四）在洗脑班又被折磨的奄奄一息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六号，还是王金虎、余守江、分场领导唐新义、郭勇把我强行抬上车，绑架到建三江洗脑班。因我不配合迫害，我抓着车，手被弄破。
本来我从劳教所回来后，通过学法炼功，身体恢复得特别好，人也显得更年轻了，皮肤粉嫩的。认识我的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可是把我绑架到建三江洗脑班后，到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号期间，建三江七星农场公安局长刘中山非法提审我时，拽我头发，狠狠地把头往墙上撞。853农场的崔凯被打的躺在床上好几天不能动。如果去医院检查可能是肋骨被打折了。在洗脑班每人每顿只给一小盒米饭和没有油的水煮土豆片，黑乎乎的难以下咽，而且量少。根本不够吃，特别是男性法轮功学员，尤其是五大三粗的徐连军，每天都喊吃不饱，那时我被迫害的吃不下去饭，我就让他们转给徐连军，转两天以后就不给转了。我吃不下饭浪费掉了，而那边饿着。每人伙食费每天十元，事实上三分之一都用不了。听说做饭的人，是七星农场领导家人的亲戚。
有一位了不起的老人叫潘宣芝，是尾山农场的，那时她60多岁。她并没有炼过法轮功，是信道的。她自己目睹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和周边的法轮功学员，通过学大法，身体好，思想道德提高，祛病健身有奇效。对任何国家民族都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功法被诬陷，她就独自一人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鸣冤，被劫持后送到建三江洗脑班和我们法轮大法学员关在一起，和我关一个房间。潘宣芝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哪！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人的传统，与人为善，主持公道、正义。而今天好多的中国人对别人的痛苦表现麻木、冷漠，即使有同情心也不敢表现出来，甚至站在强权一方指责受害者，为了饭碗助恶为虐、残害善良。其实都是共产党恐怖高压造成的，是共产党煎熬、摧残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性，是在毁灭我们的中国人。
我每天都是在痛苦的煎熬中，从元旦开始洗脑班的负责人黄树祥说，多次打电话让一分场去接我，一分场就是不去。四月二十多号我开始翻白眼了，他们吓坏了，怕我死在那里担责任，这时他们才让一个医生来看我。医生看了我一眼摸了一下脉搏，说脉搏太弱了，都快摸不着了，就走了。建三江管局副局长包军放弃休息日亲自到哈尔滨农垦总局，请示批准强行把我送回农场。
这六个月把我折磨得皮包骨，奄奄一息翻着白眼。他们害怕我死在洗脑班，四月二十九日黄树祥和他妻子还有一个警察把我强行送回到852。洗脑班的人还骗852的人说给我找最好的医生，最好的仪器给我治疗，事实上根本没有给我看病检查，只是去了一个医生就简单的看一眼。别人一年在洗脑班要交费用一万元，按他们的要求我应该交六千，而我半年洗脑班勒索我们农场一万六千元，我没想到这农场和农场之间还进行这种欺诈钱财的交易。
回到我们连队，别人都说你去建三江时还那么年轻、漂亮，几个月就骨瘦如柴象个老太太，判若两人。
我在办公室住了一个月，他们就让我回到自己的家，父母的房子。我跟蒋继军说，想让人帮忙擦一下玻璃。我没想到蒋继军突然揪着我，把我扔到摩托车上，摩托车又撞到墙上，摔得我腰疼、浑身疼。我打电话告诉派出所，王金虎来看了一眼什么都没有说就走了。我在办公室住时，曾经把办公室、走廊里的几个窗户，卫生打扫的干干净净；犄角旮旯死角，甚至从来没人擦的地方我都认真的擦的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人让我干这些活，都是我自己主动去做。我被他们非法监视着，被他们迫害着；我对他们无怨无恨，仍然按真、善、忍善待他们。我现在身体弱，只是想让帮一下忙。他们就这样如此待我，这些人的良心都哪去啦？
大约零七年或零八年的夏天的一个晚上，有人说我散发资料，天已经黑了，大约九点多钟。一分场派出所四个人到老场部我大爷大娘家去找我，大门锁着的。他们就跳过院墙冲到屋子里，把我家的这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都吓着了。我家老人告诉他们我不在。这是私闯民宅罪。
二零一一年十月八日，我因讲真相被农场的一个管理员诬告，被绑架到八五二南横林派出所，几个小时后郭勇把我接回家。晚上九点多郭勇和南横林派出所的警察挟持我大弟弟带领他们到我家叫我开门，我开门后，他们就闯进我家，进屋就四处录像并开始非法抄家，把家里的几个房间翻得一片狼藉，抢走了大法书、师父法像和大法资料、《九评共产党》、神韵晚会光碟、真相小册子等。
（五）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刑五年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在宝清同修家，一分场派出所于守江、朱善刚和宝清派出所的一个警察非法闯入同修家，什么话也没说，将我非法抓捕到八五二公安局，然后又绑架到红兴隆看守所。
同日下午，八五二农场公安分局警察藏宝祥、张健勇和八五二农场一分场派出所所长卢江、警察于守江和郭勇，非法抄家，和我相依为命的刘让英在家。把新唐人电视的接收器，笔记本电脑、真相币一百五十元，法轮功真相资料等非法没收。她那天听他们说我被抓了，都急哭了。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我绝食反迫害，他们强行灌食并送医院迫害二十多天。
我的妹妹刘让英来到八五二农场一分场场部要我，并控告警察非法抄家。一分场陈场长陈德全打电话叫来一分场派出所所长卢江和姓牛的，赵厚伟，郭勇，他们就在后面跟踪刘让英，白天是一分场七队队长王军，保安郭勇和他的媳妇曲蒙，晚上是于庆和赵姓、牛姓三名保安和一名司机。他们在车里过夜。一天费用二百四十元。
刘让英去852农场公安局要人讲真相。852农场公安局姜副局长却说：“你姐得重判”；她又去852派出所讲真相要人。八五二农场派出所所长鲍振东威胁说：“你不走，就得把你抓起来”。她去852农场政法委，说警察没有搜查证是非法抄家，要找书记张志新。他们说没有，不让她说话，被他们撵出来。
大约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初的一天，农场一分场派出所所长卢江，警察于守江，把正在挖菜窖的妹妹强行骗回屋里，于守江给录像，八五二农场公安分局藏姓警察非法审问。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一分场派出所所长卢江、警察田中兴和一保安（不知姓名）闯入我家，欺骗说带刘让英去看你姐姐，妹说不去，卢江说：“不走也得走。”他们三个人把刘让英用铐子铐上，和八五二一分场的书记李刚，把她劫持到青龙山洗脑班迫害了两个月。并为此勒索农场二万元钱。刘让英14号当天被送到洗脑班，听卢江跟那的负责人说，她姐被判五年刑，她想才一个月怎么会有结果。后来听说农场花巨款非法强制判刑。
我被红兴隆法院冤判五年。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我们没做任何坏事，就想做好人中的好人，是他们在知法犯法，执法犯法。我按真、善、忍做好人，讲法轮功真相是救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不久将来会证实，大法弟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群体。法轮功弘传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三千五百多项。法轮功书籍被译成40种语言。在全球发行，并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我没有错、更没有犯法。犯罪的是江氏集团及其追随者和不明真相被当工具当枪使当替罪羊的人。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别人将来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在红兴隆看守所绝食抗议，要求无条件放我回家。绝食九天，第十天强行送到医院，打点滴输液，灌药；每天三四人看着，还给我戴上手铐和脚镣。有852农场一分场派出所所长卢江，警察于守江、一分场卫生员和曲萌。
大约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他们把我从红兴隆看守所转到双鸭山看守所。我拿到非法判决书的时候，看到上面有郭勇做的假证；他说他问我新唐人电视台哪安的，说我说的某某地方来安的。我根本就没说这句话，他也根本没问过我。我在法庭上讲了在大法中受益，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好法。
家人被谎言欺骗，不敢接触我们，十几年过年，没吃过团圆饭；我回家看八十多岁老父亲，三弟都不让，把我打出来。我们姐俩起早贪黑捡豆子，一分场七队房子拆迁，我和妹妹扒砖拆旧房子卖钱，购进冰箱、冰柜、洗衣机；开小卖店、卖包米、卖菜。我和刘让英所有的东西被三弟留下。我姐俩维持生活的小卖店被迫关门了，直接损失一万元左右。存折一万三千元，三弟取走说是给老爹看病，亲人都不知这事，找领导也没人解决。我和刘让英一无所有。
小妹刘让鸽原来炼法轮功，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转化洗脑，害怕的不敢见我们。她的善良被人滥用，她不知道做转化她的人，说的都是假话。
（六）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活下来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他们又从双鸭山看守所把我绑架到黑龙江女子监狱十一监区。以刑事犯崔湘、唐永霞为首，几个人妄图“转化”我，我被强迫坐小板凳上，看诽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录像。每天被强迫坐小板凳，从早五点到晚上九点，有时到十二点。板凳是十多公分高，二十公分宽，两只脚必须脚尖对脚尖，脚跟对脚跟，两个膝盖必须紧靠着，两手平放在腿上，身体不能改变姿势，否则就是一顿毒打。尤其是唐永霞拳打脚踢还扇脸。崔湘一出口就是下流肮脏污秽的语言。她还把师父的照片从书上撕下来坐在屁股底下辱骂师父和大法。
刚到监狱头几天，她们几个人强迫我往她们已经事先写好的“转化书上”按手印，我拼尽全力挣扎没有按上。之后找来更多的人，我最终是被强行按上手印，我说不管用。她们叫嚣：到这儿没有不转化的。多么的无耻和荒唐！警察不调查落实，欺上瞒下，要所谓的“转化”名额、在我快获得到自由的时候，我才知道一直坚守信仰的我，在“转化”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
酷刑演示：罚坐小板凳
酷刑演示：罚坐小板凳
唐永霞对我拳打脚踢，她打过很多法轮功学员，我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白天，把我弄到转化组，晚上，到隔壁寝室继续强行我坐小板凳。刑事犯许珊是佳木斯的，还继续打我。我往墙上挂表的方向看一眼许珊都打我。他们还不给我吃饱，有时有好心的人，悄悄的给我点吃的。小板凳的酷刑折磨，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理解和想象这种痛苦：看上去不是什么大刑法。不起眼的一个小板凳，坐时间长了屁股上的肌肉在上身段重压下，象撕裂开一样钻心地痛，撕心裂肺的疼，感觉肌肉在一点点地裂开啊。坐的时间再长一些，屁股形成两个坑，凹下去，肌肉失去弹力萎缩了。我的屁股没有象别人那样坐烂了，甚至长蛆，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每秒钟都是那样的漫长、好象时间都在背负着重大的巨压，艰难的缓慢的往前走。疼痛让我琢磨屁股的中心坐在板凳的什么位置能减轻痛苦，她们都不让，尤其是唐永霞都不让，必须坐在小板凳的中心。
疼痛啊！难受啊！难熬啊！我宁可被她们拳打脚踢，也不想再多坐一秒钟的小板凳。一次唐永霞打我，刚一伸手还没等打着我，我就先顺势倒在地下。宁肯任她猛打吧！豁出来了！只要是屁股哪怕能少坐一秒钟的小板凳，能减轻一秒钟坐小板凳的痛苦就打吧！唐永霞就骂我耍无赖，用脚猛踢我，侮辱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她们还恐吓说，再不“转化”，半夜时，把你的头塞到便池里，看你转不转？关小黑屋等。一次崔湘正在打我，突然进来一个警察，一看此状，立刻退了出去，关上了门。如果不是警察教唆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她能不制止吗？这就是所谓的“春风化雨般”的温暖教育，邪恶至极呀！
二零一四年五月中旬，我被折磨的突然头晕，浑身无力，心脏难受。一个月后，走路都很艰难了，声音越来越小了，微弱到就剩一点音了。别人趴到我嘴边才能听到一点音。想上厕所都没有力气。我单手举着靠墙支撑胳膊，手捏着手纸的一边。手纸滚下来象一面白旗散落在床上。胳膊肘支床上，忙着干活的人看到说“你们看举白旗了，要上厕所了。”吃饭都拿不动勺子，靠吸管。手扶着墙一点点挪动，一米远的距离挪了很长时间。上厕所的台阶迈不上去，需要别人帮助，有的人心地善良，两个手抱着我的腿，轻轻的放到台阶上扶着我，生怕我有闪失。组长陈英（贪污犯家住大兴安岭），骂我装的，上厕所迈不动台阶，不让别人帮我，刑事犯张英梅也助恶为虐。有一次，没人看见的时候，陈英使劲掐我的后背，疼了好几天，我让别人看没有发现痕迹。
一次，我身体直挺挺得一动也动不了，几个人抬着我放进轮椅里，到监狱内部医院做心电检查，医生说是心肌缺血心脏病。陈英和唐永霞两个人还经常骂我装的。有时候上厕所动不了，让犯人们帮忙上厕所。她们就骂骂咧咧“爹妈都没伺候，伺候你……”，耽误她们在屋里干活。她们的活大多数都是手拎纸袋子，用的胶是有毒的，很难闻的一种胶，根本不适合在寝室干活，她们也确实很累很难。我们住在四楼，来活了，一包包很重的纸扛上楼，做成纸袋后打成包扛下去；再装车、卸车；我有时候从窗户往外看，能看到大型的大货车；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也跟刑事犯一样参加奴工劳动很辛苦。我们看她们挺累的，有时也帮着干。
七月一日那天早晨，陈英和唐永霞狼狈为奸在走廊里大声骂我装病、侮辱我的人格，整个监区几乎都能听见，和我住一起的人都知道，在监狱内部医院进行检查三次，结果都是心脏有病。这是用科学仪器测出来的，能有假吗？能是我装的吗？我没有力气和她们理论，人啊！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呢？我有病本身就很痛苦，如果不是我学大法心里怀着真、善、忍，我根本就无法活下去的。后来我身体好一点就帮着干活，她们就眉开眼笑了，判若两人了。我看她们好可怜啊。
七月十四日陈英小组长被撤了，这就是恶有恶报。我真希望人人都知道大法的好，都有福报、善报有美好的未来！我要求出去监狱外检查，戈雪洪和肖丽娟让犯人何冬梅，和几个犯人强行给我灌药，我拒绝，所以没灌进去多少，几乎都吐出去了。晚上李海玲，温艳萍等人把我拖到厕所走廊，继续给我灌药，没人注意时被我吐掉了。第二天早饭后，李海玲等人再次给我灌药，把我的牙都弄松动了，脸肿了，嘴里起来象鹌鹑蛋那么大的血泡。被其她法轮功学员看到后，着急了，同修林秀梅喊“法轮大法好”，在法轮功学员强烈抗议下才不给我灌药。
那几个月我掉了四颗牙。我就相信大法是超常的，几个月都在昏睡中，痛苦中，煎熬中，只要不是昏睡的时候，我就尽量背法，我一定要活着走出去。渐渐的我的身体一点点好起来，慢慢的能走路了，能发出声音了，活下来了。
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由于王敬杰抵制邪恶迫害，拒绝劳动，我们四人被强行码坐九天，还有李海岩、林秀梅。每天被迫害长达二十多个小时。
有一次武警搜查监舍，大家都被集中在操场。我亲眼看到听到，齐齐哈尔市刘姓法轮功学员，叫刘什么梅跟大家讲，刑事犯欺负她打她。还把她关小号两个月，出来后还说她是精神病。一四年十二月五号，杀人犯周丽丽心狠手毒，听说是十一监区花钱从别的监区买来的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把和我同住一个监室的林秀梅、李海岩弄到厕所扒光衣服，用冷水往身上泼。泼完水后只让穿一身单衣罚坐小板凳。黑龙江的十二月份是相当冷的，林秀梅被泼三天，每天泼一次。为了掩盖毫无人性的泼水时发出的声音，她们在厕所外高声播放录音机。
二零一五年大约十月份，十一监区修厕所，在押人员白天被带到会议室，色桂荣是一个没有上过学的善良的普通的家庭妇女。不知道她们用什么强制或欺骗方法把她变成所谓的“转化”的人，其实她的心根本没有转化。整个会议室、十一监区所有在押人员和在场的警察，都能听到她高喊：法轮大法好！第二天就看不见她和她的包夹，有人见到她被束缚带全身捆绑。我听别人说杀人犯范秀梅领着几个犯人用被子把色桂荣包裹起来打。我每次见到她，她眼里满含泪水不敢说话，她都用手势悄悄比划告诉我，有人打她，欺负她。由于长期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心里、生理承受能力达到极限，色桂荣出狱半年后含冤离世。
二零一四年，好象姓杨叫什么琴，比我年龄大。被绑架到十一监区，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的身体健康、神采奕奕的。没多长时间就被折磨的骨瘦如柴也不放人回家；上厕所都艰难的扶着墙走还不放人回家；我亲眼见到晕倒在厕所里。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她们还不放人回家；一直到只剩一口气了，才放回家。活生生一个人被绑架到监狱没有多长时间被迫害的奄奄一息，听说回家没有几天含冤离世。
（七）家人遭受的株连迫害
我在被非法关押女子监狱五年期间，只有一次妹妹来过，因为她起诉青龙山洗脑班的迫害。被警察骚扰，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她的包放在法轮功学员那，身份证被警察抢走，没有身份证加之警察妄图抓捕她，她就无法来监狱接见我。我妹妹写的信，警察也没给过我。
我的母亲郭尚云，一九九八年和我们一起炼功，十多年来身体非常健康，没吃过一粒药。二零零九年过年前，派出所卢江几个人到我家。我妈说炼功后身体可好了没吃过药。母亲不认字，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邻居来串门，她能念师父的法给人家听，这就是大法的神奇。在我和妹妹同修被非法关押后，给她身心带来巨大的痛苦。我母亲失去修炼环境，于二零一二年九月，母亲在思念和痛苦折磨中含冤离世。老人离世前一直不停地叫着我和刘让英的小名。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一日，我获得自由，妹妹刘让英来接我，想照顾我的生活。一分场派出所所长卢江说，我是不“转化”重点对象，卢江和于庆不让我跟妹妹回家，把我绑架到他们车上，车上还有一分场副书记王欢欢（女）等三四人。他们在车上说什么都给我准备好了，面、米、油都给我准备好了，到了一分场后，我被安排在一个办公室警卫的地方，他们还雇两个女人，给她俩每人每天一百五十元，贴身包夹看着我二十天，我没有人身自由，这是非法监禁罪，我去邻村看望老父亲，他们不让，我就是要去！最后只好跟着我一起去。十一月一日，我才有自由，但仍然被他们暗中监视着。
这五年我被迫害的苍老了很多，回来后熟悉我的人见到我都说我变化太大了！都不敢认识我了！人家说很大声音我才能听清，头发白了，皱纹多了。
我住在四面漏风的破房子里，几乎一无所有，根本没法生活，我天天在垃圾堆捡吃的，捡穿的。我每天都去一分场机关要求解决生活问题，才给了我一点米，我告诉连长范在旺，过年发放救济金别忘了我，我无吃无喝，饥寒交迫。有的人说今年过年的救济金没有谁的都得有刘让芳的。过年农场发困难救济有钱、米、面、油也不给我，没有我的。别人听说都感到很惊讶。我找连长反映此事，被连长范再旺用最污秽的语言辱骂我。我去852信访办反映情况，信访办的人说这有什么呢？谁有困难就给谁呗！也没有给我。后来他们给我办最低的低保，每月才三百多元。一七年才有了没有装修的廉租房子给我住。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八日上午，我去八五二农场一分场派出所找所长卢江要我被绑架时被抢走的可能是八九百元钱，最少也有五百来块。现在记不太清了，和被扣押的身份证。这是侵犯人权。每次都给各种理由推诿，而且说给你问问，至今没要回来，他翻我的包，把我的东西翻出来，见我抢回自己的东西，他生气了，他说这个事我不管了。我回来这两年，他们多次到我的住处骚扰，曾经两次是带着录像机一进屋就录像，这是侵犯肖像权。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二号我被绑架后，妹妹刘让英她去一分场讲真相要人，后被送洗脑班迫害。刘让英因为起诉青龙山洗脑班的迫害，被852公安局警察，拿着她的身份证到佳木斯、红兴隆等地四处寻找她。企图绑架。后来听说852公安局警察两次到红兴隆糧库一名法轮功学员家非法讯问。二零一四年九月的一天，红兴隆管局警察邢来亮，兴隆镇派出所副所长王伟，八五二农场两个警察，其中侯姓警察拿着刘让英的身份证，去红兴隆粮库的那位法轮功学员家中时，八五二农场的警察对这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说些很难听的话：“你把这小丫头包养起来了，藏在哪了。”惹怒了这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当时他们就厮打起来了，侯姓警察的胳膊受了点外伤，而且住了院。这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因此被红兴隆看守所关押了七天后才放回家。这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后来花了近八千元的费用聘请了律师为此事控告了八五二农场当事警察。最后八五二公安局拿出四千元的赔偿金才了结此事。
我上班已有几十年的工龄，到法定年龄不给办退休。我去找852劳动局局长。不止一次说炼法轮功不给办。一分场领导都找过，他们都还不让往上找。我们国家劳动法规定每个人享有养老保险权利。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去852劳资科办退休，做了登记说等通知。后来再打电话，负责的人说超龄了，再问问。
我没有多少钱给老人多买东西孝敬老人，就自己非常辛苦的开一点地。有许多砖头、石头， 非常难开，邻居看见了都说我能干。好不容易秋收，我把种的山药、地瓜洗的干干净净，2018年10月23日给他们送去。三弟由于受邪党的谎言毒害，认为我们姐仨炼功给老刘家丢人，不止一次打我，认为我没有领好头。这次也是，我刚到老父亲的屋里，他一听见我的声音冲到我跟前，夺我的兜子猛摔在地上，满地都是地瓜、山药，用脚猛踩，对我连拽带打，往外拖，还拿起东西就往我身上摔。刚开的地没有什么粪，瓜长的不太好，我就把大一点送给他们，小的自己留下了，都让他给糟蹋了。看到一片狼藉心酸哪，怎么被邪党谎言与暴力扭曲的连一点人道都没有啦……
提起三弟，我们相差十二岁，他一出生，我帮助伺候月子，三弟的尿布都是我洗。在他上面我还有两个弟弟。我在家排行老大，从小我就很懂事，看到母亲太辛苦了，心里就想一定帮助妈妈照顾弟。大约三弟四、五岁时，生了一场大病住了很长时间医院，持续高烧不退，检查很多项目，看这个科，看那个科都是我一个人看护，背着抱着很辛苦的。父亲必须上班养家糊口，小弟下面还有双胞胎需要妈照顾。二弟九岁那年，冬天农场连队的男劳力基本都去工地排水了我父亲也去工地了，二弟突然高烧，体温计到顶了。他烧的什么都不知道，翻着白眼珠抽动着；从床上滚下来。我赶紧叫来卫生员，叫了车送到医院，那时852医院在四分场。车一到门口停下来，我抱着二弟飞快去抢救；卫生员都跟不上我，说怎么这么有劲哪。就是因为及时抢救二弟脱离危险。
我的侄儿刘国成到了参军年龄，各项检查都达标，来征兵的人也看好他。有一个人（余守江）说他大姑炼法轮功，就这样一句话军队就不要他了。家里的亲戚都埋怨我，怪罪我要是国成当兵了，不当官也有个工作，媳妇也能有了，可现在要啥没啥。一切都怪我，连周边不认识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852农场一分场派出所一直参与迫害。这几年非法拿着我的身份证，使我许多事情办不成，侵犯了我最基本的人权；身份证办一个又一个的，就是到不了我的手中。只好再花钱再办一个不让到他们手中的身份证。
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帮人祛病健身，在任何社会、任何地方，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应该受到表彰的。事实上，尽管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已经弘扬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三千多个褒奖。即使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坚持修炼，讲真相、揭露谎言、曝光酷刑，也是合法的，而且是在维护正义，根本就不应该被关押。而对他们身体上、经济上、名誉上、精神上等任何伤害都是违法的，用刑法来衡量，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这些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的人。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试想一想：不让做好人、做好人遭迫害、讲真话遭迫害的社会，可不可怕？你愿意你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社会吗？我希望善良的乡亲们都能识破谎言，明白大法的真相；退出党、团、队，远离灾难，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迫害的单位：黑龙江哈尔滨女子监狱第十一监区
地址；黑龙江南岗区学府路 387号 女子监狱
黑龙江红兴隆农垦法院 地址：0469-5867940
黑龙江红兴隆看守所 0469-5869055
黑龙江宝清县南顺派出所；0469-53222110
黑龙江宝清县852农场公安局办公室电话；0469-5308083 邮编 156620
852农场公安局局长电话 0469-5314777
852农场派出所 电话 0469-5308634 所长 包振东
852农场农场政法委 书记 张志新 邮编 156620
黑龙江边宝清县852农场一分场派出所 电话； 0469-5304722
852农场一分场朱善刚（原来是7队书记）13846963895参与迫害 劳资科 0469-5304501
852农场一分场副书记 张轶南 18945180627
852农场一分场二分场派出所所长 卢江 15189918775 参与迫害
852农场一分场机关秘书 蒋继军 13846937030
852农场一分场綜合治理办公室 魏南 手机 13555113205
852农场一分场派出所警察 于守江 参与迫害退休
852农场一分场 曾经是协警 赵厚伟 曾参与迫害电话 13504851708
852农场一分场协警郭勇 一直参与迫害 13634696647 17345696211
852农场一分场警察 吕品 17345696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