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我被关押迫害的十四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家人也受到牵连迫害……父母和家人都想不通：从小我是家里最老实最诚实的孩子，而且后来又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一心只为做好人，这样的人怎么就能被判刑入狱遭受这么大的磨难和迫害呢？
下面是我所亲身经历的迫害：
一、被绑架折磨
我自修炼法轮大法以来身心受益，对大法的感恩无法言表，时刻以真善忍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健康，思想道德升华，遵纪守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利用国家机器铺天盖地的，开始对法轮功进行邪恶的疯狂打压迫害。九九年十月左右，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现麦积区）社棠派出所又到我家来骚扰，我看家中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离家出走，在外面开始销售绒线厂毛线，以躲避警察的上门骚扰、盘查、施压、抓人、打人和绑架。
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六日，我再次被绑架，过程中牙齿被警察打松动。公安局副局长指使警察给我戴上脚镣，并拿起拖鞋鞋底抽打我的嘴和脸。晚上把我铐着固定在桌子腿底下，坐在水泥地上过夜。
第二天，他们开始审讯我，他们先用伪善套我的话，然后动用酷刑逼迫，把我双手吊在暖气管上只能踮着脚尖才能够着地，双手手腕疼痛异常，这样不停的折磨我。有一天，在上卫生间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张金梅，当时她一只胳膊被白绷带吊在脖子上（后来知道她是在八天里被审讯时被警察给打断了），才知道这里已经非法关押了好几个法轮功学员。其中能确定的有法轮功学员赵兰州（后改名赵后雨）、王伟平。
在我被关押在航修厂招待所时，他们非法抄了我租住的出租屋。其中有大法书籍和资料，还有我的摩托罗拉手机、永久自行车、上海机械手表、望远镜、BB机、小型播放机、相机，以及身上带的八百元钱，都被警察夺走，没有给我任何收据，至今也没有任何说法。
在看守所里，还是非法抓捕我的那些警察，他们又一次非法审讯我，我不愿意说，他们就用手铐把我的手铐得紧紧的，手铐深深的扣进肉里，疼痛难忍，然后他们就去打乒乓球，等着看我能坚持多久，还不让上厕所大小便。
就这样，我一个才四十三岁的人，在看守所里牙齿松动摇晃，开始陆陆续续的掉牙，到我出狱时下牙只剩了五颗。
二、被非法判刑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初天水市秦城区法院对我非法开庭。开庭前检察院和法院不告知我们有请律师以及其它的合法权利，而且不公开审理，也不通知家人，一切都是黑箱操作。在非法庭审中，法官根本不让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说话和辩解。当时从住地抄家的物品中有我炼功用的海绵坐垫，非法庭审中法官把这也认定为所谓的“有罪证据”。我当时认为这不是事实，就说：“这是我的合法权益”，法警就把我从法庭上撵到门口不让我说话。
当时被天水市秦城区法院诬判的有八名法轮功学员，其中张金梅被非法判刑二十年，王伟平被非法判十九年，我（杨景春）被非法判十七年，赵后雨被非法判十二年，唐琼被非法判十二年，尹小兰被非法诬判十一年，王永明被非法诬判十一年，尚君斌被非法判四年。迫害法轮功的目的是要大法弟子放弃信仰。只要是法轮功学员，法院就可以随意诬判，不讲任何法律。
我提出上诉后，天水市中级法院没有公开开庭审理，二零零三年二月就秘密给我们下发了维持原判的裁定书。
三、在兰州监狱的四个月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八日从天水劫持往兰州监狱的路上，王卫平同王永明戴一个手铐，路过陇西加油站上厕所时手铐被打开，王永眀就跑了，警察追上了他，用手铐把王永明两手铐的紧紧的，铐的两手都发紫了。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八日，我被看守所押解送往兰州监狱（甘肃第一监狱）继续迫害。在兰州监狱，狱警早上集合跑步列队训操，然后狱警强迫我们超体力劳动，定下任务剥大蒜，一盆一盆的剥，一直干到晚上，干不完活的就拿到号室里继续干，干不完就不能休息，双手的三个手指头都烂了。
在车间里剥蒜时，我看到有不少法轮功学员天天被吊铐（就是把一只胳膊用手铐铐在上方的暖气管子上），我认识的有王永明。他认为自己无罪，拒绝不穿囚服，天天被吊铐，每天从早上一直吊到晚上收工。我受不了，就去找狱警，我说：“强制是改变不了人心的。法轮功弟子无罪，是冤枉的，不能这么迫害无罪者，我们信仰‘真、善、忍’是最好的行为，无罪被迫害，这样做不行。”其中教育科科长叫嚣着对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共产党把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都打垮了，你们算啥呀？你来代表兰州在押犯和我谈条件吗？我告诉你，这里没有条件可讲，没门、没门！”接着，两个狱警直接把我拉走关押到监狱的禁闭室里。
几天后，我被带到狱警办公室，当时狱警办公室有三个人，我进去后他们把所有窗帘都拉上。其中一人让我蹲下，让我的脚从我戴的手铐上跨过来，然后他用电棍击打我的头部和我的脖子颈部，当时我就感到自己不由自主的抽搐，电击得我都能闻到自己头上的焦糊味。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心里对电棍击打的阴影都挥之不去。刚被关到禁闭室半个月左右后，有姓左的狱警让送饭的每顿只给我送一半的饭菜，完全吃不饱，长出的指甲都很软，一掰就断。就这样被关了两个月左右的禁闭。
又有一次是狱政科段科长（武威人）让我背监规，我给他讲真相。段科长听了我的话以后，虽然很同情我，但是在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大环境下，他还是要违背良心做一些事。段科长就在院子里把电棍打开说：“我不用电棍打你，你摸一下电棍，算是打过你了。”我就用手摸了一下电棍，还是被电棍击打了一下。见我仍不背监规，狱警就唆使看管禁闭室的犯人把我叫到禁闭室后面毒打，用水管子猛抽我，用拳头捶我，威胁要我背监规。
我被关禁闭期间，兰州监狱的禁闭室先后也关进了三名大法弟子，他们也遭到被狱警唆使的犯人的毒打，其中两个兰州榆中大法弟子被打得特别厉害，有一次我听到大法弟子的惨叫，心里特别难受。那天本来天空很晴朗，不一会儿监狱禁闭室上空出现一片黑云，还刮起了一阵旋风，下起指头大的雨点，这样院子里的打骂声和喊叫声停了下来，终止了殴打。
四、在天水监狱的十三年
（一）二零零三～二零零六年监狱对我的迫害
到天水监狱后，时间不长就把王卫平单独非法关押在小号内。狱警找所有法轮功学员进行谈话污蔑法轮功。入监队呆了两个月左右，我就分到了三监区。二零零三年九月，天水监狱开始转化法轮功学员，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悔过书”，当时监狱政委郑占海任“转化”组、行动组组长。一监区负责转化法轮功学员八人，三监区负责转化法轮功学员五人，四监区负责转化法轮功学员九人。郑占海给下面狱警下达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硬任务是：可以不择手段，只要让法轮功学员屈服，就达到目的了。狱警亲自或唆使犯人对学员采取野蛮灌食，不让睡觉，不许互相说话，吊铐，多人包夹等各种手段实施迫害。
监狱政委郑占海不但给下面狱警下达承包责任制，各监区长要表决心签责任书下达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命令，还亲自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亲自把法轮功学员吊铐在双人床的一层的铁杆上，强迫坐三厘米高的矮凳子，指使犯人对学员随时拳打脚踢。由于郑占海积极响应江泽民邪恶政策，疯狂迫害法轮功，捞取了政治资本，二零零八年被升为天水监狱（甘肃省第三监狱）监狱长。
各监区开始举办污蔑法轮功的影视片，白天、晚上放映各种造谣诬陷法轮功的电视节目，强迫法轮功学员和犯人观看那些造谣污蔑法轮功的电视节目，包括最邪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监狱用“天安门自焚”骗局的宣传蒙蔽了很多监狱警察和犯人，煽动这些人对法轮功的仇恨。甚至在全监狱大会，对法轮功进行妖魔化的宣传污蔑，强迫人们看后还要写观后感。
我拒绝看造谣污蔑法轮功的电视节目，回到号室里坐着。狱警常天顺对所有那些被强迫观看电视节目的犯人说：“谁把法轮功某某叫过来或者抬到这里看电视，就保证给谁加四分，就可以减刑。谁愿意去？”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七八个犯人冲到我在的号室里来，我站起来扶着床，对他们说：“你们谁要动我，我跟谁没完，那些都是假的骗人的，我不看谁要逼迫我看，引起的一切后果自负。”他们一看我的态度很坚决，知道弄不动，就一个个走了。
有次我回忆着写了一下“神的讴歌”，拿给一个犯人看，他马上报告给狱警苏向东，苏向东骂我：“你们都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你怎么还不老实，你想怎么样？”我听了心里替他难受、伤心。他们都是因为看了、听了造谣污蔑法轮功的电视节目，那么多人被谎言误导毒害，将被拖入地狱之门而不醒悟。监狱给我强行发好多造谣污蔑法轮功的邪恶害人书籍。狱警逼迫我写认罪伏法书，每个月要写两份，思想汇报也要写两份，还要写五书（悔过书、决裂书、保证书、揭批书、认罪书）等等，都被我一一拒绝了，不配合他们。
二零零四年天水监狱又专门组织了一个科室，所谓的“反×教科”，用于来转化迫害大法弟子，我们一直管它叫“邪教科”或“邪科”。前任科长叫董曙堂（后调任甘谷监狱），后任正科长是刘江涛，副科长刘小刚，又专门挑选了几个杀人犯、吸毒犯、抢劫犯，指使他们殴打、熬鹰，折磨刚被送到监狱的法轮功弟子，目的是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这些犯人被称为“包夹犯”，就是专门用于包夹、监视、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包夹犯如果能帮助让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转化”，可以获得加分甚至立功表扬，最终获得减刑的奖励。举个例子：一般的监狱犯人每天都参加超体力劳动，不能违反监规，一个月下来才能获得十分左右。而包夹犯记一功就能获得四十分或六十分，平时还有奖励加分。监狱里面的犯人减刑全靠分数，因此包夹犯就成了监狱里犯人的香饽饽，能够当包夹犯的都是家里有关系或给邪教科警察好处的。包夹犯想要挣分减刑就必须想尽办法让被包夹的法轮功学员“转化”，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对待法轮功学员，这也是邪教科利用犯人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之一。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左右，在天水监狱三监区，警察威胁和强迫我在大件车间龙门刨上进行无报酬、强制性的劳动一年左右，期间让犯人严管我。龙门刨上主要生产天水监狱的刨床，他们让我和另一个犯人在一个刨床上干活。给我们的生产任务特别重，经常要加班加点才能完成。
二零零三年底～二零零四年底，天水监狱给所有法轮功学员及监狱的所有犯人，做过可疑的血型化验两次。因为这两次抽血化验和以往的正常抽血化验不一样，抽血量特别大，因为和平常的抽血化验不一样，所以我至今记忆犹新。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从监狱认为的敏感日开始，他们对我采取了另一种迫害方式：不许和别人说话、不许打开水打饭、不让出监道门与人接触、不让放风晒太阳、晚上睡觉不许关常明灯、和我说话的都会被狱警辱骂警告等等，长期以来干什么都有人跟着监控，包夹者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监控大法弟子，如做不到会遭到警察的呵斥、扣分影响减刑。
二零零五年九月有一天，法轮功学员王永明不堪忍受迫害从监狱一道移动门冲出，被抓住后，狱警气急败坏的对他殴打辱骂，对他施行了很多酷刑折磨。有一天他们强迫王永明晚上在全监狱做公开检查，三监区教导员苏向东通知我晩上必须参加大会，并明确告诉两名包夹犯：如果杨景春有什么举动，一定要把他打倒，你俩一定不能手软！两名包夹犯也明着告诉我：“我们要减刑，谁挡我们减刑我们就叫谁不好受。”
（二）刘志荣被迫害致死真相
法轮功学员刘志荣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从定西监狱转入天水监狱的，短短的二十八天内于二零零六年一月十日被迫害致死。
当时，刘志荣被关押在监狱一监区旧楼一楼靠北第一间房子里，房间共住了八个人，七个人都是包夹刘志荣的。一监区监区长王强，教导员苏维明和中队长王辉直接参与了对刘志荣的迫害，为了尽快转化刘志荣，逼迫刘志荣写“四书”。在他们的指使下，犯人孔凡忠（成县人）、王学明（甘谷人）、吴镇全（天水人）等七人组成了转化刘志荣的强行转化包夹组，这七个包夹犯为达到减刑的目的，都直接参与了迫害死刘志荣的罪行。
在那二十多天里，狱警覃剑和吴金生也参与了迫害，他们指使七个包夹犯经常对刘志荣拳打脚踢和辱骂威胁。刘志荣非常坚定，拒不转化，他们就不让刘志荣出监舍，限制上厕所，不让睡覚，用长时间罚站等等各种体罚来折磨刘志荣，刘志荣连屎尿都拉在裤子里。有一天几个包夹将被打的有气无力的刘志荣抬到水房里，把刘志荣衣服脱光，用冲厕所的水管冲他。晚上冲水的声音很大，犯人们都听得到，因为影响了其它监舍的人睡觉，引来怨声一片。当时是大冬天，可以想象被冰冷刺骨的水冲打是何等滋味。
二零零六年元月八、九号，刘志荣已经被折磨的奄奄一息，他仍然不配合邪恶的命令指使，不报数，不下蹲，不做侮辱性的动作。警察和包夹犯就对他进行殴打。过程中，刘志荣喊：“法轮大法好！”他们用手铐把刘志荣背铐上、然后用脚踢踩刘志荣的脖子，捂住刘志荣的嘴、用脚踢，用电棍电击和抽打。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他们对刘志荣的摧残折磨从没有停止，每天都对他打、骂、侮辱、酷刑折磨，直至于十日刘志荣被折磨致死。
刘志荣被毒打致死后，监狱通知家属说刘志荣是自杀身亡。当家属质问怎么死的？监狱先是说用刀片割脖子自杀，后又改口说刘志荣把暖水壶的胆打破，用碎胆片自杀的。为什么监狱要改口？因为刀片在监狱属于违禁品，刘志荣根本就不可能有刀片；为什么又要改口说用暖水壶的碎胆片自杀？因为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理由，暖水壶在监狱是每个人都有的。可是，当时刘志荣是被七个包夹犯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包夹监视的，哪有机会把暖水壶摔破？况且刘志荣死前一周给家人的信中还要家里给他邮寄鞋子和生活用品，怎么可能有自杀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我们法轮功学员都知道，大法修炼是不允许自杀的。刘志荣修炼那么多年，在中共最邪恶的迫害中都坚定的走过来了，怎么可能去自杀？
在刘志荣家属来的那一天，监狱如临大敌，把我们全部关起来不让出去。后来知道，监狱也不让家属看刘志荣的尸体，用三万元买通了刘志荣的亲戚签字然后火化了。在时任监狱政委郑占海一手操办下所有相关狱警上下活动忙了一个月，将杀人事件掩盖了过去。最后给教导员苏卫荣和中队长王辉内部处分完事。
随后，为了掩盖罪行，监狱对内大肆宣传刘志荣是自杀而死，并借此对所有法轮功学员开始严管，污蔑法轮功学员都有可能自杀，加大对学员的迫害力度。他们害死了人，还用谎言欺骗家属和监狱里的警察及犯人，变本加厉的迫害监狱里的其他法轮功学员。
（三）二零零六～二零一六十年间监狱对我的迫害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的汶川地震后，六月二十六号由邪教科组织所谓“抗震与喜迎奥运座谈会”，其实是让已经转化的一个人宣读他的“揭批书”污蔑大法，让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由包夹犯陪同参加。会上邪教科科长董曙堂、副科长刘江涛装模作样的让大家畅所欲言，其实他们早就事先安排好了转化者的发言顺序。当时大概有二三十位法轮功弟子参加所谓“座谈会”，没多长时间，曹东站起来发言，说到江泽民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时，两个包夹犯马上把他两只胳膊架起来拖出会场。这时我说：“有话可以好好说嘛，这是干什么！”也有其他学员当场提出抗议，会场一片混乱。座谈会结束回到三监区后，分管我的狱警歹小勇把我叫到办室说：“别人都不说啥，你就能，你非得要说。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他气势汹汹的叫我蹲下，一边拿出准备好的电棍就在我身上和头上电击，边电边说：“你不给我面子，我也不给你面子！”用电棍打完后，还让我写检查交差。
二零零九年六月有一天邪教科让我们做了一次问卷答题，当时有五六个法轮功学员在场，都没有配合，于是包夹犯们都在那里代写代答。在这之前就有分管我的狱警歹小勇拿着试卷让我答题。我看了一眼说：“是谁说的法轮功是×教，是谁说的？‘真善忍’怎么就是邪的呢？”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
到了二零一零年五月，由于天水监狱长期的折磨，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不叫我自由活动、不给放风时间，也不能学法炼功，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衰弱，最后发展到连路都无法走动，并出现严重的病态现象。在其他亲属的帮助下我父母才得知此事，和狱警交涉后，才把我送到劳改医院进行治疗。经医院检查，我的身体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引起贫血、黄疸型肝炎和胃溃疡，需要马上输血和高蛋白营养治疗，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在劳改医院一个月后，他们又把我押回天水监狱继续迫害。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二年七月，天水监狱三监区副监区长苏向东和邪科科长刘江涛对我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所谓的“转化”迫害。他们用犯人组成了七个人的包夹组，对我进行转化迫害，将我专门单独隔离关押，不许家属接见、不准和别人说话、不准单独走动、不准看电视看书、不准随便入睡、不许用针缝补衣扣、上厕所要有人跟着，不“转化”不放人，所谓写五书（悔过书、决裂书、保证书、揭批书、认罪书），对我虐待长达八个月左右，企图逼迫我放弃自己的信仰。其中在押犯辛士虎为了争取减刑分数，积极参与迫害。八个月的迫害使我承受着非人的折磨和巨大的压力，给我的精神和肉体都造成很大的伤害。
五、出狱后的困境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我结束了被非法关押的日子，终于离开了天水监狱这个魔窟地狱。
在我被关押迫害的十四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家人也受到牵连迫害。父亲今年八十八岁，身体不好，还要担惊受怕，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度日如年；我母亲八十六岁，既要照顾父亲，又要照顾有病无生活能力的兄弟。十四多年来，我母亲经常是以泪洗面，非常为我担忧，寝食难安。父母和家人都想不通：从小我是家里最老实最诚实的孩子，而且后来又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一心只为做好人，这样的人怎么就能被判刑入狱遭受这么大的磨难和迫害呢？
这十四年间，母亲经常从兰州来到天水看望我，给我送吃的送东西送钱，生怕太少不够用，就怕我在里面受委屈，受到不公对待。母亲原本还把希望寄予我，让我将来照顾不能自理的兄弟，这是她最大的心病和愿望。由于我被冤判十七年徒刑，这个愿望也破灭了。二零零三年一月我还在天水监狱被非法关押的时候，我的原单位甘肃绒线厂因我修炼法轮功，非法开除我公职。当时我已工作近二十九年。出狱后回到家中失去了工作，无处安家立命，没有收入，没有经济来源，无法维持生活，目前只能在父母家，依靠两位耄耋老人度日。
仅仅因为江泽民的一己之私，对法轮功进行迫害，以及对我合法权益的非法剥夺，也给我父母带来了巨大打击，使他们难以安度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