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要求当局释放此前在天津被当地警察暴力抓捕的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要求当局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合法出版，并给予法轮功修炼民众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

四•二五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

四•二五上访，展示了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境界，展示了他们维护正义良知的道德勇气。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行使宪法赋予的上访权利，集体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要求释放此前在天津被当地警察无理抓捕的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

四•二五上访的直接原因：天津警察抓人打人，拒不放人

天津事件之前中共的打压迫害

天津警察抓人打人事件是引发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上访的直接起因，但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在一九九六年就已经开始。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上访，是为了阻止迫害的进一步升级的努力。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诋毁法轮功。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

一九九七年初，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诬陷法轮功为×教。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份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不了了之。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轮功诬陷为×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

罗干当时发的文件明显带有构陷的性质，先是诬陷法轮功是×教，然后让各地公安去搜集证据，等于“先定罪，后调查”。当时陆续有公安、统战部和特工到法轮功的炼功点上学功，并和学员一起学习《转法轮》，其实都是去卧底。但是法轮功无底可卧，因为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而且来去自由，谁愿意来炼都行，不愿意了就走，既没有人员登记，也没有会费。很多卧底人员倒因此机缘而对法轮功有了深刻了解，反而成为坚定的学员。令罗干吃惊的是，在全国各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都没有搜集到。

但罗干的两次“调查”还是在一些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

如：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向所属公安部门发出了朝公发（1998）37号《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有的辅导员被数次罚款，累计金额达四千多元。有的不给收据单，有的只给白条。由此引起四十余人到公安部上访，一千余人联名投诉朝阳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再度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民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

罗干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两次想把法轮功诬为×教进行迫害。这倒不是因为法轮功做错了什么，而是罗干那时当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官儿坐到头了，要想继续往上升，就必须做出大动作来。罗干想把水搅浑，这样他这个政法委书记才能成为政治焦点。

罗干搜集不到资料也很着急。他发现公安部这些负责气功的人都很懂气功，很多人自己也练气功。罗干在一九九六年开始为此特意改组公安部，不但把编制改了，原来管气功和懂气功的人一律调走，为下一步打压法轮功铺路。

一九九八年五月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利用该台记者在北京玉渊潭法轮功炼功点采访炼功学员时的镜头，播放何祚庥对法轮功的诽谤。何祚庥是中共政法委头目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此人居然能把量子力学和所谓的“三个代表”扯上关系，真是一个让科学蒙羞的科痞。何祚庥对法轮功的攻击，所用的例子和法轮功没有关系，是指鹿为马，栽赃陷害。

该节目播出后，北京及河北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以写信或直接造访电视台的方式，讲述亲身经历，指出节目内容与事实不符、误导观众。一九九八年六月二日，北京电视台在了解情况后，承认上次关于法轮功的节目失误，播放了一个表现法轮功学员清晨在公园里祥和的炼功场面及其他人士一同晨练的正面节目。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民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民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可是，乔石等老干部的结论和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在四•二五事件中的开明做法，却引发了独裁者江泽民的不满。而法轮功创始人的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更是令江泽民妒嫉，于是这个独裁小人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丧失理智的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由此可见，中共内部的恶势力一直企图寻衅迫害法轮功，即使没有四•二五上访，以中共及其头目江泽民的邪恶本性，也会制造事端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四•二五上访，是法轮功学员阻止迫害全面暴发的一次努力，他们是在维护按法轮功所教导的“真善忍”做好人的权利，维护正义和良知。

四•二五上访的三点诉求

二十五日早八点十五分左右，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一行人从国务院正门（西门）出来走过马路来到上访法轮功学员的面前。学员中响起了掌声。朱总理问：“你们干什么来了？谁叫你们来的？”

有许多学员说：“我们来反映法轮功的问题，没有人组织。”朱总理又问：“为什么不写信上访？怎么这么多人都在这儿？”
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在回答，有的学员说：“信都写的成麻袋了，还没得到回应。”朱总理说：“我对你们的问题有批复。”学员说：“我们没有收到。”（中共内部的政治打手阻挠所致）。总理让选几个代表进去进一步说明情况。

四月二十五日中午时分，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三位北京学员作为代表进入国务院同政府官员会谈，申诉了法轮功学员的三点要求：

一、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
二、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出版
三、合法的炼功环境

政府官员轮流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信访办的负责人，北京市的负责人，还有天津市的负责人。朱镕基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傍晚时分，天津按照中央指示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随即，法轮功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国务院信访办的位置就在中南海的西门，否则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会去中南海附近。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开始后，中共媒体却造谣说是“冲击中南海”，这明显是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

法轮功学员上访是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法轮功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第一点是因为天津警察抓人打人，后两点是因为在天津事件之前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和迫害。法轮功学员提出的要求合情合理合法。他们是在维护信仰“真善忍”的权利，维护做好人的权利，他们也是在维护所有中国人的权利，维护中国社会的正气。

四•二五上访现场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万法轮功民众汇集到国家信访局所在的府右街附近。尽管人数众多，人群却出奇的安静，没有口号，没有标语，秩序井然，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而维持治安的警察这时候也觉得没什么事可做而开始闲聊。

从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画面和现场照片都可以看到，上访群众的身后，并不是中南海特有的红色围墙（见图）；而和上访群众隔街相望的才是中南海的红色围墙，以及中南海西门。众所周知，中南海的正门是面向长安街上的新华门。事实上，四月二十五日在长安街上并没有上访群众聚集。人群主要分布于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并且无人聚集在中南海红色围墙的一侧。也就是说，民众没有「围」住中南海，更没有发生所谓「冲击」事件。事实上，如果发生了“冲击中南海”这样的政治大事，警察绝不会如此悠闲的在一边闲聊

执勤的警察在闲聊（注意群众身后不是紫禁城特有的红色围墙）

和上访群众隔街相望的是中南海西门（这里可以看到紫禁城的红色围墙）

据在当时的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回忆，上访的人群平和而自律：

“路口有学员在自动维持秩序，疏通道路，一遍遍地重复：请自行车和行人不要在此停留！”

“大家静立着，微笑而平和。不交谈也不扎堆，也不和路人搭话。有人好奇，会停下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只是微笑，友好地劝他不要停留。因为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如果一个人交谈就会围上来一大堆，事情就会起变化……”

“大家都站在行人道上，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畅通无阻，只有警察在马路上来回走动，并不时与学员聊天……即使那么多人有两顿饭就地吃，没有一个人乱扔垃圾，全留在自己的包里。有一些学员拎着塑料袋拣大家不慎掉下的垃圾。一天下来，地上真的没有一张纸片，一点脏物。大家这么做，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全凭自觉，其实那是炼功人特有的修养和内涵。”

当天，总理朱镕基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

据当事的法轮功学员、原中国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学院轻工食品学院的院长高大维回忆：“大概十点多吧，就是朱镕基总理到机场去送外宾，那么一下看到那么多学员就叫工作人员下去了解情况，那么朱总理当时带了话，他到送完外宾以后，会回来接见我们的代表，了解详细的情况。法轮功学员的代表提出了我们的三点诉求：第一点是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学员；第二点是为广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炼环境；第三个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的书籍。”

朱镕基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另一位当时学员、清华大学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杨清回忆说，“四•二五的晚上，大约九点多钟呢，进去的代表出来了，出来告诉大家要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各地的信访部门反映，国务院会把这些意见进行处理，当时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就觉得呢，领导上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满意了。”

在国务院工作人员和法轮功代表会谈之际，上万名学员一直在外静静等候。到晚上八点多，会谈完毕，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经释放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后，中南海前的法轮功学员也很快散去，临行时，地上清理的干干净净，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捡走了。整个过程，平静祥和，一个当时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德！

现居荷兰的朱女士谈到当年荷兰媒体的报导时说：“我们荷兰有一个记者在四•二五当天亲自到中南海采访法轮功学员。在采访上访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写道：这是一支品德高尚的队伍，并把《转法轮》称为蓝色经书，他在后面写道，他们（法轮功学员）有神的纪律，走后地上没有留下任何脏东西。”

可以说，法轮功学员真诚的善心，以及高度克制、处处为他人考虑的道德修养，消弭了罗干等人蓄意制造的潜在冲突。 四•二五事件在当天和平解决。

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迫害是其邪恶本质所致

四•二五展示了法轮功修炼者的和平善良，广大法轮功修炼者对“真善忍”的坚信展示了法轮功创始人的巨大的道德感召力。而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对此事的开明处理获得海内外的赞誉。这些都让汉奸出身、通过镇压六四学生起家的中共独裁者江泽民感到恐惧、嫉妒，强烈的妒嫉和恐惧使他失去了理智。

四月二十五日当晚，江泽民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模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给政治局全体人员写了一封信。江在信中假装忧心忡忡地说：“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可见江泽民发动迫害的原因，绝不是法轮功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法轮功教导“真善忍”的道德感召力。这封信随后被中央办公厅作为通知内部印发，并特别注明：请注意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求的是：学习贯彻落实，不是征求意见、或讨论研究。

为了确保在政治局中推动这场计划中的大规模政治迫害，江泽民于六月七日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讲话，该讲话于六月十三日在中共内部秘密传达。丧失理智的江泽民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执意要迫害法轮功。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江泽民成立了所谓的“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由李岚清任组长，罗干、丁关根任副组长，从中共中央到各级党委，都设立了所谓的“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因其设立时间又叫“六一零办公室”。这是个类似文革时的革委会或纳粹时的盖世太保的恐怖组织，遍布各地各级政府，耗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各地操纵公检法、劳教所、监狱，并设立洗脑班，残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在过去十五年来臭名昭著、罪恶累累。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四日，中央信访办和国务院信访办公告在中国大陆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同时播出，表示从来都没有禁止任何功派。江泽民一伙一方面密谋迫害，一方面却以释放烟幕掩盖其犯罪企图。当时中共山东省官员在六月下旬就称两办公告是「缓兵之计」。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的编造和散布各种谎言，如同文革再现。一时间，神州大地血雨腥风。

四•二五事件只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一个借口。在四•二五上访之前，中共内部的恶势力就一直在寻衅迫害法轮功，直接导致四•二五发生的天津抓人打人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例。以中共及其独裁者江泽民的邪恶本性，即使没有四•二五，中共江泽民一伙也会找其它借口发动迫害，中共的“假恶斗”必然会与“真善忍”为敌，中共和江泽民集团也必然在迫害“真善忍”中丧尽民心，走向灭亡，历史正在见证着这一切。

法轮功修炼者不参与政治，对政权没有任何兴趣，也不会玩弄任何权谋。他们四•二五上访，是堂堂正正的维护道义良知。四•二五上访所展现的和平理性和无私无畏，一直贯穿于法轮功学员十五年反迫害、讲真相的历程中。四•二五上访所展示的道德勇气是中国社会道德回升的希望，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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