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三日】（明慧网通讯员重庆报道）重庆现年六十四岁的周义容女士，二零零五年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病都好了，由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动用所有媒体诬蔑法轮功，周义容觉得有义务向人们讲述法轮功好的真相，但也因此，从二零零七年起，十多次被中共公检法机构非法送到派出所，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劳改（判刑），遭受了种种迫害。

下面是周义容女士自述她的遭遇：

我于一九五四年出生，几岁时就遇上三年大饥荒，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身体欠佳。小学四年级又遇上文革，全国停课闹“革命”，导致文化知识欠缺。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疾病相继出现，胃下垂、脑出血、休克性低血压，月后寒，子宫后位，乳缐炎、颈椎、腰椎骨质增生，心动过速等，中、西医、偏方、秘方均无效，疾病折磨得我生不如死。

也许是缘份，二零零五年四月，我的一位远亲，劝我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并叫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周之内，我惊奇的发现自己竟可以一口气走上八楼，以前上一层楼都累得不行，那时我还没有开始炼功呢。

我深深的感觉到这法轮功不一般，真是太神奇了，很快走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当时法轮功正遭到中共邪党的疯狂迫害。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希望善良的人们都能得到那么好的大法，我经常走上街头给世人讲真相，发法轮功真相资料。

从二零零七年起，我曾十多次被非法送到派出所，私人物品多次被抢，两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劳改，在此期间遭受非人折磨：诸如拳打脚踢、关黑屋子、喷辣椒水、整天蹲军姿、用粘胶带从头缠到脚站立……

二零一四年九月，我被绑架到重庆市大渡口区看守所，之后大渡口区法院对我进行秘密审判，法庭上不准我说话，也没通知我的亲人到场。后来我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却没有给我判决书。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我被秘密转到重庆市女子监狱，我的亲人到看守所给我上账才知道我被转走了，但看守所却拒不告知我的下落。

重庆市女子监狱是迫害法轮功的黑窝。入监体检时强行给我弄个高血压（之前我从未得过高血压），以致五个月以来早上都只能吃白饭不准吃菜。每天被强迫观看诬蔑法轮功的视频、图片、文字，以及歌颂中共邪党“伟、光、正”的宣传片，强迫天天学习监规以及公安部的所谓“六条禁令”，进行高压洗脑，强迫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监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一级严管，被“护监”（劳改犯）二十四小时轮班看管，无论吃喝拉撒、坐卧、洗漱、穿衣等一切行为须请示，更邪恶的是在这万事打报告之前须加上一句骂师父的话。由于不配合，我被无数次的剥夺用餐具的权利，在几百人的饭厅中直接用手抓饭吃；长达四十八小时不准大小便，导致便在裤子里，遭至普犯厌弃，我被推倒在地，头在铁床上撞一大包；被罚用刷厕所的小刷子刷洗各楼层走廊通道、门窗以及打扫监舍的室内清洁，停下来就是被强行灌输污蔑大法的宣传，至半夜二、三点钟才能睡觉。家里寄来的钱被狱警退了回去，不允许用。

为了达到“转化”目的，监狱以给普通犯人加分减刑为诱饵，鼓动她们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人的折磨。被随意辱骂、拳打脚踢是每个法轮轮学员的日常遭遇。一些善念尚存的普犯因善待法轮功学员被扣分（直接影响减刑）、罚款以及其它处罚。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人得到加分、表扬以及物质奖励。

示意图：铐在窗上

我因盘脚炼功、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四个普犯一起拉我的手和脚，阻止我炼功，我被铐在窗上，用胶布封嘴，被她们俩人一组轮流看管。监狱还叫我们写减刑申请，前提是放弃信仰，写“三书”。法轮功学员们不写，护监就写好，四个人强行搬着学员的手按指印，并且强逼我们抄写，还要熟读半个月，并且练习如何上台揭批，全是造假。

我看到几个被迫害很严重的法轮功学员，刚到监狱时都很健康，不久就变样了。张臣英在一监区被折磨九个月后胃穿孔，经常见到用担架抬到医院，二零一六年过年前后假释回家了。

张贞英离开一监区时四肢正常，二零一六年我在出工、收工时见她在二监区的队列中，由两人架着，弯曲的腿脚拖着在走，我身边的普犯都叹息“好可怜！人都无行走能力了，还强拖出来做工！”二零一七年就没见着她，不知去向了。

贺永碧被迫害后出现糖尿病症状，人已非常消瘦，被强行减食，强行服药，不久被送到监狱医院，说是给她割掉一个二十六斤重的瘤子，狱警说是救了她的命。贺永碧至今仍被关在监狱。

杨丽，监狱假意要给她记功，她说“我不要记功，我只要回家”，因她不配合转化，被强迫每天“学习”到半夜两点钟。

汪继红，被冤判十年，我遇见她时，她已被非法关押了八年。一次她因打报告解手，狱警不允，忍不住尿在垃圾桶里，被罚全天“学习”至晚上十一点钟，长达半个月。因被电棒折磨，被逼假转化，后来她声明转化作废，即刻遭至强行洗脑半年之久，汪继红至今还被关押在三监区。

重庆女子监狱现在还非法关押着大概二、三十名法轮功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