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追查国际”网站】

前言 1
一、1999年以后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单位和移植量暴增 2

1. 全国完成器官移植数量 2
(1) 全国器官移植累积总数 2
(2) 肾移植 3
(3) 肝移植 4
(4) 心脏移植 4
(5) 肺移植 5
(6) 多器官联合移植 62 医院进行器官移植的累积总数和年移植量 8
2.中国医生们的器官移植累计总例数和年度手术量居世界前列 14
3.批量性的肾、肝移植手术在中国大陆非常普遍 16

二、中国大陆已成为全球的器官移植中心 17
三、反常的中国式反向配型 19

1. 等待移植手术的平均时间 19
2. 供体等受体的“反向配型”揭示巨大活供体库的存在 22
3. 大量反向配型的供体来自何方？ 23
(1) 中国官方承认器官移植来源的自相矛盾 23
(2) 官方报道亲友活体捐献的比例 < 2% 24
(3) 中国官方报道器官来源于脑死亡者的自动捐献仅有9例 25
(4) 官方报道个体卖器官没有市场，我们有足够的器官来源 25
(5) 死刑犯的器官 26

四、结语

前言

自2006年三月初起，不断有证人指控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焚尸灭迹，追查国际据此对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手术资料追踪调查，调查的重点是 2001年至2006年不到五年期间器官移植状况。调查结果，截止2006年初，中国已实施各种器官移植的数量9万余例[1]，其发展速度、数量、涉及的 范围和超短等待时间的配型施行手术…，均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确实存在一个无法用捐赠和死刑犯器官解释的庞大的活体器官库。

一、 1999年以后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单位和移植量暴增

根据以下中国大陆提供的数据进行计算可以看出1999年是一明显分界岭，1999年以前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单位和移植量很少，1999年以后器官移植的单 位和移植量暴增。尤其是2001年之后，相当数量的医院成立了器官移植中心，连不具备移植手术条件的市级中医院，一些中型的区级(二级)医院, 甚至基层军队医院（卫生所）都开展了大量的器官移植手术。实施肝移植的医院由1999年以前的19家暴增至500多家(截至2006年4月) ；1999年以前20多年的肝移植累积总数仅100多例，1999年以后呈指数增长， 2005年年移植量已达4000例。实施肾移植的医院由2001年的106家增至368家(截至2006年4月) ；从2001年至2005年四年期间至少实施了三万多例次的肾移植，几乎相当于前40多年的总和。心脏移植、胰-肾、肝-肾等多器官联合移植在1999年 以后也取得突破和明显增长。

1. 全国完成器官移植数量

最新的搜寻资料表明，至2006年初，中国大陆已实施各种器官移植九万余例[1]。（不包括军区医院，军区医院器官移植的数据请参见军队医院器官移植的报告）

(1) 全国器官移植单位骤增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进入器官移植的全速发展期，至2002年的10年间，中国大陆肾移植增长了322%，年均增长率达到14%；美国增长了141%，年均增长率为4%[2]。

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单位（医院）的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2001年中国大陆已经登记器官移植的单位（医院）106个[3]，2004年中国大陆能够开展肾脏、肝脏、心脏等大器官移植的医院约360家[4]。
截至2006年4月， 中国大陆从事肝移植的医院超过500家，可以开展肾移植的医院达到368家[5]。

据《凤凰周刊》2006年第5期的报道，“由于巨额利润的刺激，大陆各地的医疗机构纷纷抢上器官移植项目，甚至连一些乡镇卫生机构也摩肩接踵”[6]。许 多移植技术资质评估未获通过的三乙、二级医院；中、小型医院；甚至连不具备普通手术条件的中医院，如巩义市中医院这一类的，自2001年起也设立了“泌尿 外科”、“脑外科”和“巩义市肾移植中心”[7]，争着做器官移植手术 ；所以全中国的实际器官移植总数远高于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

(2) 肾移植

2002年12月2日刊登在中国医药报上《我国器官移植现状》的综述总结了1989年至2001年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状况:“肾移植是我国临床开展最早、例 数最多、技术最成熟的大器官移植。目前，我国已有29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了这项工作。肾移植的术式已基本定型，成为治疗终末期肾病的常规手术。” “开展的单位和移植例数逐年增加：1989年、1995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施行了1049、2382、3596、 4323、5542和5561例次肾移植”[3]。

至2000年底，中国大陆肾移植累积总数达34832 例，仅2000年实施肾移植数就超过5000例次，形成了一批具备相当规模和综合水平的肾移植中心，2000年全年移植数超过l00例的肾移植中心已达 23个，它们实施手术的总和占当年全国肾移植总数的比例超过60% [8]。

至2001年底，中国大陆肾移植的累积总数达40，393例次。其中，在2001年已经登记的106个单位共施行肾移植5561例，年移植数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3]。

2004年以来肾移植数量的增加尤为明显， 每年以2000到 3000例的年移植速度增涨, 2004年和2005年分别达7300余例4和8000余例[9]。

至2006年4月，可以开展肾移植的医院达到368家4，肾移植已成为中国大陆治疗尿毒症的常规手术。

(3) 肝移植

1977年～1983年, 中国大陆先后有18个单位施行肝移植57例, 超过5例的有5个单位：武汉同济医院10例、上海瑞金医院6例、南京医学院附院5例、四川医学院附院5例、广东省人民医院5例。无1例存活超过1年。从 1984年起, 中国大陆临床肝移植整整停顿了7年（1984～1990年）。从1991年又开始起步[10]。

1991年至1997年7年中，全国实施肝移植医疗单位仅22所[11]。1991年到1998年的8年期间，中国大陆临床肝移植共施行了78例[12]。

1999年开始，中国大陆掀起的第二次肝移植高潮。1999年一年全国完成肝移植达 118例次。随后移植数量成倍增加，2000年和2001年分别施行了254和 486例次，到2002年全国器官移植登记处[13]的统计累计996例次[3]。 2003年达到1500例次[14]，2004年达到2500余例4，2005年实施肝移植手术近4000例[15]。

据中国肝移植注册网统计, 2005年1月1 日至 2006年6月24日,中国大陆肝移植登记例数为5680
[16]。2005年1月1 日至 2007年6月24日，中国大陆肝移植登记例数9911 [17]。即2006年6月24日至 2007年6月24日一年间，在全世界关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指控时，中国大陆继续施行了4231例肝移植（实际器官移植数远高于中国大陆官方公布 的统计数字）。

图1 全国肝脏移植年总数的增长图表
图略

(4) 心脏移植

1978年4月21日，中国大陆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在上海瑞金医院心胸外科完成[18]。

1978到1993年的15年中，中国大陆只有6个单位共施行7例心脏移植手术[3]。

1998年11月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在杭州召开了全国肾外大器官移植学术会，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穗生在学术会上报告全国已累积施行29例心脏移植手术，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已施行7例，是施行最多的单位[19]。

至2000年底，全国共计有33个单位开展心脏移植，累计施行心脏移植82例[12]。

2004年全国有14家单位完成了110例原位心脏移植，截止2004年12月，全国历年完成原位心脏移植298例[20]，即2000年底至2004年12月的四年间实施了200多例心脏移植手术。

2005年3月19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称，“我国自开展心脏移植以来共完成近200例[21]。

2005 年 12 月，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易定华说，目前我国心脏移植大约300例[22]。

以下是中国大陆八家医院开展心脏移植的例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0年5月–2005年3月19日，100多例[21]。

上海瑞金医院心脏移植1978年 –2003 年9 月，约近100 例。

上海中山医院心脏移植2000年–2003 年9 月，41 例[23]。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1995–2004年12月, 55例[24]。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北京) 原位心脏移植2004年6月–2005年12月，43例[25]。

北京安贞医院心脏移植中心主任孟旭1992年2月–2005年5月底，心脏移植例数达到30例[26]。

西京医院原位心脏移植2000年1月―2005年7月，29例。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阜外心血管病医院2004年开展心脏移植术[27]，1年内完成28例[28]。

上述八家医院心脏移植数量的总和已超过426例。

2003年，仅广东省就有11家医院申报心脏移植技术资质评估[29]，全中国实际心脏移植总数远高于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同时可以看出近年来心脏移植呈异常增长的趋势。

2004年11月12日，据《中华首席医学网》上的一篇题为“心脏移植供体心脏的选择”的文章介绍，“ 一般要求心肌总缺血时间不超过3-4小时为原则…，影响移植后效果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缺血时间是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有统计报导，在院内取心组术后四年 的存活率为85%，(缺血时间为54±3′)，从本地或远地取心组四年存活率仅为40%，(缺 血时间分别为129±3’及172±7′)，认为缺血时间是个根本性问题。[30]”

院内取心平均时间在一小时内，四年的存活率接近90%，从本地或远地取心平均时间在3小时内，四年后一半以上的病人死亡。新华网报道，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心脏移植的成功率达98％，术后一年生存率为91％，均高于这两项指标95％和87％的国际先进水平，一家医院一个科室独立完成百例以上心脏移植术， 在发达国家也仅有少数知名专科医院能与之匹敌” [31]，“心脏移植已成为该院的常规手术”[32]。这表明其活体摘除心脏时间短，而且心脏新鲜、健康，且供体来源充足。

众所周知,，活体摘除心脏是会导致器官提供者马上死亡的，因而，极少会有人主动捐赠心脏。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些供体的来源。

(5) 肺移植

早在1979年，北京结核病研究所为两例结核病人施行了单肺移植，仅短期存活3。因为手术难度大、术后难以控制排斥反应、肺的器官是开放的容易感染、费用昂贵等原因，所以停顿了14年。

一直到1993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二院施行了第3例肺移植[33]。

1998年11月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在杭州召开了全国肾外大器官移植学术会上报告，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施行9例。

此后北京、南京、广州、湖南等地相继又施行了双肺移植或单肺移植，使中国大陆肺移植总例数达到13例。

2002年以来，中国大陆至少有10多家医院开展了肺移植，开展肺移植的总数达50多例。目前中国大陆开展序贯式双肺移植的医院有北京安贞医院、上海肺科医院和无锡胸科医院[34]。其中，上海市肺科医院开展了单肺移植治疗肺气肿及淋巴管平滑肌瘤病共7例[35]。

2005年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所提到的内容包括: 2004年全国有8家单位完成了21例单肺移植， 5例双肺移植，截止2004年12月，全国历年完成单肺移植43例，双肺移植8例20。

然而，据无锡市胸科医院介绍，2002年9月至2004年10月两年间，该市级医院就完成了30余例单、双肺移植[36]。

由于肺脏的呼吸供氧功能对维持人的生命极其关键，为双肺移植提供肺脏的活供体也是必死无疑。

(6) 多器官联合移植

“大器官移植、 多脏器移植已成为京城医院里的平常事”[37]，但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活体多器官联合摘除是会导致器官提供者马上死亡的。

A、 胰肾联合移植

1989年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开展中国大陆首例胰肾联合移植，至1998年11月，中国大陆共施行12例胰肾联合移植[19]。

至2001年，全国已有20个单位施行胰肾联合移植93例。目前开展胰肾联合移植较多的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一院、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中国医科大学附一院和北京朝阳医院3。

2000年1月至2005年8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共施行56例胰肾联合移植[20]。

B、 肝肾联合移植

2001年，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开展上海市首例肝肾联合移植，迄今共完成22例肝肾联合移植[38]。

2005年，仅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一家全年进行肝肾联合移植21例[39]。

C 、心、肺联合移植

截止2004年12月，全国完成心、肺联合移植27例[20]。

2.医院进行器官移植的累积总数和年移植量

(1) 相当数量医院的移植中心成立于2001年或以后。

表1. 部分成立于2001年或以后的器官移植中心

(2) 部分医院器官移植的累积总数和年移植量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科是目前中国最大型的肝器官移植中心，5年的时间里移植中心的技术人员增加了5倍。迄今保持临床肝移植手术例数最多等多项全国第一[40]。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拥有五个肝脏移植专业组及两个肾脏移植专业组，可同时进行九台肝脏移植及八台肾脏移植手术。拥有移植专用车辆九部[41]。

然而朝鲜日报报道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拥有8个肝脏移植手术小组和3个肾脏移植小组等共11个专门移植手术小组[42]。

2002年，天津市政府投资兴建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大楼，建筑面积30000多平方米，设移植病床500张，预计每年完成肝脏移植手术500 例，肾脏移植手术300例，同时开展心脏、肺、小肠、胰腺、角膜等组织和器官移植[41]。

2003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完成肝移植384例，日均换肝一例以上[43]。

2004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完成肝移植507例，并在院外成功实施肝移植近300例，打破了由美国匹斯堡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保持了近10年的年度世界肝移植例数最多的记录[44]。

随着器官移植规模的不断扩大，肝肾移植已成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常规手术[45]。

截止2004年该中心已累计完成肝脏移植2,248例，肾脏移植年平均完成300余例，肝移植年平均完成600例，肝脏移植年平均数量居世界第一位。

图2. 截止2004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肝脏移植累积量
图略

图3. 截止2004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肝脏年移植量
图略
（请注意：上述两个图表已从它的网站上消失了，但是可以从网站的档案中搜寻发现它们。）

图略
从表3 可看出，以截止2004年肝移植病例与1998年比较，肝脏移植的年手术量增加了近200倍。

2005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年终总结大会: 2005年全年共完成原位肝脏移植647例，共完成肾移植436例，多器官联合移植：肝肾联合移植21例，胰肾联合移植2例[45]。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还协助16个省份近47家医疗单位开展了肝移植工作，协助其他医院完成近300余例肝脏移植手术[4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位于北京市的武警医院的肝脏移植手术也是由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移植小组来进行。武警医院2005年共完成了220多例肝脏移植手术[42]。

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

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于2001年10月30日，已累计完成肾脏移植近千例，年移植100余例，并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47]。 2001年起，肝移植走上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肝脏移植200多例。2000年5月，进行了首例心脏移植，6例心肺联合移植和11例肝肾联合移植。迄今心脏 移植107例[48]。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972年，开展了国内首例肾脏移植，至今已施行2500余例临床肾移植。截止到2003年 12月，已进行了近400例肝脏移植，目前，年移植总数超过100例，现已完成12例。

1996年，中山一院被卫生部批准为国家级肝移植技术培训基 地，已先后举办二期肝移植技术学习班，先后有42个国内单位来该院学习肝移植技术[49]。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现为复旦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50]。

在持续独立的开展大量肝脏、肝肾、胰肾等多器官联合移植的临床研究基础上，相应成立了人工肝小组、器官获取小组、ICU小组、围手术处理小组、抗感染小 组、移植病理小组、及术后随访小组[51]。至今累积肾移植总数2012例、年移植量150例，2001年至2006年1月共完成肝脏移植473例，肝肾 联合移植22例，胰肾联合移植6例[38]。

图4.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肝脏移植年移植量图
图略

对移植后受体开展定期肝脏穿刺活检工作，积累了上千例次的肝移植病理读片经验。需要强调的是，本中心肝穿病理医生也是移植外科医生[38]。

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

现附属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呼吸内科实验室是卫生部重点实验室，新门诊大楼顶层设有直升机专用停机坪，可在3分钟内从停机坪到达急诊中心[52]。

自1977年以来，同济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已陆续开展了15种器官的移植，包括肾、肝、胰、脾、胎肾、胰肾联合、肾上腺、甲状旁腺、胸腺、骨髓、脾细 胞、肝细胞、同种胰岛、异种胰岛、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53]。

该器官移植研究所实施一例腹部多器官移植手术，医生切除了患者包括肝、胆、脾、胰腺、胃大部、十二指 肠、大小网膜及部分小肠等上腹部全部组织器官，并彻底清扫腹膜后淋巴结，然后将供体的肝脏、胰腺、及十二指肠原位移植入患者腹腔，为其换上了一套“全新”的器官。

据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陈忠华介绍，多项技术创新保证了这次手术的成功：供体腹腔干动脉和肝总动脉吻合，最大限度地满足移植物血液供应( 可以肯定做此吻合手术时供体是活生生的生命)，减低了受体腹主动脉的损伤；不采用静脉转流技术而采用直接吻合[54]。

(3) 中国大陆的怪异现象—-县级中医院施行500例同种异体肾移植

河南省巩义市肾移植中心2001年成立。

《中国中医药报》对巩义市中医院的介绍是这样描述的: “巩义市中医院泌尿外科是集脑外科、泌尿外科、同种异体肾移植术为一体的综合病区，设备先进，技术一流。7”

巩义市是河南省郑州市下属的县级市。对於这样一个连西医分科概念都不清楚，或者最可能的是技术力量不足以分科的小城市的县级中医医院（即以中草药中国传统 医学技术为主体的市级中小医院）, 竟然成立了可进行高难度的非常专业的西医手术中心。其肾脏移植中心同时可以接纳12个肾移植患者；一天最多可进行8例肾移植手术，该移植中心的泌尿外科主 任李宏道已开展同种异体肾移植500余例[55]，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其突然成为该地区的肾移植中心？

3.中国医生们的器官移植累计总例数和年度手术量居世界前列

根据中国大陆自报的数字计算，在1999年之前，全国累积肝移植手术仅一百多例次；1999年开始第二次肝移植高潮之后的短短的4、5年间，相当数量的医 院一名医生即施行数百例至上千例肝移植手术( 相当于至少一天一台器官移植手术！)；目前中国从事肝移植的医院已超过500家，每所医院都有数名至十数名医生从事这“一本万利”的器官移植手术。

一个活供体仅有一个肝脏, 众所周知，肝脏是人体的代谢、解毒器官，在活体摘取肝脏后这个人是无法存活的。

从上述中国大陆公开报道的器官移植的数量，已足以使人惊讶！然而从我们搜集的部分医院和医生们的器官移植的累积总量和年移植即可看出, 全国实际施行肝、肾移植手术的累积数量和年移植量超过目前中国大陆报道的数倍。

自1999年以来, 中国医生们的器官移植累计总例数和年度手术量、尤其是日手术例数远超过国外的同行，位居世界前列。

沈中阳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天津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2002年5月10日受聘于山东大学临床医学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教授，成立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山东肝脏移植中心。

2001年，沈中阳在北京组建“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每年完成肝移植手术百余例，居北京地区第一位。

在肝脏移植方面, 沈中阳本人在中国大陆肝移植史上连创手术总例数全国第一，2001年度完成肝脏移植109例，肾脏移植80例，主持设计器官移植的供体、术前、术后的治疗方案、诊治常规[56]。

他还在4天里做了四例肝移植手术；一天内主持完成了3例肝移植和3例肾移植；两天内成功施行了4例肝移植和6例肾移植；一天内成功主持 实施了2例肝和6例肾等8例肝肾移植[57]。

至2005年3月17日，沈中阳完成第1600例肝脏移植手术，居世界前列[58]。

陈规划

中山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主持完成了1000余例临床肝脏移植手术，占全国肝移植手术量的1/10。仅2005年一年就完成了246例肝移植[59]。

管德林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称北京华信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兼肾病科（泌尿医学中心）主任、泌尿 外科主任，还兼海外华人器官移植学会副主席、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有2700多例肾移植、40余例亲属肾移植、近20例胰肾联合移植的经验 [60]。

黄洁夫

现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广东省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黄洁夫组织了一支以中青年归国学者为主体的肝移植队伍，至今为止已进行了340例临床肝移植，是公认的中国大陆第二次肝移植高潮的推动者。中国大陆第二次肝移植高潮正好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高峰期平行[61]。

曾凡军

2000年起任同济医院器官移植临床部主任，同年独立开展肝移植。迄今独立完成尸体肾移植近千例，活体肾移植100余例，肝脏移植300余例[62]。

何晓顺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已主持或参与实施了550例肝移植；开展了亚洲首例成功的上腹部器官簇移植，现已开展五例均获得成功[63]。

郑树森

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肝移植学组组长，中 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常委、器官移植学组组长，复旦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1993年开展浙江省第一例肝脏移植，截止目前已经施行肝脏移植400余例 [64]。

4.批量性的肾、肝移植手术在中国大陆非常普遍

从下述的部分资料可看出，在中国大陆从南到北施行批量性的器官移植手术非常普遍。即同日、同时要作数例至多达数十例的肝、肾移植手术。

(1) 同日完成多达数十台手术

据《朝鲜日报》披露，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拥有8个肝脏移植手术小组和3个肾脏移植小组等共11个专门移植手术小组，所属医生达50多人。2004年12月曾创下一周之内完成44例肝脏移植手术的纪录。以每周5天工作日计算，日均进行了8.8例肝脏移植手术42。

据新华网天津2005年年2月7日报道，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今年(2005年)头一个月就分别成功实施了108例肝移植(按每周5个工作日计算，日均4至5台肝脏移植手术)和43例肾移植手术[65]。

2006年第5期凤凰周刊在《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 》一文中写道：“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学部的医生成天忙碌地穿梭于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彼此顾不上打招呼，他们嘴上总挂着这样一句话―‘这几天特忙，一 天十几台手术’。有的医生甚至连夜赶手术，一宿没合眼。”“我们做肝移植也分淡季、旺季。”但是，有医生抱怨说，淡季只是过完年后的一个月时间，赶上年底 都特别忙，平时根本不着家。”

从2005年12月16日至12月30日的两个星期内做了53例。

有患者家属向《凤凰周刊》透露，该移植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24例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66]。

2006年3月14日《广州日报》报导: 近日，在中山大学附属一院手术室，记者亲眼目睹了5台肝移植、6台肾移植手术同时进行的场景 … 最多的时候该院移植中心一天内进行了19台肾移植，而肝移植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内6台和1台多器官移植[67]。

2006年4月28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一天完成17台移植手术， 7名晚期尿毒症患者同时进行了换肾手术，同一天还同时完成了2台肝移植、8台角膜移植手术[68]。

巩义市是河南省郑州市辖的县级市，巩义市肾脏移植中心，一天最多可进行8例肾移植手术[7]。

浙医一院肝移植中心网2005年1月28日讯 该移植中心的郑树森院士同日连续完成5例肝移植手术。一周郑树森施行肝移植11例[69]。

(2) 同时完成批量性的器官移植手术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可同时进行九台肝脏移植及八台肾脏移植手术[70]。

2005年4月6日，在沈中阳所长的直接指挥下，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同时完成5例肝移植，病人年龄12岁-62岁，包括一名韩国籍女病人和一名12岁Wilson病患儿[71]。

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严律南: 可以在同一天同时开展3~5台肝脏移植，最多的一次一天施行了7台肝移植，创造了全国第一[72]。

2004年2月10日晚，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同时进行了4台肝移植手术，陈规划院长主刀[60]。

2005年6月24日，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为3名患者同时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73]。

2006年1月17日，福州总院首次同时开展3台肝移植手术获成功[74]。

(3) 多次进行批量性肝脏移植手术

2004 年9月29日9点，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医教部郭继卫主任率领医疗科领导亲临手术室和肝胆科指挥协调，5台肝移植相继开始[75]。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肝胆外科医院2004年1月5日成功地为2例终末期肝病患者实施了肝脏移植手术[76]。

(4) 不少医院将移植医学作为龙头学科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迅速发展的秘密武器是将移植医学学科的建设作为医院发展的一张王牌，将移植医学作为立院的龙头学科。

湘雅三医院院长黄祖发接受中南大学报记者采访时披露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如何在短短的五年间取得了超出预想的品牌效应：“2001年，我院投资约1亿元建成 移植医学研究中心，并引进一批达世界先进水平的医疗设备。2002年，以器官移植专家叶启发教授为首的8名高层次器官移植人才加盟我院 … ”，“迄今，我们已先后开展了心、肝、肾、胰岛细胞、造血干细胞、小肠等移植手术”,

“我院曾经同时进行2台肝、5台肾的移植手术，我们已经拥有同时开展6、7台移植手术的能力，年手术量达200多台次”[77], “供体器官网络也逐渐扩展到了大江南北，与国内10多个移植中心建立了器官资源共享关系。[78]”

如此多的医院可以同日或同时进行数台至多达数十台的肾、肝移植手术，同日找到如此多的组织配型相对吻合的供体是根本不可能，唯一可能是多个地区有事先已经检测好了血型、白细胞组织相容性抗原_HLA的大量活体的活供体库存在。

二、 中国大陆已成为全球的器官移植中心

2001年中国大陆已经登记器官移植的单位（医院）106个3，2004年中国大陆能够开展肾脏、肝脏、心脏等大器官移植的医院约360家4，目前中国从事肝移植的医院超过500家，开展肾移植的医院达到368家[2]。

而美国能够做肝移植 手术的医院不过100家，有资格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79]。

从韩国乘飞机只需1小时30分即可到达中国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__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005年，360多名韩国人在此进行了器官移植手术，占移植手术40%左右[42]。

北京器官移植中心的韩国代理人金云东 （音译）披露：“在天津、北京、上海（中山医大附属医院）、杭州（华西医大附属医院）等大型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月达到70~80人，如果把 中小医院加在一起，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年将达到1000人。”[80]

日本媒体报道， 2004年至2005年期间，共180名日本人在中国进行肝脏及肾脏移植手术[81]。

而另一报道则称自2004年以来，仅仅一个中间人就介绍了100多个日本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这一趋势还在发展[82]。

台湾联合报消息，一位不愿具名的肝脏专科医师表示，近几年确实有很多美国本地病人去中国大陆等地换肾、换肝，甚至台湾许多重病病患就近到大陆进行手术，这 似乎成为病人间的「默契」，亲戚、朋友间相互介绍，有一定的联系管道，至于详细情况、器官源等都三缄其口，甚至不愿多谈[83]。

在各国器官移植捐赠供需失衡下，许多病患者寻求海外器官移植的机会，世界各地的患者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中国大陆已成全球新兴的器官移植中心。

被称为“目前世界上最大器官移植中心”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学部，2004年进行的507例肝脏移植手术中，国外患者比例超过53%[84]。

近年来，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省市均已开展肝移植手术，然而却留下不少的后遗症。在江苏召开的国际肝病研讨会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北京一家医院做的 90例肝移植手术中，3个月内死亡的有18例，存活超过3个月伴有胆道并发症的占了37％。据了解，目前绝大部分开展肝移植手术的中小医院，均从大医院请 专家主刀，待完成开展肝移植手术的宣传后，却很少也没有能力去考虑患者术后的情况” [85]。

至少7名日本病人于2004年初至2006年2月间在上海、沈阳及长沙接受移植手后死亡[81]。

在日本厚生省调查七人赴中国移植器官病逝事件之际，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引述报告指出，多名马来西亚人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后病逝当地，或是回国后因并发症死亡[86]。

据《朝鲜日报》报道，2004年，韩国移植外科学术界对236名赴华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手术后出现移植排斥反应或并发症的概率比韩国国内高。胆道狭窄等并发症发生率达到32%，而韩国国内移植手术的该并发症发生率仅为3%左右[87]。

一 名医护人员指出，即使中国大陆等地移植手术费用便宜，很多病患也确实成功完成换肾、换肝手术，却在输血过程中不幸感染丙肝，导致现在有些人还自备抛弃式针 头去就医。这名医护人员表示，美国、台湾等地部分医师拒绝接收在其他国家接受移植手术的病患者，主要原因也是质疑器官源及获取是否正当或有违反人道之虞 [83]。

三、 反常的中国式反向配型

1. 等待移植手术的平均时间

美国器官移植每年基本维持 在12000例到13000例[88]。

2006年3月29日Metro刊登的“一个网上捐赠器官的年代” 一文中谈到由于肾源的匮乏，在美国等待肾脏移植手术的平均时间是3 到7年 (scan hard copy of newspapers Metro)。

肝移植手术等待合适的肝源也需要数年时间。较之器官移植手术开始最早，具有捐赠器官意识的美国，中国大陆等待肾、肝源做移植手术的时间短得令人难以置信。

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申请表明确写上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89]。
图略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页上显示: 2005年1月至今共完成原位肝移植手术647例；本周完成12例；病人平均等待时间为两周[90]。
图略

地点设立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移植研究所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CITNAC，China International Transplantation Network Assistance Center），是专门面向外国人的移植援助机构。该中心与北京的朝阳医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等知名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其心脏移植、肺脏移植、 心肺联合移植等世界高难度手术获得了成功[91]。

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关于供体者的说明也证实了中国大陆等待肝、肾源做移植手术的时间惊人的短。

国际移植(中国) 网络支援中心[92]：

图略

韩国的患者还发现，他们在天津等待器官移植并不是很难。在与医院取得联系后，他们将在国内的病历资料以及检查报告传真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等待该院的分析，以确定是否适合做移植手术。如果可以，他们就会得到院方的通知，随后携带护照即可前往。

在进行移植手术前，医院要检查患者与“捐赠人”的组织兼容性抗原的吻合程度，患者例行体检后，便开始等待供体。

原来，患者等待的时间大概在一星期左右。但现在，由于排队等候供体的人越来越多，等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最长的时候要等上3个多月[84]。

2. 供体等受体的“反向配型”揭示巨大活供体库的存在

在国际移植(中国) 网络支援中心2004年的网页的 “在线问答”一栏上[93]，一再强调该移植中心进行的是“活体肾脏移植”：
图略

目前，同种异体肾移植有活体肾移植和尸体肾移植两种。活体肾移植是指供肾来自具有生命的人体[94]。

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强调说“在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93，作为 受体的患者是外国人，而供应活体器官是中国人，显然，这里所指的“活体肾脏移植”，不是亲属活体捐献。而中国大陆脑死亡患者捐赠器官的案例至今总共仅有9 例[95], 那么广告上数千的活体肾移植的供应器官来自何方？

据医学博士庞玉滨分析，中国现在的器官移植正存在着与世界其它国家截然不同的“反配型”状态，一般国家的正向配型是病人等器官，一等好几年才能幸运的找到 一个供体，而中国却是反向配型：器官等病人，中国许多医院的官方网站明确提出：一般一周之内就能找到活的供体[96]。

一个很典型的供体等受体的例子，就是北京海淀医院器官移植科的主刀大夫韩修武，在48 小时内完成三台肾移植手术。 在患者未预期的超急排斥反应导致第一次手术失败后，韩立即从昆明(在那儿他做了另一台肾移植手术)带回相应配型的新肾源, 次日对患者施行了第二次肾移植手术。

2006年5月17日，国家贸易部主办的《华夏时报》[97]以 “48小时两次换肾，22万换来财命两空” 为标题， 报道了这一案例。患尿毒症的安徽阜阳49岁的薛燕林， 2004年12月19日住进了北京市海淀医院移植中心，9天后12月28日的下午，移植中心的医生从外地取来肾源，晚上11时左右，主刀大夫韩修武才从内 蒙古赤峰赶回北京做肾移植手术，次日上午确定肾移植失败。主刀大夫韩修武当天还要去昆明做手术，他说那里还有肾源，他可在30日再带回另一个肾。12月 30日晚上11时左右，韩修武带着肾源从昆明回到医院，12点韩修武对薛燕林施行了第二次肾移植手术，第二次换肾又失败了，两次失败的原因都是超急排斥。 2005年1月30日，手术30天后薛燕林因并发症离世。第二次手术时患者的PRA为72.5%，韩修武违反诊疗常规做肾移植手术。[98](评注：如果 没有一个活供体库存在，随时提供医院所需的相应组织配型的器官，韩修武何以在未预期的超急排斥反应导致手术失败后，敢如此断言次日他就能带回一个组织配型 匹配的肾给患者进行第二次手术)。

美 国贝勒医学院医学系肾科封莉莉教授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说：“很难想象在中国找到一个可匹配的肾脏只需要一个星期，如果没有一个巨大的人群供体长期在等候是 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供体的配型必须要事先完成从而可供初步选择配型。一旦确定了可被移植的器官，供体和受体之间还要作进一步更特异的配型试验 （Crossmatch）。”[99]

3. 大量反向配型的供体来自何方？

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自2003年5月成立以来，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完成了异体原位肝移植手术506例，创造了年度手术总例数全军和全国之最。其网上广告表明：“专家组技术力量雄厚，供体来源充足，由沈中阳教授亲自指导，由完成上千例肾移植手术专家主刀…”[100]

中国大陆各地医院迅速增长的年移植量, 尤其同日同时进行多台手术，要在如此短时间内就能同数名和十数名患者配型成功，进行“活体移植” ；而且如果发现器官有问题，还可以一周之内更换。我们禁不住要问这些来源充足的供体来自何方？

(1) 中国官方承认器官移植来源的自相矛盾

导致这一现状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的医学界一直无法说明手术的供体来源、信息不透明以及回避参与器官捐赠的伦理问题。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05年7月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的发言会引起轰动――国际器官移植学术界给予了极大的认同。

在那次会议上，黄洁夫代表中国政府首度正式承认，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101]。

但时隔不到1年，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就推翻了这一说法，称(移植器官)主要来自民众捐献，极少来自死刑犯[102]。

2006年7月6日，加拿大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 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和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指出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这六年间，有四万 一千五百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是无法解释的[103]，引起全球关注。中共保持沉默三个多月后，于2006年11月14日，由中共卫生部副部长在中国广州 举办的人体器官移植会议上公开宣称，中国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除少量交通事故死亡者之外，大部份来自于死刑犯”。该消息立即通过中共“喉舌”英文版“中国 日报”在18日向全世界通告[104]，其意图是掩盖活摘人体器官更惊人的罪恶。

(2) 官方报道亲友活体捐献的比例 < 2%

活体捐赠是指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可以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或部分肝脏捐赠给三代以内的亲属或配偶。活体捐赠者首先必须是绝对自愿的，而且必须经过医院的检查和公证处的公证才可以进行捐赠[105]。

国际上对活体肝移植(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 LDLT) 提供供体的规定[106]:
首要原则是供体的安全性及无害性。
第二个原则是供者本人自愿。
第三个原则是供者术前需心理评估以确认是否在完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主动签署同意书。

亲属活体捐献器官在中国大陆少得可怜，这是由于中国人受中国传统的“死要全尸” 的观念影响, 导致极少有人提出捐献自己的器官。

自一九七二年中国开展第一例亲属捐献肾移植以来，到2000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仅有三十七个医疗单位共实施亲属捐献肾移植一百八十一例[107]。（同期全国肾移植累积总数达34832 例，实际亲属捐献占0.5%）

而中国目前的亲属活体捐献率仅为1.1%， 其余约98%的器官来源都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108]。

(3) 中国官方报道器官来源于脑死亡者的自动捐献仅有9例

来源于无心跳的尸体供体的主要缺陷是血液循环停止时间太久，脏器缺血时间长，容易造成严重的损伤，移植成功的概率较小。而确定脑死亡者，就在人工维持呼吸及循环的 情况下，摘取脏器供移植使用，这样的器官有良好的活力和较正常的生理功能，移植效果好[109]。

目前在开展器官移植的国家中，仅有中国没有实施脑死亡法[110]。那么在中国，所有从脑死亡的病人身上摘除器官的行为按照中国法律都是非法的行为。

2000年7月27日，中 国大陆第一例脑死亡者器官的移植发生在上海长征医院[111]。

2003年5月25日下午三时，中国第二例脑死亡在武汉协和医院请中国脑死亡研究权威专家、同时也是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陈忠华教授做判定[112]。

而在此前上海长征医院和武汉同济医院这两所医院已经完成相当数量的肾移植手术。

2006年3月5日，陈忠华教授在他武汉的办公室首次向记者完整披露自2000年7月以来，中国大陆脑死亡患者捐赠器官的案例总数共有9例[95]。

“脑死亡”的判定要有严格的程序，对医师的资质有很高的要求，在诊断“脑死亡”者中，至少要有2人具备脑死亡诊断执行医师资格，由经过专门训练 并熟练掌握脑干功能试验的神经内外科、麻醉科或特护病房（ICU）医师担任[113]。“脑死亡”判定医师不能参与器官移植，这些都是国际上通行的、必须 遵守的规则[114]。

北京协和医院李舜伟教授牵头制订《脑死亡判定标准草案》，李舜伟强调，器官移植专科的医生不能参与脑死亡的诊断[111]。

陈忠华是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中国医院唯一的“脑死亡”研究机构――武汉同济医院“脑死亡”协作组的负责人[115]，显然有“利益冲突”(Conflict interest)。

陈忠华简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陈忠华 (Zhonghua Klaus Chen) ，1979年毕业于同济医学院，1987年获亚力山大・洪堡奖学金赴德国科隆大学进修。 1989年至2002年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临床学院外科，1996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PhD Cantab）。1997年加入英国国籍。2000年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16]。本世纪末回国后的第一年陈忠华就成立了“脑 死亡协作组”95 ,2001年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委[114]。）

(4) 官方报道个体卖器官没有市场，我们有足够的器官来源

2004年12月24日，据辽宁省侨联主管的《华商晨报》[117]报道，卖人体器官广告满医院，医生称沈阳肾源充足，个体卖器官几乎没有市场， “因为目前沈阳市肾源是完全充足的！那些卖肾广告，是几乎没有市场的！”中国医大一院器官移植科副教授吴刚说[118]。

(5) 死刑犯的器官

198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等联合颁布实施《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规 定以下几种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1)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2)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3)经家属同意利用的。

早在1996年，在设于蒙特利尔的器官移植协会的大会上，专家和学者们认为，“医学若介入利用死囚器官，将会导致杀戮的合法性。”

2005年7月4日，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曲新久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称，有关部门应当禁止对死刑犯摘取器官。因为“死刑犯身份与其自由决定之间存在 不可克服的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死刑犯，即使表示自愿捐赠器官，也不一定是其真实意愿……，其法律地位也决定了不能认定其捐献器官意思表示是真实、自愿 的。”

曲认为，允许死刑犯捐献器官还存在一个隐性危机，此举将可能诱导法院松弛“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以扩大死刑犯基数，从而人为地提高“自愿捐献器官”的死刑犯绝对数[119]。

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的报告指出：“根据大赦国际的纪录，在1995年和1999年之间被处决的囚犯的平均数量是每年1680人。在2000年和2005 年之间是平均每年1616人。这些数字 每年都会回弹，但整体平均数字在迫害法轮功的前后是相同的。自迫害法轮功开始后，死刑犯的处决数量无法解释在中国发生的器官移植数量的增长。”[103]

一直以来，大陆肝脏移植方面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探讨始终没有出现在国际顶级的医学期刊上，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陆的论文作者无法说明供体的来源。

四、结语

中国大陆各地医院自1999年全国迫害法轮功之后，每年器官移植量迅速增长, 尤其是非常普遍开展批量性的肾、肝移植手术，反常的反向配型，异常短暂的器官源等待时间， 都提示巨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巨大的活人供体库的存在。

器官移植要求移植一个活的器官，它必须切除于一个有呼吸有心跳的身体。由于中国大陆众多医疗单位保证患者能在短期（一到两周至数月）内找到合适的供体，在 中国很少亲属活体捐献(仅0.5%) 和脑死亡供体总共9例的情况下，每年的移植量不是公布的或实际的死刑执行数可以满足的，供体只能是个活人。每年高达近万例次移植量的肝肾等器官移植手术需 要庞大的储备供体群，非亲属器官捐赠的组织配型的匹配率大约6.5%[120]( while from a non-living donor, the chance is about 6.5 percent. )，为此，每年施行数千至上万的器官移植需要从十数万到数十万无血缘关系的人群中寻找组织配型吻合者。

这样一来，如此大量的器官移植，供体不是来自死刑犯，不是来自亲友捐献，不是来自脑死亡民众的捐献，不是来自个体买卖，中共就有义务向国际社会交代如此庞大数量的器官以及储备供体群来源于何处。

加拿大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 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和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通过深入收集到的大量、详实的资料，严谨而精密的论证，已对中国大陆大量器官移植所需的数量庞 大的器官以及储备供体群来源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即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成立的：“……大面积的强迫掠夺的一直存在着，并且今天还在继续着” [121]。2007年7月25日《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运作的调查报告》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指控[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