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我叫刘宁，男，1972年生，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1996年看了《转法轮》一书走入修炼。

我因多次进京为法轮功上访，于2000年被中共非法关进武汉市精神病院达两月之久。

在1999-2000年间，我三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鸣冤。因江泽民的“连坐”株连迫害政策，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易家墩街派出所和管段户籍警叶国辉都受到批评。

为了阻止我再上访，户籍警叶国辉四处造谣诬蔑我有精神病，为下一步迫害作准备。

2000年2月3日，户籍警叶国辉到我工作的单位武汉洲际集团找我，说是协助调查，将我诱骗至易家墩街派出所后，按照他们事先策划、安排好的计划，几个公检法人员强行将我绑架至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即武汉人常说的六角亭精神病院。

医院安排的主治医师叫熊卫，女（50-60岁），曾留学德国。我刚被带到医院时，熊卫在与我的谈话中告诉我，她的亲戚中有炼法轮功的，她知道法轮功都是好人，她说只要我所在的单位武汉洲际集团出钱付费，我住（这里）多久都行，条件是我不在医院炼功；否则就把我（当精神病）强行治疗。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是一个封闭的与外界隔离的地方，也是一个恐怖的地方，有几道铁门也有人高马大的护院工。所有关进去的人都被认为不正常，会强行“治疗”。

我被关进医院的第一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九，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医生都放假了，只有护士长一人值班，她是个大肚子孕妇，当时有个病人大小便都在床上，我便帮助护士长给病人换了衣裤，护士长很惊奇问谁把你弄到这里来的？她认为我不需要用药，但她不知道我是因炼法轮功被绑架至此。除我之外，这里还关押着一位年长的男性法轮功学员，每次吃药时，医生会把药捣碎在水杯里，给每个病人灌下，并要他们张开嘴检查是否咽下。而叫我名字时我不去（喝药），也没人管我，因为医生认为我不需用药。叫到那个法轮功学员时，他把药放到口里，然后去洗手间吐出来。

从此，我每天都帮助医生护理病人，医生不愿做的脏累的事，我都做，象帮男病人洗澡、打扫餐厅等，没事时就陪病人打乒乓球、羽毛球等（精神病人用药后变迟钝，需要借助运动恢复），我经常把吃的东西分给病人，并和他们谈心，主要是讲一些不畏困苦、激励上进的故事……

时间长了之后，我和医生、病人都成了朋友，病人的家属以为我是医院的工作人员；而医生发现经常和我接触的病人，他们的心理状况比较稳定。

在一次和医生的谈话中，医生认为我具备心理咨询的能力，她说如果我去报名考一个什么证，就可以聘请我当这里的心理咨询医师；另一个有很高职称的精神病治疗专家说他要找熊卫，帮助我离开这里。

我半夜起来炼功，一次被一个新来的病人家属发现，告诉值班医生，负责我的“主治医生”熊卫也知道了，正好是我被绑架（到精神病院）二个月左右。于是，熊卫对我母亲说我“有严重精神病症状，如果不治疗，将会杀人” 等，我妈说我和他生活了二十多年，怎么我不知道？熊卫狡辩说“因为病症潜伏，所以表面看不出来”，“由于病情很严重，必须大剂量注射（药物）治疗，但这种大剂量注射很可能导致临床死亡或成为植物人”，并要求我母亲在同意治疗并承担风险的责任书上签字，因为熊卫是曾留学海外的精神病方面的专家，我母亲误信以为真，当天签了字。

熊卫所说的大剂量注射（药物）治疗，我在那里亲眼看见：一年轻小伙子刚被送进医院时行动正常，还告诉我他是怎样被抓来的。几天后夺门想逃走，被几个高大的医生和看护追回来，将他身体呈“大”字绑在床上，对他注射药物，之后他就象失去记忆似的，精神萎靡、行动迟缓……

我母亲回家后，在旁人的提醒下觉得所签的责任风险书不妥，第二天一早母亲到医院找熊卫想要回同意治疗的责任书，熊卫不给，并故意避开我母亲，母亲立觉上当受骗，非常紧张的守在我身边不允许任何人对我“治疗”，僵持了半天时间，医院开会决定放我离开。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出的病历上写：未接受任何治疗。

由于户籍警叶国辉造谣说我有精神病，在我回厂上班时，单位领导武汉洲际集团党委书记汪明英联系精神心理医师对我作了一个鉴定，鉴定的结果是，我的心理状况、逻辑思维，所有几项指标都是正常的。也就是说一个一切正常的人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就被诬为精神病而遭绑架关押到精神病院长达二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