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仰合法，讲真相合法

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田仙言修炼法轮功属于公民的信仰自由范畴。法律惩罚的是行为，而非思想；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国际通行的法治原则。宪法明确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法轮功学员有权宣传自己的信仰，有权散发信仰资料、讲述真相，这些行为均属合法权利，受宪法保护。

田仙言向办案人员指出：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违法。公安部二零零零年三十九号文件所列十四种邪教中并无法轮功。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真正将法轮功与“某教”挂钩的，是江××在一九九九年十月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的个人污蔑言论，随后人民日报跟进发表评论，但个人讲话与媒体报道都不是法律。

目前网络上充斥的“法轮功是某教组织”等言论，均属诽谤污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更非国家红头文件认定。网络言论既不是判断正邪的标准，更不能作为办案、判案的依据。

二零一一年三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五十号令，废止了一九九九年针对法轮功出版物的两条禁令。法轮功书籍已被正式解禁，属于合法出版物；介绍法轮功、讲述真相的资料自然也是合法的。

二、迫害法轮功本身违反中共现行法律

尽管明知田仙言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且她讲真相并未对社会造成任何危害，办案人员仍执意违法办案，制造冤假错案。本案指控的所谓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但田仙言究竟破坏了哪一部法律、哪一条规定？无人能答，也无法回答。本案没有犯罪客体，没有受害者，所谓办案实质就是构陷，是强加罪名、枉法裁判。卷宗上的签字、起诉书、判决书、裁定书上的署名，都是参与迫害的罪证，将来追责的依据。

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六日下午四点左右，田仙言在办理网购退货手续时，向菜鸟公司快递员张帆讲述真相并赠送护身符，却遭其恶意举报。张帆先敲门谎称退货问题，田仙言开门后，隐藏在门旁的城里派出所辅警立即卡住房门。所谓执法人员既未出示执法证、搜查证，现场也无见证人，却将她的电脑、打印机等私人合法物品抢劫一空。随后田仙言被劫持至威海看守所。八月二十日，她被非法批捕。

本案公诉人张洛面对案卷中大量违法漏洞视而不见，不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反而极力劝说田仙言“认罪”。让无罪之人自证其罪、接受冤判？党文化毒害下的生命漠视他人苦难，构陷好人之余还企图将责任推给受害者。国家对检察官的职业要求是维护宪法与法律尊严、维护公平正义；履职标准是忠于事实、秉公办案、经得起法律与历史检验。张洛却为私利屈从中共淫威，助纣为虐，陷害无辜，丧失基本职业人格。

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经过两次非法庭审后，荣成法院法官王冬梅当庭宣判田仙言四年半冤狱，并勒索罚款两万元。几分钟后，现场即发放纸质判决书。按常规，判决书需经过核对、盖章等程序才能正式生成并具有法律效力，如此短时间内完成，足以说明判决早已内定，庭审不过是走过场。

根据中共《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七十一条规定：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田仙言在一审与上诉中均指出：所谓证据若不举证质证，如何定罪？二审法院却将一审的严重违法程序轻描淡写为“存在一定瑕疵”。既然承认存在问题，就应重新举证质证，但二审反而造假称“一审中田仙言未提出异议”，并以此为由拒绝纠正。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威海中级法院维持冤判。

三、迫害者将面临人间清算与天理惩罚

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惯用的手法，是利用一部分人迫害另一部分人，先妖魔化，再挑动群众斗群众。本案办案人员不过是中共手中的棍子，而在关键时刻，中共历来“卸磨杀驴”。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执行红色路线的793人被秘密枪决，只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了事。明白人应看清中共的本质，在法轮功问题上“枪口抬高一厘米”，也是给自己留后路。谁愿意替中共背锅、当替罪羊？

二零二六年元旦前，环翠区公安局局长毕晓波向纪委投案自首，随后被撤职。毕晓波为何在此节点失去奋斗一生的官职？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自古迫害修佛向善之人，罪恶如山，报应如影随形。从高层的周永康、薄熙来到威海的刘茂德（原政法委书记）、宋修龙（原公安局“六一零”主任），无不应验这一铁律。作为公安一把手，毕晓波本应匡扶正义、维护法律尊严，制止违法办案，却违背良知，纵容手下制造冤案，对田仙言一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迫害者等待的，不仅是人间清算，更难逃天理惩罚。

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将由自己承担后果。正义或许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世间大审判、大淘汰来临之前，仍有机会。请珍惜这稍纵即逝的机缘，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跳下贼船，弥补所造成的损失，不要为自己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关于田仙言女士被迫害事实，详情请见明慧网文章《山东女高工田仙言遭绑架构陷　案卷送至检察院》、《山东威海市田仙言女士遭诬判四年半　已上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