吁审查及暂停器官移植 发起人微信被封禁 迁离住所

倡议发起人、广州居民高飞于2026年3月8日，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国家监察委、国家卫健委五部委寄出《紧急倡议书》。相关邮件于3月11日至12日被签收。

倡议书指出，中共自强制推行器官移植“合法化”以来，社会恐慌情绪持续上升：大量涉及“脑死亡”的案例精准集中在年轻群体，分配过程黑箱操作，“隐秘犯罪”与“器官黑市”的说法不断涌现，严重冲击社会信任与安全感。

倡议书呼吁全面审查并暂停人体器官移植业务，并要求相关部门公开透明地回应民间疑虑。

高飞在倡议书中写道：“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圣且唯一的整体，绝非国家机器或利益集团可以拆解、流通的生物零件。”

截至3月26日，联署签名总人数784人。

除向五部委寄出倡议书外，联署人还向宣传部门和重点媒体发函。其中，已收到函件的媒体包括央视新闻、《南方周末》、澎湃新闻、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三十家主要媒体，以及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委宣传部等五个宣传部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连署行动遭到中共警方的压制。广州市白云区公安分局3月12日来电，询问高飞是否掌握“某一例器官移植涉嫌非法的具体线索”，而非正面回应倡议书所提出的制度性问题。3月19日，高飞收到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信访办公室书面告知，称审查并暂停器官移植业务的信访事项“不属于本机关及下级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并依据《信访工作条例》指引其向卫生健康部门提出。

与此同时，高飞的微信朋友圈部分相关内容遭到屏蔽，公民联署网页链接被停止访问，其微信公众号在使用数日后被永久封禁。

高飞本人在发起倡议的过程中持续承压，他在网上透露：凌晨接到警方电话，被要求“到派出所了解情况”；住所因房东“改造”被迫迁离，陷入无处落脚的困境。

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在社交平台公开所有与官方的沟通内容，并明确表示：“如果政府什么都见不得光，我们都不用活了。”

实际上，中国器官移植的黑色产业链很早已被曝光。2006年，大纪元最早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此后，多项国际独立调查显示，中共系统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已形成黑色产业链。目前，器官供体来源已从法轮功学员扩展至全社会。

上述倡议书被公开后，迅速引发海内外舆论关注，也将这一长期被当局压制的议题再次推至公众视野。

失踪人口激增 体制内部证词：从个人恐惧到制度性指控

倡议书认为，社会焦虑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中国每年存在大量人口失踪，且相关数据在2021年后突然中断；二是器官移植数量增长与常规供需逻辑不符。

中共官方此前曾披露，2016年至2020年间每年失踪人口均不低于100万人次，其中2016年高达326万，而2021年之后相关数据全面消失，器官移植数据陷入“信息黑洞”。

山东省民众陈雅惠描述了当地日趋紧张的社会氛围：“失踪人口特别多，街上来往的人越来越少，家长都不让孩子出门，连上学都不放心。”她表示，这种恐惧已从南方扩散至北方省份。（延伸阅读：中共活摘黑幕曝光：活人被圈养 器官待摘）

当社会层面的担忧与焦虑在网络上蔓延时，来自中国体制内部的声音，为外界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观察视角。

大陆人权律师沈国梁在采访中直接将中共器官摘取定性为“已经成了一个产业”，并警告称：“活摘相当普遍，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

他呼吁海外各国政府和民众不要将这一问题视为中国内部事务，“它正在不断蔓延”，并将其定性为“这个星球上最血腥的反人类罪恶”，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揭露和制止。（延伸阅读：“越来越离谱了”视频爆中国器官捐赠诡异现象）

一名自称曾亲身参与执行死刑的大陆警察蒋承平，向大纪元记者讲述了一段亲历证词。他描述，大约十五六年前，他曾执行枪决，死刑犯中枪后仍在抽搐，随即被送上旁边停靠的解剖车，就地摘取器官，尸体随后被拉往火化车销毁。

“当时我打第一枪，他还在抽搐，我想翻过来再补一枪的时候，（领导）已经不让了，必须马上摘（器官）。”蒋承平还表示，彼时他知道的“90%以上的器官提供者都是死刑犯”，而且优先选择已经与家人断绝关系、无人收尸者，“违不违法？人家（中共）说了算”。（延伸阅读：知情人曝中共军医院活摘囚犯器官的恐怖黑幕）

普通民众的感受同样触目惊心。大陆民众赵子锐表示：“‘活摘’已激起广泛民愤，人心惶惶，晚上都不太敢出门。”

法律漏洞与监督真空：律师揭示制度性杀人机制

中国现行《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规定，活体移植仅限近亲之间进行，但部分公开案例与该规定存在明显出入。

海外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绍平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国器官移植规范目前仅以国务院条例形式存在，立法层级是很低的，而且该条例在死亡认定上与刑法存在明显冲突。”

更关键的争议在于死亡标准。他说，“中国法律以心脏停止跳动作为唯一死亡标准，脑死亡在法律意义上并不成立，但中国绝大多数器官移植需要在心脏仍在跳动时进行。这意味着，在法律层面，摘取器官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杀人。”

吴绍平进一步指出，现行法规虽设有“移植伦理委员会”，但本质上属于“内部审查”，而中国红十字会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在缺乏第三方独立监督下，“在利益面前，他们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延伸阅读：提议器官捐献率纳入城市考核 人大代表挨轰）

海外人权律师许思龙在接受大纪元采访中对高飞的行动予以肯定，同时对实际效果持审慎态度。

他指出，器官移植本身并不必然违背人道原则，关键在于制度设计与执行的根本差异：“民主国家的器官捐献是公益性的，排期公正；但中共把器官移植做成了产业，这已经违反了最基本的人伦原则。”

许思龙进一步分析，正是巨大的市场需求与利润空间，为非法摘取器官提供了持续驱动力：“患者即使倾家当产，也要凑钱来换器官。正是因为有巨大的利润空间，所以就导致这个非法的事情发生。”

他还就法律追责路径提出明确建议：国际社会应派出独立第三方调查组，搜集达到法庭定案标准的证据。一旦证据确凿，“任何国家都可以向美国法院、向国际法庭提出控告，追究刑事责任”。

律师：器官移植问题超出医疗范畴 有更深层的地缘政治含义

联署书认为，社会焦虑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中国每年存在大量人口失踪，且相关数据在2021年后突然中断；二是器官移植数量增长与常规供需逻辑不符。

许思龙将连署倡议的意义归纳为三点：让器官移植与失踪人口这一议题持续发酵；推动更多人正视两者之间的关联；向中共高层传递民间反对声音。

他同时强调，面对这一关系每个家庭人身安全的器官移植议题，“做事之前不要考虑有没有用，必须要发出这个反对的声音”。

吴绍平指出，中共将庞大的器官资源作为笼络和影响他国权贵的筹码：“你们国家可能等几年、一辈子都等不到你想要的器官，但在中国，不用十天半个月就可以给你找到供体。”

他认为，这使器官移植问题已超出单纯医疗伦理范畴，而具有更深层的地缘政治含义。“中共利用把整个中国人都作为器官库的‘优势’，给世界各国权贵做匹配，借此笼络和影响甚至控制其他国家的权贵”。

（出于安全考虑，上述受访者沈国梁、蒋承平、赵子锐和陈雅惠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