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自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之后，时年三十多岁的好医生、法轮功修炼者胡今朝历经二十多年残酷的迫害，他的大好年华被中共劳教所、监狱践踏，但是他修大法、返本归真的信念弥坚。在本文中，胡今朝自述在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他再遭冤狱四年迫害的部分经历。
我叫胡今朝，男，一九六八年七月生，今年五十七岁，原云南省精神病院的主治医生。我于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我二十九岁。修炼后我把真、善、忍写在纸条上，压在自己的办公桌玻璃板下面，时时对照自己，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在医院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从不收病人的任何礼物和红包，对病人总是耐心细致，和蔼可亲。
然而，自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大法以来，我多次被关押迫害。在我大好年华之际，遭到中共残酷的迫害，三十四岁时被非法拘留并被剥夺医生的工作；三十六岁时被迫离婚；三十六～三十九岁时被劳教所迫害了三年零四十天；四十四～四十六岁时被枉判冤刑关押三年；二零二一年，我五十三岁，再度遭冤刑迫害四年。
以下是我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遭冤狱迫害的亲身经历。
绑架与强取个人信息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九日近中午一点，我正在医院药学部上班，科主任叫我去整理一下库房。我过去后没几分钟，从外面闯进一伙人，除医院一个助纣为虐的保安外，其余均着便服。他们气势汹汹，几个人两边控制住我，一个在前侧方晃了一下他的证件，并未让我看清，大意说我涉嫌“法轮功”，就被强行搜身。之后几个人架着我非法抄家，为首的是盘龙国保的史瑞林，其余是小坝派出所的警察。
打开我家门后，两个人左右按住我肩窝（里边有个肩井穴），按住后，我身体很难受；其他人在家中全面搜查，抄走几十本大法书、几百元真相币、真相光盘等真相资料，还抄走我的手机、电脑、录像机及随身的五、六百元钱等，折腾了近两个小时。然后他们用停于楼下的私人轿车将我拉到昆明盘龙区小坝派出所，在那里所谓“审讯”，晚上在其地下一层的拘留室，铐在铁椅上坐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警察要采集身份信息（指纹、掌纹、身高、体重等），因我决不配合，他们四个左右的人一齐冲上来强行留取，掐皮、掐肉（一把抓住我身上痛觉比较敏感区的皮肉，多数掐皮，因为更痛苦，使劲掐、捏），扇耳光，拳打，掐捏穴位，哪儿最能让我痛、疼，就整哪儿，同时一个、一个的掰手指。其中一个叫尹涛的辅警一直是带头，并下手最狠，很长时间……
中午左右，又用警车拉我到盘龙区人民医院眼科，采集虹膜信息。因我不配合，几个人将我按跪在“裂隙灯”（注：眼科检查用的裂隙灯仪器）前，在我两边，用膝跪在我小腿腓肠肌上，我很痛苦，上边把我的头按在“裂隙灯”前，没做成。回到派出所，继续把我铐在铁椅上，至天黑。约晚上九、十点钟，又用警车拉我到昆明二环路上的“新华医院”体检。因我不配合，又吃了不少苦。要做心电图，旁边一个女的说要给我推“安定”，我告诉她我是因为什么被迫害的，并告之我也是个医生，方才作罢。这样到凌晨一、二点，我又被拉回派出所，铐于原位。
到第三天上午，他们拿着强行做的体检报告送我到盘龙区第二看守所，因各项报告显示异常，特别是心肌酶检查（CPK）比正常高近十倍），拒收，转至新华医院住院。一住近两个月，在住院期间，家人未得到他们的通知，直到感到我失踪，才报案并到几个派出所寻找我。最后在小坝派出所听说我住院，想来探访被拒。
冤狱迫害
在看守所期间，我被非法庭审，我据理自辩，要求无罪释放，被非法判刑四年，后又上诉中院，仍维持迫害。
二零二二年四月八日，我被迫害至云南省一监集训队（开始叫一监区，后改名为九监区），因为当时疫情期间，曾被在隔离监区呆了两周。到集训监区后，法轮功被列为禁语，谁要未经警察允许提到，其以执法的名义提醒你两遍，第三次就是用辣椒喷雾剂往眼里喷。在以后的三年里，因各种迫害理由被喷了二、三十次吧，特别是开头的两年，因不承认强加的罪名、点名时，拒绝答“到”，都要被喷辣椒喷雾剂。
从二零二二年五月份后，每天被要求从早上站到晚上睡觉前，长达十五、六个钟头，下午一、两点大家开始集训，我与两至四个“包夹”就在太阳之下，我站，他们可站或坐，时间长了，我的两脚背、小腿肚乃至私处都肿，走路脚下如针刺。
直至九月份后，集训监区换了监区长后，方才让我无条件坐下。其间因拒绝照像、挂牌等，也吃了些苦，在那里，给我的心身压力……真象在炼炉之中。多少曾经的同修被所谓的“转化”，这一年的那几个月，每月都有一次“揭批会”，被迫转化者到“教育科”所在楼的会堂上台“被揭批”，下面一大半集训队的人在听，他们都未让我去，我去一定会喊“法轮大法好”的，我曾说这样的，定会天怒人怨，一定会有报应的。
至十二月份，疫情突然在几天之内传遍全监狱……因为疫情的关系，监狱着重加强防疫。几个月后，随着疫情缓解，监狱里开始每个季度加强管理的口号，如“春季××行动”“夏季××行动”……每一次都是一种肃杀之气，以至到后来的每新进一批犯人，都要集体“宣誓”“认罪伏法，接受管教”。宣誓时集体起立，右手握拳，煞有介事的样子，如同入党宣誓，我因拒绝如此，也吃了些苦，有时是很阴毒，除当事几个人外，别人还不知怎么回事，当事者一旦说出，很可能陷于另一种迫害方式之中。
在二零二三年七月我生日的一天，监狱说我有接见，之前听警察说过我母亲来探访过多次，因信仰问题，监狱一直未让见面。这次谁来了？到接见室，才看到是单位工会主席和财务科一个女同事来通知我被单位“开除”。
二零二三年八月至九月，监狱将我留在监舍，开始所谓“转化班”，直至次年的五月至六月。“转化班”是单独为被“转化者”开的一间监舍，六、七个包夹，一、两个为主要的包夹，其他的人隔一段时间要轮换。刚进去的时候，每个包夹床对应的墙面上，厕所洗漱台墙上，进门两边的墙面上，都贴着侮辱大法和师父的A4纸打印的话，后被我清理。他们就贴到高处、天花板上……一开始是他们几个说话，但我不能说，如不听他们的话，就开始念侮辱大法的书，什么“反邪教手册”，还有几本专门从师父讲法中拿出几句或一段，然后断章取义的用他自己的思想胡评乱评说：“这是X书上的”，而读它的人，就好象魔鬼附体似的自己再胡编乱造一通，或者污言秽语不堪入耳的下流语言攻击大法和师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次次的正邪大战。几个月后，他们又开始放污蔑的电视视频，如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电视污蔑的内容，一个白天轮轴反复。所有这一切等等不能动摇我的正信，也没有让更多的人追随邪悟，反而却越来越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它们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至二零二四年后，我又开始出门随其他人出工，但迫害并未就此停止。我下车间，他们又把污蔑大法的书拿到车间，让平时就侮辱大法成性的犯人念，加上他自己的添油加醋，真是耳不忍闻。我就趁其不备，把书撕了，这次，被马姓狱警喷辣椒水，喷的很多，用水洗眼后，半个钟头，眼都难睁开，脸辣乎乎的。第二天早上洗脸，都还有些火辣的感觉。后来虽然未再念侮辱大法的书，但实际的环境与压抑的心境不能让我有所放松，那时的狱管方式可以控制到一口水、一口饭，走几步都要达到他们要求……可以想到如果要逞起邪、阴恶来，可到什么程度。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应是隔离“转化”时吧），我感到吃饭或喝水后，心跳加快，有时反应迟钝；有时嗜睡；有时会有感知综合失调的感觉，定向系统象出了问题，如正常拿东西总跑偏，并伴有心跳加速，双目充血，烦躁。特别是最后一种，如及时呕吐，能减轻症状，但后来，警察知道我用这种方法后，让包夹看好我，不准大量喝水、呕吐，如有发现，及时约束、上报、送医。之后，我只能尽量在基本能量需要之后减少饮食量等，靠法中修出的正念，靠师父的护佑，靠正念下每个人尚存的善心，靠多次因果的震慑，直至快出狱前两三个月，能吃上比较正常的饮食。
二零二五年一月，离出狱还有三、四个月，有一天晚七点前，大家要排队集体看“新闻”，刚出监室门，右耳象耳中突然鸣响，并伴着辣痛。等新闻完后，我用水洗，限于环境，没能洗净，耳廓及周围沾水后，反而更有辣痛之感。后来，晚上睡觉时，耳中有流水声，不一会，就流出外耳道，用草纸堵上，淡黄的渗出液弄湿了好几条堵耳的纸。
三天后，包夹报给了警察。到监狱医院，医生说是鼓膜可能穿孔，要到外面医院检查。又过了一天，狱方把我带到延安医院耳鼻喉科检查。这几天中，右耳听力已下降了很多，很大声音都难以听到。等检查结果出来后，耳内照像显示：在鼓膜上有两个或三个血泡，近鼓膜处耳道也充血，有血痂，未见穿孔。左侧鼓膜上有两道伤后愈合的疤痕（这是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七年，被迫害到劳教所，被一个叫杨洪X的监督岗在我炼功时扇耳光扇的）。检查时，医生说是中耳炎。我告诉他们不是中耳炎，是之前两次在劳教所被打所致。她说，反正表现上是中耳炎，也不听我的陈述。
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日早出狱，社区、派出所来了六、七个人员，要家人各种签字手续、照像。我和他们说，家人对于我的一切签字，我不承认其强加的罪名。之后，社区与派出所一直把我送到目的地，并要明确我要居住的地方，方才离开，经过了众多复杂的出狱手续。
消息来源：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