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立了无神论和唯物论两大党文化的理论基石之后，通过全面否定神传文化，党文化的体系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民众在信仰上形成了一个空白，共产党一定要造出自己的“神”，注入到民众的思想中去，填补这个真空。正是通过这种造神运动，共产党这种政教合一的邪教组织体系全部完成，画“神”点睛之后，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党文化就终于活起来祸害人间了。
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如“黄巾军”、“太平天国”之类政教合一的政权，然而这些政权都没有统一中国，更没有把他们的教义推广到其组织之外。而中共是唯一夺取了全国政权，并用暴力手段强迫人接受其教义的“政教合一”的组织。其教主就是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最高掌权者。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后，还有过两年的“英明领袖华主席”。造神词汇永远被用来修饰共产邪教的教主。因此相继成为“革命导师”的马恩列毛就是理所当然的造神对象。他们被冠以“解放者”或“救世主”的荣誉，捧上神坛。
神是全知全能，不犯错误的。中共在造神过程中也在树立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因此，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果在位的话，是不可能真的认错的。因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在于他的“一贯正确”，一旦认错，就会造成合法性的丧失。而在另一方面，人不是神，不可能不犯错误，此时撒谎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办法。
造神中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的存在的另一个办法，就是伪造历史。举毛泽东为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狼奔豕突，四处逃窜。这一场失败大逃亡，在共产党的教科书中被宣传成了“北上抗日”。明明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三个月，毛泽东就在井冈山成立了分裂国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了西安事变的时候，却成了“逼蒋抗日”的英雄。这种对历史的伪造给毛泽东套上了“民族英雄”的光环。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挑战毛泽东左倾冒进和浮夸。这种对共产党领袖的挑战一旦成功，“造神运动”就会失败，如前所述，会直接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因此，毛周等人在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后，更加失去理智的宣传“跃进”，直接导致了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
中共不但通过文字，还动用戏剧、电影、歌曲、音乐等形式造神，用语录歌、忠字舞造神、用“早请示、晚汇报”造神，用敲锣打鼓欢迎“最高指示”造神。时至今日，中共仍然在用“反复学习”、“深刻领会”、“贯彻实施”、“抓好落实”之类的宣传，对待江泽民或胡锦涛的“重要讲话”，实则为对现任领导的造神运动。
无神论的推行来自十九世纪的进化论学说(进化论的谬误将在稍后的章节中述及)。所谓“唯物”并非完全否定精神的力量，而是否定超越人类之上的一切存在，即神的存在。
至此，来源于信仰经典的道德标准，包括东方佛教中的善、道家的真、儒家的“克己”与“和为贵”、西方的摩西十诫等等全部失去了依托。于是，道德标准变成了“人”们可以不断改变的行为准则。
共产党社会中，价值观和道德的解释权落到了最高统治者手中，一切与中共价值观抵触的普世道德，都可以轻易被中共扣上伪道德、封建残余、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各种帽子，而后中共自己再站在解释道德的制高点，冠冕堂皇地进行批斗镇压。
既然中共“伟光正”，一切“党文化”就必须歌颂这种“伟光正”。然而另一方面，中共又是一个血债累累、邪恶至极的邪教组织。在失去道德坐标的情况下，歌颂共产邪教“伟光正”的文化，可想而知，会给人的道德造成什么样的混乱，会对社会风气起到怎样恶劣的导向作用。
在中共的宣传中，马克思不仅仅是革命家、哲学家、科学家，而且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1843年贵族小姐燕妮嫁给了25岁的马克思，还带来了陪嫁的女仆琳衡。一向对“剥削”假装深恶痛绝的马克思，不但心安理得地花着当资本家的恩格斯“剥削”来的钱，无偿占有着女仆琳衡的劳动，并强占琳衡的身体在1850年产下一个私生子。当时，燕妮因为此事和马克思吵得不可开交，于是马克思把眼光投向了老朋友兼单身汉恩格斯。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声誉，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名字命名，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吃了哑巴亏的恩格斯临死之前得了喉癌，不能说话，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的私生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这段丑事，现在已经在东德的博物馆里展出了。
2004年6月的《欧洲神经学学报》（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上披露，三位以色列医师参考历史资料得出结论：列宁在领导1917年的10月革命之前，就在欧洲感染了性病梅毒，并终于在1924年毙命。所参考的历史资料包括列宁在欧洲和苏联的治疗医生的记载、列宁的健康状况材料及被研究者称为“政治宣传”的验尸报告。研究者之一的精神病医生勒纳（Vladimir Lern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如果你消去列宁的名字，而把其症状拿给任何一位精通传染病的神经学家看，他会说，‘梅毒’。”
中共党员在文革以前似乎都是禁欲主义者，但毛泽东有三个老婆当无疑问：杨开慧没有死，就娶了贺子珍；还没有与贺子珍离婚，就娶了江青。1994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二年之久的李志绥出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披露了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生活。书中提到毛“一贯以女人为玩物”，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
毛泽东的卫士宣称毛在大饥荒的时候不吃肉，以示和人民同甘共苦。而事实上毛在大饥荒已经发生的1959年，指示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为他修建了滴水洞行宫，其代号为“二○三工程”。从1960年下半年启动到1962年，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的一、二、三号主体工程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公路，同时竣工，耗资1亿。这些金钱如果购买粮食，湖南省就不会在那三年中至少饿死150万人。
共产党领袖的荒淫生活当然不会仅仅局限在纵欲方面，其权谋、冷酷、骄奢淫逸因为缺少信仰约束、道德约束、媒体监督，所以利用国家权力行起恶来，其后果就极具灾难性。且其低下堕落的品质所起到的示范作用，带动社会道德急速下滑。
“造神”成为个人独裁的基础，因为神不会犯错误，共产党的领袖也自然要被装扮成真理的化身，其他人只要盲从就可以了。于是“一言堂”被合理化，一个大脑代替了几亿大脑，灾难性的后果得不到纠正。独立思考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可能会得到中共不想让人得出的结论，于是人们随大流、跟风等等，自己的人生自己不做主。一切问题唯中共马首是瞻，或等待组织决定。
造神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许多人在被迫害很严重的时候，仍然“相信组织相信党”。当信神者被迫害时，他们可以对着心中的神去祈祷，寄希望于神的公义，而无神论者被迫害时，他们无法寻找更高的道德权威，而陷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人只好自我安慰说：中央是好的，“组织上会搞清楚的”。这种自欺欺人，也是中共自我神化的结果。
有神论者遇到困境时，会祈祷，甚至到寺院道观中烧香许愿。无神论者无处可去，于是“有困难，找组织”，希望党来解决问题，却不知党才是问题的真正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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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夺取政权之初即垄断媒体和教育，以一言堂的方式灌输“无神论”和“唯物论”，对传统信仰进行取缔、歪曲和镇压，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对传统文化进行多方抹黑，贬成“封建”、“迷信”，一概骂倒，操纵暴力机器消灭不肯服膺于党文化的出家人或知识份子，或者利用切断生活来源的方式胁迫反对方臣服，再通过个人崇拜的造神行动填补人信仰需求的真空。在中共眼里，认同哪一种文化，并非是一个学术问题或单纯的观点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阶级立场的问题。至文革后期，党文化终于磨砺成熟，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性替代也达到了中共希望的程度。劣币驱逐了良币，新生一代都在党文化教育中长大，对正统文化和观念更是懵然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