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共少将朱成虎在香港面对西方记者曾说过：一旦中美开战，中国“准备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这是中共党文化斗争思想的一个典型反映。实际上在党文化中斗争和流血已经成为常态，而和谐、包容反倒不正常了，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后者缺乏“革命性”。
在这种斗争思想指导下的生存逻辑，就是为了发展、为了生存，就必然要有牺牲。当然被牺牲的首先是无能力、也无权进行自由选择的弱势者。朱将军虽然没有明言中美开战时自己将身处何地，但可以肯定的是，像朱将军这样的“国家栋梁”，自然有着比平头百姓大得多的选择自由。早年因鼓吹“自然科学的阶级性”而得到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赏识，后来又仗《红旗》杂志推荐之力而成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在2005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中国矿难频频的问题时，就脱口道：“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中国要发展，某些代价是不可避免。”其实，相当一部份年轻人也是这样看待当今中国底层民众的不幸与苦难──大概他们本人都与“何院士”、“朱将军”一样，以精英自居，并无打算把自己作为发展的代价。
党文化中的斗争思想，经过中共几十年灌输，早已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且贯穿于中国整个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斗争思想，说白了就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人类社会，主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它推崇的是禽兽的丛林规则。在这种规则之下，是与非、善与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在竞争中取胜──无论是官场、商场或情场。
在一个鼓吹生存竞争、弱肉强食、崇拜狼性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紧张的争斗、撕咬、充满戒心。这也就不难理解充斥整个社会的假药、假酒、假酱油，毒大米、毒面粉、毒瓜子，更有注水肉、地沟油、大头婴儿奶粉……不但文凭可以轻易造假，桥梁、大坝都可以造假，甚至结了婚的不敢相信婚姻，女人怕丈夫背叛，男人则怀疑孩子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而见死不救、落井下石都已经司空见惯。很难想像，付出这样代价的“发展”会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强大。
1） 中共灌输斗争思想的目的
在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庄园》中，一群动物不堪人类的“剥削”而起来革命造反，最终赶走了人而建立了一个由动物自己当家作主的“动物庄园”。率先领导动物们进行“革命”的领袖们──猪──不久就取得了单独享用牛奶和苹果的特权。面对当初怀抱“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信念而参加革命的其他动物们的疑惑，斯奎拉（负责宣传的猪）解释说，“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的健康。……庄园的全部管理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这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才吃苹果的。你们知道吧，万一我们猪失职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琼斯会卷土重来！是的，琼斯会卷土重来！真的，同志们！”琼斯是原来的庄园主，也即“旧社会”的统治者。尽管个别动物还依稀记得琼斯在的时候动物们生活状况似乎不比目前更差，但是经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对于琼斯卷土重来的恐惧，已经条件反射般的深入每个动物的头脑中，因此大家对于猪的特权也就无话可说了。很快地，猪的特权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如何防范“亡我之心不死”的琼斯卷土重来，特别是揪斗、屠杀与琼斯勾结、破坏庄园建设的动物“叛徒”，则成了动物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样的“头等大事”面前，其他的不满和异议都成了不重要的琐事了。而时刻“提高警惕”、“准备战斗”则成了超越一切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了。
奥威尔以寓言的形式，形象而深刻的描绘了极权统治者鼓吹斗争哲学的实质：通过在人们头脑中塑造和保持一个无时不在的敌人，通过时刻强调敌人的危险，强调“团结一致”的必要性，使人们不得不“暂时忍受”极权统治者的一切暴虐行为，以为这种暴行出自于一个良好的愿望，并最终将给民众带来幸福。然而这种斗争总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所以人们的“暂时忍受”也就永远没完。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很熟悉这种时刻存在的“危险”，这种“危险”曾经来自于“一小撮蒋帮特务”，来自于“一小撮妄图复辟翻天的地、富、反”，来自于“一小撮猖狂进攻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来自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于“一小撮牛鬼蛇神”……这些“危险的敌人”，曾经是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长者、导师、街坊邻居。按照中共“你死我活”的斗争理论指导，他们中一小撮一小撮的被“消灭”，算起来大约已有至少4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
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破产，今天中共已经无法向百姓解释清楚，当初这些“人民的敌人”到底危险在哪里？然而不知不觉中，人们发现新的“危险”仍然来自于身边，在民众意识中斗争依旧是必要的。只不过如今“危险的敌人”的罪名悄悄从已经过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换成了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颠覆政府”、“反华势力”、“从事X教活动”等等。
这正是中共几十年来向民众灌输斗争思想的结果。实际上几乎在传统的文化被打倒、批臭的同时，当中国人几千年来一贯承传的传统善恶价值观被彻底颠覆的同时，中共就已经开始向民众灌输党文化的是非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的核心之一，便是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斗争哲学。
共产党的世界观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上的，其哲学思想是唯物辩证法，主张世界的矛盾性、对立性、斗争性；主张事务内部通过斗争，从量变到质变，事物由此从低级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和转化。这种思想应用到人类历史，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国家政权依靠暴力来获得，也依靠暴力来运行和维持。说白了，也就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阶级之间通过残酷的斗争，最终弱肉强食，适者（所谓“先进阶级”）生存。
依靠暴力夺权上台执政的中共，为了给自己贴上“合法政权”标签，常常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人民决定历史，所以这也是人民的选择。中共说“历史选择了”它，其隐含的逻辑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因为中共造反成功，而胜利者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正是中共热衷于灌输其斗争邪说的原因之一。遗憾的是，这样混淆是非、倒因为果的邪说，无疑等于是说从300多年前中原的汉人“选择了”满族的入侵和清朝的建立，700多年前汉人“选择了”蒙古的入侵。中共的执政历史，也不过才50多年，说历史的选择未免太早了点。
辩证法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其唯物辩证法来源于黑格尔，而后者的思想则是受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启发。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易经》、八卦、河图、《黄帝内经》、《孙子兵法》等，无不充满辩证思维的智慧。一部《易经》，就是通过六十四卦，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在人类所能认识到的宇宙层次中，事物中相对立的两种因素之间相互制约、转化和依存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演绎的事物发展规律。这里不仅有事物运动发展中动静之变化，阴阳之消长，五行相生相克等等因素的阐述，还有事物自“潜龙勿用”、“见龙在田”而最终到“飞龙在天”而“亢龙有悔”（《易经．乾卦》）的完整发展历程描述，更有剥复循环、否极泰来的转变规律。马克思在其唯物辩证法中所论述的事物的普遍联系、变化发展、量变质变、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等，只不过是不同的提法而已。而周易中不但有定性的描述，更有定量的把握。以周易为基础实际运用于人体的中医、运用于军事的古代兵法则具体显示了古代东方的高超智慧。
马克思对于辩证法的所谓“发展”，不过是其特别强调和夸大了斗争性，强化矛盾的对立冲突方面。他主张“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而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所以共产党的理论家们认为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灵魂”。以此为基础，处理社会矛盾的办法，只有斗争，通过斗争而消灭对立面。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之所以热衷于强调斗争性，其实是为了给共产党暴力夺取政权提供理论依据。而其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暴力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把暴力夺权美化成社会的进步因素。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句话实际上点到了实处。正因为如此，嗜血好斗的党文化，也是所有共产极权国家动荡不安、冲突不断的根源。当今中国社会人心冷漠、彼此猜忌、无法相互信任和包容也与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息息相关。
2） 政治斗争中的灌输
中共依靠斗争哲学发家，也依靠斗争哲学维护统治。实际上，正是在中共发起的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政治斗争中，民众头脑中的斗争思想不断强化。这终于使得原本讲究中庸之道、遵从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人人都不得不将斗争视作社会常态；将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心视为常态；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视为社会竞争的生存之道。
1951年，中共刚刚建政、立稳脚跟，就开始了所谓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就是中共夺权成功后“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这场运动确实基本上按照毛的希望达到了改造知识份子思想的作用。中国人的思想由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异，从此认为衡量善恶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阶级斗争”。清末行乞办学的武训尽管一生受尽屈辱、节衣缩食只为兴办义学，使贫寒人家的孩子能读书，但就因为他“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毛泽东语），“站错”了阶级立场而被中共批倒批臭；明朝的海瑞不畏权贵秉公执法，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尽管历来受百姓尊重和爱戴，但是因为海瑞属于“剥削阶级”，“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所以中共认为他为百姓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因而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倒批臭；国民政府在南京修建的“航空烈士公墓”，安葬了抗日战争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名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美国教官、苏联飞行员。但因为他们为“反动政府”效命，文革一开始，毛泽东的红卫兵便开到公墓，将烈士墓彻底捣毁。烈士的骸骨从此全部被丢弃失散。
对于共产党来说斗争性就是革命性。矛盾和冲突的存在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它们是“革命的种子”，而历史就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不过今天的中共，则开始害怕人民用革命一词。）。但是斗争性并不是人的先天本性，所以共产党认为群众的“革命觉悟”需要启发，要不断“教育”以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并为此不惜采用欺骗手段故意制造矛盾和冲突。
比如“白毛女”原本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惩恶扬善的仙姑，为了“教育”人民而被塑造成为“苦大仇深”的被压迫阶级典型。戏中贯穿复仇思想——“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由于它的煽动性太强，竟然发生过士兵观看演出的时候举枪差点打死“黄世仁”的事件。
所谓“启发阶级觉悟”，所谓“培养阶级感情”，实际上就是灌输斗争思想、宣传仇恨，在过去中共毫不隐讳的宣传：“血债要用血来偿”，“仇恨入心要发芽”，“牢记血泪史，不忘阶级仇”。随着国门的开放，这种在文明社会被普遍唾弃的仇恨宣传不能再明目张胆的进行了。虽然中共不再搞“痛说家史”，“忆苦思甜”，但这并不意味中共放弃这一手段了，而是它改变了面目，并利用现代科技进行了精致的包装。比如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指出中共反复宣传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就是一个精心包装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在中共历史上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在一波接一波的疯狂宣传中，人们不知不觉地充满了对共产党划分的敌人的“刻骨仇恨”，这敌人是“地主”、“资本家”、“富农”，“反革命”，“右派”，“走资派”，“民运分子”，“邪教分子”……“革命觉悟”就体现在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上，学习雷锋精神，要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叫做“阶级感情”，它超越于人类一切感情。毛泽东讲：“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的这一讲话文革中在“红卫兵”中曾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暴力和血腥于是很快就遍布中原大地了。
按照“革命者”的阶级感情，刘少奇既然反对人民的“大救星”，那他就“死有余辜”，张志新既然替死有余辜的刘少奇翻案，她就“活该”被狱警轮奸，被割断喉管，被处决就是“罪有应得”──雷锋的“对敌人的残酷无情”在这里有了最真实的写照。
北京“红八月”里那些被自己教过的学生亲手打死的老师，也许没有想到，正是自己按照“党”的要求教学生们“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夺过鞭子抽敌人”的时候，告诉学生对阶级敌人怎么做都不过分的时候，埋下了自己灭顶的种子。
在群众批斗场合，人人争先恐后表现自己的阶级性。一个人越是表现出有“刻骨仇恨”便越是说明爱憎分明、阶级觉悟高，反之则有“阶级立场不稳”的可怕嫌疑。
亲人被定为“党的敌人”后，家属必须表明立场，不能含混。章伯钧被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儿子、妹妹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另一个毛泽东亲自指定的右派储安平的儿子则这样教训自己的父亲：“我要给储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时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于是乎，一方面人们在一次次斗争中被强灌斗争思想，另一方面又正是在这样一次次“触及灵魂”的斗争中，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学会了用厚厚的冷漠包裹自己的良知，学会了唯有打击、整垮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不少人由此认定“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便是真实的生活的法则。
被中共禁演的电影《蓝风筝》里有这样一个基于真实故事的情节：反右开始了。主人翁铁头的父亲林少龙的单位摊上了一个右派指标，大伙不得不讨论决定这顶帽子该给谁戴上，完不成指标就别想散会。但少龙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起身离场——他要去上厕所，在那一刻，也许他认为上厕所比开会更重要。于是，等他推门回来的时候，已经被“推举”为右派了。
既然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人们已经练就了完全越过道德底线，践踏别人、保全自己的厚黑术，那么今天在同样你“死我活”的商战中，腐败贪污、假冒伪劣、毫无顾忌地损害他人等等行为迅速充斥其中也就毫不奇怪了。因为这其中的哲学依据都是一样的，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今天的人们习惯于用“成功”与否作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而不论其采用了何种手段。所以攀上“款爷”、“老总”是女人的目标，身边簇拥着漂亮女人是男人的风光，孩子考上名牌大学是家长唯一的期望。在这种斗争哲学里，“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的“失败”基础上。这里没有良知与公义，也没有是与非、善与恶，剩下的只是成与败：成功便是好的，失败便是劣的，于是人人都想争做“老大”。是故血泪工厂比比皆是，民工待遇惨不忍睹；有毒变质商品充斥市场，“为富不仁”被视为理所当然；能够弄权枉法仍逍遥法外者，则被视为“背景硬”、“关系铁”……在党文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邪说的灌输下，中国人互相争斗、彼此猜忌，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一群无凝聚力的民众更便于中共的极权统治。
3） 回归和谐相处之道
2005年“狼文化”风靡全国。跟风“狼文化”的一本书，《狼魂》中说：“不学狼不行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中，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市场角逐中，如果心存善良，对竞争对手一味地心慈手软，那么就会被对方毫不留情地吃掉”。这可以说是深得党文化斗争思想之精髓了。
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与上述思想作为对比。林肯作为美国总统，他对政敌的友好态度曾引起了一位官员的不满。他批评林肯不应该试图跟那些人做朋友，而应该消灭他们。“当他们变成我的朋友时，”林肯十分温和地说，“难道我不是在消灭敌人吗？”
中国人有句古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历史上最强盛的盛唐时期，在思想、文化、国力、疆土等等方面几乎都达到了鼎盛，这和大唐文化包容一切的气度是分不开的。唐初突厥曾经为患北方多年，唐高祖为了国家安宁都不得不向突厥称臣。然而唐太宗打败突厥后，并未赶尽杀绝以雪父耻，反而极其包容地任用了一百多名曾经与大唐为敌的突厥降将，担任五品以上的将军和中郎将，约占朝廷武官之半。同时唐朝还允许归降的突厥人迁入中原。这些举措深得各少数民族的信任，西北各族领袖共同请求为唐太宗上尊号“天可汗”。历史上吐蕃（今藏族）曾经是一个剽悍好战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时有征战发生。然而唐朝几次战胜吐蕃以后，反而派出文成公主和亲。文成公主将农业和佛教传播到吐蕃，此后数十年中，吐蕃与大唐和睦相处，这不能不说是文教之功。很显然，赶尽杀绝只会加剧仇怨，边疆地区仍不安定，战争还会再起。正是唐朝对突厥的宽容政策、对回纥、粟末靺鞨、南诏等族首领所采取的册封政策、及对吐蕃的和亲政策赢得了人心，一时间四夷宾服，诸国来朝，即使远如波斯、昭武九姓国、阗国等等都自愿纳地成为唐朝府州。在文化上，唐朝尊道、礼佛、崇儒，实行开明的“三教”并立政策。也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造就了唐代恢宏的文化气象。
中华民族向来讲究“和为贵”，推崇中庸之道。我们的祖先赋予自己以教化天下，即所谓“平天下”的神圣历史使命。从根本上说，实现“平天下”的理想所要仰赖的不是武功，而是文治；它所要实行的也不是霸道，而是王道。所谓“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5千年的中华历史中，尽管华夏民族也曾历经各种灾难，但它在同化周边各族群的过程中，毕竟已将它们凝聚、融合而为“泛中华”的文化大国。历史上蒙古族、满族都曾入侵、统治过中原，然而最终却被强大的中华文化所同化，蒙古族、满族如今都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份，清朝的康熙皇帝自己就说要做中华的千古一帝。
党文化不但在纵向割断了中华民族祖辈承传的智慧，同时也在横向以敌视的态度对待西方的优秀文明。这就使得受其熏陶的中国人只能相信党文化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恩格斯），“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摧毁”（马克思）。中国人有句古话，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历史上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例子不少，但用枪杆子对付本国的百姓以维持政权，并最终使得民众彼此内斗，使得社会中的个体都自然而然的把暴力作为解决矛盾的第一手段，这恐怕是中共的“独创”了。
尽管中共今天也提出来所谓“和谐社会”，但其真实目的，其实是希望社会底层民众不要再上访、不再为自己应有的权利合法抗争，希望民众不要对中共的腐败而发出批评意见，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共的统治。这种党文化包装下的所谓“和谐”不过是中共装点门面的需要，与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截然不同。
事实上，采用暴力的手段来解决人类的社会矛盾，往往最终付出的社会成本大于收益。几十年的流血斗争，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矛盾的双方除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还可以表现为共生关系、和谐关系，而斗争关系是最有破坏性的一种。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民权运动，并未用一枪一炮，却争取到了黑人、乃至一切白人、有色人种的平等权利，改变了美国历史；被印度人尊为国父的圣雄甘地，用和平理性的方式争取了印度民族的独立，为人类留下了很好的典范。
美国受到911恐怖攻击之后，一些地方出现了袭击和骚扰阿拉伯裔移民的个案。马里兰州的清真寺被人抹上涂鸦，一高中女教师便联络几个朋友在这座清真寺外为伊斯兰教徒站了一个礼拜的夜岗；俄亥俄州的伊斯兰中心收到了非穆斯林美国公民的捐款；许多不同肤色的妇女，穿上了穆斯林妇女的披肩和头巾上街，以表达她们对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族群的尊敬和支持；911事件之后四天，一名穆斯林女学生戴着头巾和两个非阿拉伯裔的同学到先付款的自助餐厅吃饭，落座不久，女侍者走过来，二十三岁的穆斯林女学生以为“她要赶我们走”，原来女侍者是来退还三十美元的餐费，并告知餐厅决定给她们提供免费餐。女侍者还说自己不愿意看到战争，对穆斯林女学生勇敢地穿着民族服装而感到骄傲。女侍者一离开，女学生就哭了……一位巴勒斯坦裔医生说，911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五，他去清真寺祷告，内心的疑惧却挥之不去，害怕被人辱骂，等他到了清真寺，发现门口集结着五十多个基督教的牧师与教徒，他们打着表示团结和联合的横幅……这位巴勒斯坦医生说：“他们令我感到安慰和看到了和平。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她的军事和科学的领先，而在于珍藏于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民心中的伟大精神。”
美国人这种爱国方式，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在中共党文化熏陶下，许多人心目中的“爱国”，已经和“仇恨”画上了等号。一个简单的常识是，不论仇日或仇美，都不可能是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来源。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也许优势就来源于其对各种不同的文化的兼容并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传统文化中的美德。摒弃“战天、斗地、整人”的党文化，回归和谐相处之道，这才是民族强大的精神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