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的起诉书指出，太子集团创办人陈志能影响北京的公安、国安部门，确保其在东南亚的诈骗事业不受打击。此外，太子集团大举投资帛琉土地，被认为不仅配合中共“一带一路”战略，还可能想借此获取美国战略情报。

专家：太子集团可能已对台湾各阶层渗透

近年来，传出多起中共吸收台湾人民发展共谍组织的案例。太子集团在台湾藏有钜额资产，让外界怀疑其是否协助中共，为台湾的共谍组织提供金流，成为相关单位的调查重点。

“他们（太子集团）绝对会主动协助中共。”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提到，太子集团的运作结合黑道势力、经济利益与政治势力，这是“典型黑金集团模式”，他们更需要以“爱国商人”的身份掩护不法业务，必然得协助中共执行海外情报收集与渗透工作。

苏紫云说，美国扣留太子集团140亿美元的比特币，并“顺藤摸瓜”查扣他们在台湾的据点。他合理推测，太子集团可能已对台湾各阶层进行过渗透，他们在台湾的豪宅可以当成招待所，创造跟名人接触或对话的机会，进而作为情资的来源。

“陈志只是中共海外黑金帝国脉络的一环，他们只是一个大钱庄，其他小钱庄还包括不肖台商等，都可能提供资金渗透台湾社会。”苏紫云说，台湾想进一步防堵这类红色金流，还需完善《金融法》、《反渗透法》与《国安法》等法律体系。

著有《共产世界大历史》的作家吕正理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则表示，中共对外的认知作战是很有组织与计划性的，其目的是渗透及颠覆民主体制。太子集团的金流可能支持中共在海外的长臂管辖与跨境镇压。

吕正理说，“如果没有钱，他们很多想做的事情就做不到。”他强调，切断金流是对抗中共野心的一个重点，无论是政府或其它相关组织的资金，都需加以管控。

太子集团在台有钜额资产 豪宅名车成洗钱工具

美国司法部10月14日公布纽约联邦法院以涉嫌电汇诈欺、洗钱，以及强迫劳动从事诈骗等罪名起诉“太子集团控股”的创办人陈志。

在台湾，太子集团持有钜额资产，承办检察官向法院声请扣押不法资产，总价值超过45亿元（台币）。这些资产包括18笔不动产（其中涵盖知名豪宅“和平大苑”11户），以及劳斯莱斯、法拉利、蓝宝坚尼和保时捷等各式名车26辆。

台北商业大学财政税务系副教授黄士洲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提到，豪宅、名车这类高价资产，类似比特币的代币性质，是很好的价值储存工具与变现媒介。

黄士洲说，对犯罪集团而言，他们收入累积快速，会用有效率方式去储存价值。相较于体积大、难运送的黄金或现金，豪宅产权移转没有体积、运送等问题，且能在富豪阶层流通，甚至向银行贷款，成为太子集团布局台湾的考量。

此外，虽然台湾未见查扣名酒，但黄士洲指出，名酒也是犯罪集团喜爱的标的，甚至可作为贿赂官员的掩人耳目之用。

太子集团诈骗集团崛起 陈志疑涉红二代

关于陈志的背景，据各家媒体报导，陈志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曾经营过小型网吧，他在2011年移居柬埔寨，并在2015年成立太子集团。

作家冯睎干撰文提到，太子集团表面经营房地产开发、金融服务等正当业务，但据美方起诉书提到，他们真正在做的，是在柬埔寨经营强制劳动的诈骗园区，以暴力控制“奴隶”，借此从事加密货币投资诈骗和其它诈骗活动，即所谓“杀猪盘”。

关于陈志的出身，中国YouTuber“老灯”爆料，他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私生子，这也是“太子”名称的由来。虽无从查证真伪，但外界认为，若无中共高层撑腰，陈志恐无法建立其庞大电诈帝国。

陈志能短期窜升为富豪，若无高层撑腰恐难以建立其诈骗帝国。苏紫云说，中国的洗钱集团都有一项特性，就是多以中共红二代为主要核心人物，陈志能在短期内窜升为中国的主要富豪，其背景可能不一般。

吕正理则表示，早在80年代胡耀邦改革时期，就已确立中共太子党掌握中国（中共）权钱主导权的结构。

他说，胡耀邦的改革工作本要禁止中共红二代经商，也处理了中共红军朱德的孙子，但这却成为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重要因素，使得中共红二代、红三代在往后的30年、中国经济开放的时代，逐渐的掌握中国大量的权钱等资源，也导致当今中国社会没有公平与正义的局面。

红色金流“洗”进台湾 台侦防等级待加强

美国司法部于10月14日起诉太子集团创办人陈志，指控其涉嫌电汇诈欺、洗钱及强迫劳动。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制裁名单中惊见3名台湾人与9家在台登记的公司，显示该集团已深耕台湾。

财税学者黄士洲提到，太子集团并非是一般犯罪，应该提高侦防等级，不能适用一般的游戏规则。

防范红色金流绕道、变相来台，将是台湾得处理的课题。黄士洲提出4点防范。

1. 须加强境外金融账户监管

黄士洲坦言，陈志的案件告诉台湾社会，“洗钱”的问题还是很严重，不法金流仍有管道来到台湾。

他说，目前比较常见的问题是，台湾对境外公司所开设的境外金融账户（OBU）的监管，比境内金融账户（DBU）还松散。

他说，OBU账户的保密层次高，较容易“藏东西”，而且目前同一间公司在DBU与OBU之间作资金流转，有时不必特别向银行作说明，“特别是一定金额以上的汇款，钱到OBU，比直接汇款到国外还轻松。”这点值得相关监管单位重视。

2. 扩张非正常财产说明义务

在侦办组织与跨国犯罪时，台湾应提高侦防等级，黄士洲说，以太子集团案件为例，由于犯罪地不在境内，检调查金流的能量相当有限，因此应调整游戏规则，让检察官在进行相关的犯罪侦防时，可以不必负完全举证的责任。

具体而言，他说，法律上应当扩张这类犯罪集团“非正常财产增加”的说明义务，且若他们拒绝说明，可迳予扣押或没收犯罪所得。

3. 降低善意第三人保障

黄士洲说，对于半不知情、半知情的涉案者，也应降低他们受《民法》一般善意第三人的保障，让他们也可能会连带产生损失。

他说明，公务人员不能够解释财产不正常增加，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在这类犯罪案件里，即使作为人头也不能称不知情，也应当承担一部分的法律责任。

他说，这么做可以避免犯罪成员的脱产行为，同时，买家由于不受一般善意第三人的保障，若买到赃物可能面临财产损失，“台湾人也许不怕关，但却怕财务的损失，这样的方式可能会特别的有效。”

4. 重塑犯罪风险系数

黄士洲说，台湾社会有富贵险中求的意识，但如果政府把风险加大，让民众知道便宜购买赃物、当人头，可能被当作从犯、帮助犯，而被受害者求偿，面临得不偿失的局面，会大幅降低贪图小利的状况，也降低相关犯罪情事。

他强调，政府得重新塑造风险系数模型，让一般人认真思考，这不是一个机会（opportunity），而是必须认真去对待的“重大风险”（significant risk），且是有相当机会实现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