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格是一位安静、温和的年轻人，一位循规蹈矩的机械工程师，他的生活再普通不过——在工作、爱情和烦恼中打转。他以为人生会永远这样按部就班、安安稳稳地过下去。

然而，在2019年香港那个硝烟弥漫的夏天，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将他从正常轨迹中拖出，甩入催泪弹刺鼻辣眼的烟雾中。

“那种转变，那种痛，到现在都难以言表。”他说，从那时起，他成为了一个游走在恐惧里的抗争者。

六年后，在多伦多城市的一角，唐格接受大纪元专访，讲述那些刻在他记忆中的一幕幕。

从“和理非”到“勇武派”——“全世界都在推我”

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6月16日，20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撤回逃犯修例，但政府拒绝回应。

唐格走在流水般的大游行队伍中，一次又一次，为香港争取自由。他本不是一个能“冲”的人，但深水埗事件改变了他。

2019年8月11日，香港深水埗爆发警民冲突。一位14岁的小朋友在天桥下把风，唐格上前和他说：“这里很危险，快回家，我们来打。”小朋友回说：“我不是小孩，我要为香港的将来做一点事。”

正说着，突然，四周烟雾弥漫，刺鼻的催泪弹将他们围住。警方毫无预警，开始当街发射催泪弹，街上的市民被迷雾包围。唐格看到小朋友被警察抓住，他来不及多想，将小朋友从警察手中拖出，拉着他逃离了那个地方。

这次经历，让唐格对“和理非”抗争彻底死心，从此走上勇武抗争之路。

“如果我不站出来，就永远对不起自己。”他说，“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我已经再也躲不了。”

在这个暴力笼罩的城市，面对那些直播、那些哭喊声、那些倒地的人、那些无缘无故被打的人……“不是我选择走到前线，是政府的冷漠、傲慢，以及后来警方的过度武力推我走上街头。”他说。

但真的走到前线，他要面对自身的恐惧，女友的担心、朋友的劝退、社会的撕裂、黑夜的追捕、自身情绪的崩溃……

第一次走在队伍的前面，他的手无法控制地发抖。一路上，他努力不让自己哭。他不断问自己：“我在做什么？我真的做得到吗？我会不会今晚回不了家？”

2019年的每一天，唐格都像走在刀锋边。

在那些硝烟弥漫的日子里，他很想做回一个普通人。但他发现，那一年的香港，普通人是做不了的。

2019年7月、10月，他曾2次被捕。被保释中，他继续巡走在前线……

中大保卫战

2019年11月，中大的夜晚，在唐格的记忆中定格在那一帧画面。

“我无法忘记那些空气中的烟味、催泪弹及血腥味。”他说。

在中大的桥上，有用砖头、木板、铁栏和床褥筑起的一道又一道防线；有人送水，有人递口罩，有人布防，有人咬着牙在烟雾里救人。有同学被打中倒下，几个人冲出去拉他回来。

“那些防线不是城墙，是一种脆弱的希望和卑微的恳求。”他说，“那一刻，我听见自己的心在抖，为何我们是那么低等？”

理大围城：黑色囚笼

2019年11月17日，理工大学告急，唐格当天下午潜入理大校园。他们加固防线、部署防守。

当晚，部分被困的示威者发起“围魏救赵”行动，在尖沙咀东、佐敦及油麻地一带向警察防线推进、试图反包围警察，双方在市区发生激烈冲突。

唐格形容，那段时间，他们的世界收窄到只剩下校园大小。

警察发射催泪弹的爆破声、桥上燃烧的火光、篮球场上碎裂的玻璃、塑胶弹壳、被丢弃的急救物资；有人披着银色保温毯睡在地上；有人在食堂默默写下给家人的道别信；也有人靠在墙角，盯着手机上不断跳出的消息……

“那晚，我们都知道自己可能出不去。”他说，“不敢讲出口，但大家心里都有这句。”

“我们心里也很清楚——那一夜，可能就是最后一战。”他说，“我们都明白，这场战不是为了胜利，而是用生命去换回一口民主的气息。”

在校园的地上，有一罐未喝完的水静静伫立在那儿，罐上写着：“留给需要的人。”

当晚，抗争者在校外设了几条撤离路线——下水道、工地、车队，有人尝试突破包围，但大多被警察截获抓捕。

当时，一些香港人走上街，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警察，好让学校里面的一些人被救走。

在香港市民加紧救援的同时，警方用喇叭播放《生命面包》主题曲、播放《告别校园》，还有人对着喇叭大声嘲笑：“上深圳吃海底捞啦！”

“那一刻，我真见识到什么叫人面兽心——那是对抗争者的羞辱，也是对自由的侮辱。”他说。

现场，他目睹那些手足哭到失声；有人手抖着写遗书；有人打最后一通电话给家人、给爱人、给朋友道别……

“那一刻，就像今日乌克兰废墟般的痛，也像89六四那种绝望。”他说。

假消息迷雾

唐格最忘不了的，不是冲突本身，而是假消息蔓延。

一旦手机萤幕亮起，来自不同群组、不同人、不同频道的讯息像潮水般涌来——“外面准备接应”“有条密道可以走”“这栋楼守不住了”“今晚一定要走”“有人被捕”“有人失踪”。

一句“速龙队冲进来了”，让大家如惊弓之鸟，毫无方向地奔跑，跌倒、推撞，哭喊声一片。

很多讯息最后被证实并不准确，但在被围困的黑夜，它们就像随时吞噬人的暗流。

“每一句话，都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死——那种恐惧会把你推向崩溃的边缘。”他说。

“不是因为勇武，而是因为无力到绝望。”

唐格说：“我们不是选择勇武，而是和平被打残之后，我们已经无路可走，是因为无力到绝望。”

“那种无力，就像你大喊，但世界没有一个人听见。你一次又一次站出来，但每一次换来的都是更多暴力。”他说。

在前线，抗争者最深的默契就是：不揭穿彼此的害怕。因为每个人都在撑。如果一个人垮了，旁边的人就会跟着倒。

他仍记得一些消失的人：有人从来没再回到前线；有人在报导里出现名字；有人静静从生活里消失。

他说他不敢问，也不敢找。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说：“如果知道答案，我是不是就再也睡不着？”

“我已经做不下去了，但我又不能停。”他回忆，“那种感觉，非常绝望。”

有一次，唐格被交往十几年的女朋友挡在门口，扬言分手，不准他再出去抗争。

“那一瞬间，我问自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他说，虽然已经分手，但那些伤痛永远留在心里。

有一晚回家后，唐格坐在自家门口，沉默许久。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回不去原本的生活。

“每次我想放弃，我就会想起中大二号桥的烟、理大火光中的喊声、每一个被拖走的年轻人、每一个倒下仍伸出手的人。”他说。

在这场运动中，唐格对自己的定位，“只是做一个不认命的人，做一个知道自己站在哪一边的人，做一个撑到最后那口气仍然讲真话的人。”

幸存者的责任

为了逃避政治迫害，唐格于2022年11月来到加拿大。

经历过冲突、逃亡、被追捕、被暴力的抗争者，普遍患有情绪与创伤后压力综合症（PTSD ）。唐格也不例外，他明知道加拿大安全，但身体仍然记得过去的不安全感。听到警笛声、直升机声，他会感到紧张；看到穿制服的人，他会不自觉地躲避；睡眠时，常常在噩梦中惊醒。

过去六年里，唐格不记得自己半夜惊醒过多少次，那些硝烟中的记忆会在夜晚自己打开。

在异国他乡，他经历著身份认同的撕裂；新移民的深层孤独；工作与生活重新开始的挫败感；与家人的关系变得敏感；未来不确定感；幸存者的罪疚感……

“而内心最大的痛苦是：我们经历的事情，其他人永远不会理解。”他说。

“有人问我是否后悔。我后悔很多具体的事情——比如那条误传的路线。”他说，“但我不后悔当时想守住香港的心。”

唐格说，他会继续记录、继续纪念，要让下一代知道，香港这座城曾有年轻人，在火与烟之间，为自由流血。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虽然被击倒，但从未跪下。”

“暴政必亡。”他说，“这不是诅咒和口号，而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