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谁是赢家？

按照这些说法，北京似乎赢得了贸易战，并且有望在芯片战和人工智能战中也取得胜利，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引擎令人关注。

但事实真相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以出口导向的经济体，中共在国内无法发展消费型经济的情况下，有强烈动机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否则会造成出口产业大规模失业、破产及产业链转移等经济后果。

台湾陆委会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前9月固定资产投资年减0.5%，增速疲软；10月出口年减1.1%，8个月以来首度负成长；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减0.3%，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年减2.3%，已连续36个月下跌，深陷通缩阴霾。

中国经济三驾马车全部陷入收缩，在如此巨大的经济压力下，中共正在寻求喘息之机，这也就是为什么其让步的原因。

事实上，中共作为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在其官媒的叙事中，经常自称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并指责美国破坏自由贸易，声称贸易战没有赢家。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对大纪元表示，现在西方都在觉醒，去风险、脱钩是大方向，抓住个别产品、个别事件来讲中共赢，这是以偏概全。

“如果不打贸易战，会让中共扫荡西方制造业，让西方永远依赖中共。”冯崇义说，这种说法背后的动机就是，西方不要跟中共打贸易战，不要打冷战。

“如果不打贸易战，西方才是输家”，他接着说， 川普打贸易战的目标，是要重建美国制造业、获得公平贸易。现在川普迫使中共接受很多东西，投资特别是直接投资都从中国离开，中共怎么会是赢家呢？“所以学术要诚实，要看事实怎么样。”

中共赢了贸易战叙事的背后，隐藏着全球主义的身影。冯崇义表示，有一批全球主义者主张无条件的全球化，这种观念支配其整个思维。他们反对美国跟中共脱钩，他们甚至想让中共继续控制全球主要工业链，以服务于其全球主义的目标。

他进一步指出，当然一些人可能跟中共也有利益关系，但从认知上讲，他们认为中共是全球化最积极的一方和全球化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环。他们抄中共的话术，拚命夸大北京成就、贬低西方，以维持目前全球化趋势。

全球化主义者对西方制造业消失做出不同解释，即北京更有竞争力，但这就是其偏见所在。

冯崇义表示，西方当年推动全球化时有一个迷思，即他们想做全球产业链，每个国家只生产效率最高、收益最高的产品。中国因为土地全部国有，为了招商引资可以零地价，中国还有非常廉价的农民工，也没有独立的工会来保护劳工，这就是低人权优势。因此跨国企业纷纷把工厂搬到中国去，让中国变成世界工厂。

冯崇义表示，自由贸易理论有个假设，即参与自由贸易的各方制度上是相同或接近的，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但这个假设不存在，因为西方是法治国家，必须守很多规矩，但当下中国是共产极权国家，党的意志压倒一切、完全不守国际规则，去用不公平竞争来取得优势，打败西方的制造商。

他还说，西方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有零排放的要求，限制了西方制造业的发展。比如澳大利亚的煤矿、铝矿，因为排放要求都不能深加工，劳工规定的各种工作条件，让他们在本土无利可图，只能搬出去。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遵从不同的规矩，没有共同的游戏规则”，他说。

忽视了什么？

这些说法通常只做战术层面的分析，而忽视中共政权与西方在制度层面的根本对立对立。

西方政界与情报界早已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已撕掉邓小平改开的温情面纱，从毛时代的共产专制，并要取代西方秩序，川普首任也将中共视为竞争敌手。

奇怪的是，一些媒体却称赞中共领导层稳固、高效。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教授孙国祥对大纪元表示，这些说法最大错误在于，把“威权效率的表象”误认为“制度优越”，把“暂时的经济韧性”误认为“结构性胜利”，把“宣传话术”误认为“事实证据”。

“这种误判，既是资讯不对称的产物，也是意识形态迷惑的结果。“中共式秩序”就容易被包装成“新理性”。实际上，那是一种以控制换取稳定、以服从掩盖风险的假繁荣。”

更有甚者，一些全球化机构还不遗余力地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历数其种种“罪恶”，同时又认为“中共模式”具有吸引力。

冯崇义认为，一些左派人士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一直反对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殖民掠夺，就是剥削。

冯崇义表示，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剩余价值，其实是一种煽动劳工造反有理的、没有科学根据的指控。

“剩余价值把机会成本、资产成本、投资风险全部排除在价值创造过程之外，把激励雇主投资的利润，全部说成是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结果，它从开始创立就是歪理。”

“为什么资本家富、工人穷？”他说，全球投资成功的人都一样，最多不超过5%，工人干活有固定收入，他不会破产，但投资可能95%是失败的。如果没有利润、没有激励机制，谁都不会去投资，创造财富就不可能了。

冯崇义表示，讲剥削的那些人，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学术观点，不是以事实为根据，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指控。

“中共是更大的剥削，为什么不去讲？”他问道，特别是中国农民工没有任何福利，没有工会保护，没有起码的工作环境，他们是真正受剥削。中国劳工收入所占的国民收入比例，大概是8%—10%左右，比非洲拉美一些国家都要低。而其它国家雇用工人工资所占国民收入比例在50%以上。

“这些人指控劳工收入在50%— 70%的国家存在资本主义剥削，收入占8%—10%的中国反而没有剥削，这是一个政治话术，根本没有学术及事实的依据。”

为什么会这样？

在川普1.0时期的美中贸易战中，当时大多数西方媒体包括大陆媒体，都认为中共不会赢得贸易战；但本次贸易战中，一些西方媒体却站在中共角度说话，基本论调是中共赢了贸易战。

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un Huang）对大纪元表示，主要有三类原因，首先，经济利益与路径依赖：产业链、市场规模与边际利润，仍吸引部分跨国公司与投资者，他们自然倾向放大机会、淡化风险。

其次，叙事竞争与政策偏好：部分学界、智库、论坛长期倡议全球化、绿色转型与供应链互嵌，倾向以“合作—互联”框架解读中国角色，官网多次刊文肯定中国在绿色转型与全球增长中的比重，这属价值—政策取向。

再有，反身性与舆论反弹：在美欧内部对关税、产业政策、科技管制的辩论中，会出现“北京将胜出”的逆向叙事以挑战主流共识。

孙国祥表示，这些“替中共唱赞歌”的人，大部分是对中国市场“有利益依附”，“有叙事共鸣”（对威权效率的羡慕或对自身民主的失望），“有资讯偏差”（依赖中国数据来源，资讯链垄断）。并在利益上形成互惠。它以“全球治理”为名，实际上推动的是“跨国资本与国家权力”的联合模式，而中共恰恰是这种模式的极致实践者。

冯崇义也表示，有多方面的因素在里头，有利益上、认知上和政治上的原因，比较复杂：一些是中共收买、统战过的人；一些是跟中国有经济关联的，包括中国投资的那些投行、被受聘为各种顾问的退休政客；还有在中国讲学的一大堆学者及中国研究的学者。

冯崇义接着说，另外一批人虽然没有被直接被收买，但本身有共产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世界、自由世界不满，他们不直接说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而是讲中共模式，其实中共模式就是极权专制社会主义模式。

他解释，那些跟中国有利益联系的机构，拉人到中国投资，所以一定要给中共唱赞歌，中共政府也会给他们更多的回报或特权等，这是直接的利益；还有一些被中共聘为顾问的，比如博鳌论坛，聘请了一些国家的前外长、总理去当主席当顾问，都有很丰厚的回报；那些没有这些利益勾连的人，他们要唱赞歌，是为了证明自己高明，满足他们的虚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