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信仰遭中共拘押、监控、上门骚扰

Lily女士今年69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炼功一周后身体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不明原因的头晕症状消失了，心情也变得非常愉悦。但好景不常，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人性的政策，疯狂打压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体。

Lily也因此每日不得安宁，数次被关进拘留所和洗脑班，遭受折磨，不被关押时也难逃单位、公安、居委会的跟踪、监控和上门骚扰，尤其是每逢所谓的敏感日（节日或中共重大活动或者会议），就会被中共当局限制自由，家人也备受精神折磨。

Lily与父母生活在同一栋楼的不同楼层，平时父母的起居也多由她照料，母亲因她受中共迫害，担惊受怕，病情加重，于2003年离开人世。

逃离中国与父亲生死两隔

随着中共的打压升级，公安、居委不但加强监控，还经常上门骚扰，她说，“巨大的恐惧和压力笼罩着我和我的家人。为躲避迫害，也想让家人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不得不离开我心爱的家和亲人们，2013年我逃离了中国。”

逃离中国前，Lily不得不把年迈有病的父亲送进了养老院。“当时我的心在滴血，因为我知道，这一离开就可能再也见不到父亲了。”Lily说。

2015年10月父亲去世，Lily因为在中共的黑名单上，也无法回中国见上老父最后一面，她表示，“当时心情十分悲痛和无奈。听到父亲离世的噩耗时，我正走在喧嚣的大街上，顿时泪流满面，悲伤至极。”

中共实施进一步迫害

Lily到澳洲之后，中共并没有放弃对她进一步的迫害。

Lily介绍，“离开中国前曾经跟儿子做了一份公证，意思就是自己在国内所有经济上的东西都由儿子代理。当时自己以为这样写就包括了房产。”

“儿子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包括儿子后来结婚，媳妇、第一个孙子都是跟我一个户口之下，我是户主。”

Lily跟她父亲住同一栋楼，父亲住11楼，她跟儿子一家住15楼，后来父亲身体不好，Lily就和住父亲一起，照顾老人。

Lily出国以后，儿子准备将房子过户自己名下时，被共产党扣住了，说要调查，“他也没说不行，他就要是调查。”

Lily表示，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中共当局做不到的。

中共为了抢夺Lily在中国的房产，他们开始收集Lily所谓的海外反共证据，并进一步迫害她在国内的亲属。

2017年5月份，海珠区检查院通知Lily国内的家属，说有人吿她在国外炼法轮功反政府，他们接纳了这个案子。然后Lily在澳洲悉尼，马丁广场派发法轮大法真相资料的画面、她参加市中心集体炼功活动的场面，甚至是她在当地每周一次集体学法的画面都被拍照、录像送回到国内。

“荒唐的是我人已经在澳洲”，Liiy说，“而这些内容还被广州市海珠区检察院、法院作为证据给她定罪——‘颠覆国家政权罪’。”

亲属遭牵连 儿子一家被赶出家门

Lily介绍，“法院以我不在中国为由，廉价拍卖了我家的住房，掠夺了部分资金后，还在罗列罪名找证据，目的想要掠夺我所有的财产。”

“可怜我的儿子和儿媳，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被强行赶出家门。因为法院突然发出公告，勒令儿子一家限时搬出。儿子他们只得匆忙离开，花钱四处找房租房。”

Lily感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任何底线，甚至法律也成了迫害的工具，株连九族，同时迫害与我有关联的人。”

Lily的儿子今年41岁，当年先生早逝，他们母子相依为命，她独自把儿子抚养成人。儿子是Lily在国内经济、财产的合法代理人，因此受到更多的牵连和迫害。

她表示，儿子不但没能房产过户，一家人还被赶出家门，因为受她牵连，儿子的银行账户也被冻结，中共还找到有关部门要求单位不给儿子转正式工，或取消职务升级和加工资等等。

“他们给儿子的理由是‘因为你妈妈的政审不及格’。儿子为了缓解家庭的经济困难，便在外面找工程做，但却被查封，不让他有钱拿。中共一直用经济手段胁迫他。甚至他还曾遭构陷，失去自由。”

Lily说，“有一天儿媳联系我，说我儿子下班时回单位还车子，结果整个晚上都没回家，也联系不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听后心急如焚，整晚都无法入睡，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她得知，原来那天儿子在单位门口被公安绑架了，“公安还要求儿子向公司请假几天。儿子被关押在拘留所，公安威胁他说‘你为什么不把母亲的房子主动交给政府？’最后他们以‘嫖娼’罪拘留他5天。”

通过律师出面，Lily儿子交了所谓的8,000元的罚款和保费才获释。

在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子女在学校经常会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歧视，中共也会用不让孩子上学等手段惩罚父母。Lily的儿子为了保护自己两个孩子的安全，被迫与妻子离婚，将孩子的抚养权交给太太。

在长期的精神折磨和巨大的经济压力下，Lily的儿子得了严重的‘焦虑症’，现今只能用药物控制。

Lily说，母子偶尔通话时，“儿子对我回忆起自己少年时就没了父亲，以及单身母亲经历的种种艰辛。他担心自己如果有什么不测，两个小孩怎么办？”

“看到儿子的现状，我既痛心又担心。本来以为自己逃离了中国，就能让家人过上安稳的日子，可儿子和他的妻儿还是没能摆脱中共的魔掌。”

正义律师接案子遭打压 甚至关押

Lily介绍，自己案子从2017年5月至今长达8年，还在进行中，前后有两位正义的律师介入。“有关法轮功的案件一般律师是不敢接的，因为要承受巨大的阻力，甚至生命安全都无保障。”

她透露，第一位律师被律师公会警告，威胁再继续接这个案子为我辩护，就要被没收律师执照。无奈他只能放手。

第二个律师在案件审理期间怕有关部门骚扰和阻止，不敢回家住，四处躲避。

“在对簿公堂时，律师对法官直言：是你们逼迫她离开中国的。然后他指着我儿子义正严词又说：‘她只有一个儿子，还有两个孙子，她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要离开儿孙？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Lily说。

“律师在法庭上把对方驳得哑口无言，但也得罪了那些有权势的人。之后中共还冻结了他的流动资金，破坏他的生意。见他还是没有屈服，中共升级对他的迫害，拘捕了律师，把他关押了37天。”

中共跨国镇压再继续

Lily表示，自己在澳洲本应有平和、舒适的生活。但是面对这个跨国官司，真正体会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经济上搞垮”政策的恶毒。

“我除了需要支付高昂的律师费、补贴儿子的房屋租金及部分生活开支，还不得不支付各种恶意的调查费用，比如，他们说我以前没有给父母赡养费因而需要调查等等。我用尽了全职打工得来的钱，还被迫向亲朋好友、昔日的同事开口借钱，致使我负债累累，一贫如洗。”

Lily介绍，“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学员的网很大，我与家人不能用电话联系。通一次电话，中国的‘反诈中心’就会在儿子的手机上提示；居委会也上门询问。因此我们有限的联系只能写暗语。”

律师也提醒，“我与儿子见面会有大麻烦，又会成为调查的理由。所以我与儿子12年没见过面，哪怕在手机视频上，儿子都会避免见我。”

“2023年1月份，我的律师拿到了一张悉尼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大法师父拜年的照片。律师问我儿子‘你母亲是否在里面？’我一看照片才拍了两天，那么快就到了中国律师的手上，真的感觉可怕！”

Lily表示，虽然澳洲是个充满善良和自由的国家，她也已经成为澳洲公民，“但我感觉自己还是生活在中共监控的阴影之下。”

“被中共监控的澳洲法轮功学员，何止我一个！我所经历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跨国迫害，在澳洲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