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家媒体报导中国器官移植流程中的黑箱操作。昆明日报网站11月6日报导，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30多个科室、100多名医护人员在同一天开展了31台人体器官与组织获取和移植手术。报导称，两名来自楚雄的器官捐献者捐出多枚器官与组织，医院北院区肝胆胰外科主任赵英鹏表示，手术将持续至深夜。

对此，有海外人士质疑该医院仅称器官来自“两名捐献者”，未披露姓名与登记来源，引发医学界与舆论质疑。有医师在网络留言：“一天三十多台手术，仅两名捐献者，如何匹配？”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十里堡地区居民则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不透明”的现实。喜欢攀登的赵先生11月10日辗转告诉大纪元记者，今年春天，他驱车在50公里外的一座山上探险，发现疑似不明尸体残骸。他说：“我当时下车找地方上厕所，走进树林，看见有两根骨头，还有一个黑色塑料袋在旁边，骨头好像被动物啃过，还有一块很脏的布，我怀疑是人的遗骨。”

记者追问赵先生有无报警，赵先生回复称“没有”，他解释说：“我们经常在山上发现这种很像遗骨的不明物体，报警也没人理。我们怀疑是医院还是实验室扔出来的，可他们应该集中处理，为什么丢在山上？”

居民屡见疑似遗骸 报警无果成常态

赵先生说，有人在其它山上也发现过被抛弃的这类不明残骸，但派出所“从不管这种事”，时间久了居民们只叮嘱孩子不要靠近。

多名受访者提到，大连早年曾存在一家“人体加工厂”，外界长期指其与遗体塑化及器官来源有关。公开资料显示，德籍学者冯·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于1999年在大连设立生物塑化公司，从事人体标本制作，该公司后因政策调整于2012年前后关闭。

此后，多家外媒报导，厂内曾雇用医学院毕业人员，负责对遗体进行化学处理与塑化。另据大纪元网站10年前报导，一名自称曾在厂内工作的朝鲜族男子李先生在韩国受访时指称，该厂与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薄熙来及其妻薄谷开来有关联，遗体来源存在异常。上述说法未获中共官方证实。

有关大连地区遗体加工与器官移植的争议，此前亦出现在国际人权机构的文件中。2021年6月，联合国人权办公室人权专家就中国有关器官摘取的指控发出声明表示，器官获取渠道的透明度与被捐献者自愿性存在质疑。中共政府对此类指控曾表示不同意。

大连市甘井子区另一位居民金先生接受记者查询时回忆，前年有孩子上山采蘑菇，也发现疑似人的骨头。“我们这里常听说孩子丢了，有的是十几岁的，父母外出打工，孩子跟着姥姥姥爷住。”他说，地方媒体从未报导过失踪情况，“说了也没用”。

记者就此致电大连市甘井子区政府办公室和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的电话，但都无人接听。十里堡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称“不清楚相关情况”，派出所值班人员回复称“没有接到报警记录”。

器官移植的来源问题在中国长期模糊

云南昆明医院一天完成31台器官移植事件经报导后，相关部门仅称“依法开展移植工作”，未回应来源问题。外界关注焦点逐渐转向制度层面。

在大陆基层，民众对制度的信任正在崩塌。大连郊区居民的叙述与昆明移植手术的消息，前者暴露遗体管理的失序，后者显示器官分配的黑箱操作。两个看似无关的事件，共同指向同一问题，器官与尸体之间的界限在制度内变得模糊。

医疗黑箱折射制度信任危机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下属医学伦理与法律学系一名退休学者对记者说：“当遗体被视作资源而非生命遗留，整个黑箱操作制度就已偏离人道底线。”

他说：“器官移植的黑箱化，不仅暴露医疗体系的伦理真空，也映照出制度性的不作为。当监管机构选择以‘安全’为名巩固控制，而非建立公开与可验证的追踪机制，透明就成了最先被牺牲的原则。”

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器官移植的最大问题而于透明度。若无公开的来源档案、第三方审核机制与社会监督，任何“创举式移植”都难逃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