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他掌握的信息，另一个是处理信息的方式，即思维方式。对于现代人来说，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学校教育是塑造思维方式的最主要力量。因此，中共灌输党文化，必然极端重视新闻媒体和学生的教科书。前者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谈到，这里重点谈中共教科书的灌输作用。
1949年以前的中国教育，包括国立、私立和教会办三种模式。49年以后，所有学校被收归国有，中共当局通过“党委负责制”、制订法规、行政命令等方式掌握学校权力，通过组织清理、思想改造的方式驯服教职员工，用教科书给刚刚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系统洗脑。毛泽东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共在青少年的心灵上恣意涂抹，教育成了中共灌输党文化的重要阵地。
从所谓“解放区”教育开始，中共就开始建立系统的政治课程。取得政权以后，中共教育部门逐渐将政治教育法规化，强制各级学校实行。50年代高校设立的政治课程包括：“马列主义基础”、“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基础”等等。在非运动时期，这类课程可以占到大学授课总时数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政治运动到来之际，这种按部就班的讲授就显然达不到要求了。反右、四清中，各种运动、政治学习、听报告、军训、学工学农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教育，加上课堂讲授，几乎吞噬了学生一大半的在校时间。饶是如此，毛泽东仍然认为，66年以前“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了我们的学校”。1967年，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提出：小学一至四年级学生只要求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五、六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这还只是这场被称为“教育革命”的闹剧的小小一部份。
这场历时十年以上的全民强化洗脑在社会道德和民族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恶果。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正常时期”，中共是怎么向学生灌输党文化的。
1）政治课：骗你没商量
（1）课程多、课时长、覆盖面宽、要求严
古时候的学童，开蒙学习的是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常识，用的教材里面本身就包涵着做人的道理。西方近代以来，儿童除文化课以外，还上公民课，学习内容是民主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中共把教育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格健全的个人或理性负责的公民，而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接班人。教学目的不同决定了教学手段和内容都不同。
从小学到大学（这是概括的说法，其实灌输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直到博士班），中国的学生一直要上一门政治课，课时之长，课程之多，要求之严，古今中外仅见。
在不同的阶段，这门课有不同的名称和侧重点。小学时叫“思想品德”，初中叫“思想政治”、“社会发展史”、“国情教育”、高中叫“青少年修养”、“哲学常识”、“经济常识”、“形势任务”，大学里叫“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法律常识”等等。这些课程，虽然名称不同，但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些课程估计占学生总上课时数的近五分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课程不是可有可无的选修课，而是不折不扣的必修课、核心课，列入各级考试必考科目中。在某些升学考试里，政治不及格者一概不予录取。
（2）把党文化装扮成“德育”、“常识”、“原理”、“基础”
党文化是无中生有的骗人的玩意儿，可是要想让人无抵抗地接受，就要把它打扮成自然而然、自古已然、天下同然，“放之四海而皆准，衡之古今无不通”。于是，反人性的阶级仇恨教育被称为“德育”，反常识被称为“常识”，歪理被称为“原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被称为“基础”，好像全世界人民都在学习这一套东西。毫无抵御能力的青少年学生完整地把这一套虚假而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接受下来，从此变得狭隘而偏执，以为所有正常人都是这么思考问题的，而共产中国才是世界的样板，动辄贬斥不同观点为“反动”、“沉渣泛起”、“亡我之心不死”。某中学生学完社会发展史，问老师，“既然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那资本家不顺应历史潮流，他们是真糊涂呢？还是装糊涂？”
大学的哲学史以马克思划线，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哲学被称为古典哲学，不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就是唯心主义的，总之尚未发现真理；马克思以后的被称为现代哲学，全部带着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气息。中国的传统思想，如果还有一点合理成分，那也是辩证法或唯物主义的“萌芽”，是先民们“天才地猜测”到的。各种《哲学史参考资料》一类的书，按照这种结论阉割史料，把丰富的历史剪裁成“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学了这样的哲学，让人似乎觉得“天不生马列，万古如长夜”，令人纳闷既然马恩列斯毛一劳永逸地发现了真理，为何不把其他的书一把火烧掉。
（3）最有中共特色的教学内容——时事政治
中共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流氓党，其立场原则不断变化，即使那些善于紧跟形势的人，也不一定知道应该对某一件新近发生的事情持什么态度。“时事政治”教育解决了这个难题。在高考和其他一些大型考试中，总有一定比例（一般是10％）的试题是关于时事政治内容的，强迫学生按照中共当局对事件的解释作答。2000年的高考政治卷中，就有一道诋毁法轮功的选择题。
（4）灌输仇恨和歪理，培养愤青和政治冷漠
人权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可是经过多年灌输，“人权”这个词在绝大部份中国人心目中成了一个贬义词，至少是一个可疑的词。听到这个词，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说话的人没准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我可得多加小心。”
中共知道青少年最没有辨别力，因此仇恨教育一贯“从娃娃抓起”。1999年以后，灌输对法轮功的仇恨的内容堂而皇之地进入大、中、小学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高中三年级“思想政治”教材的第四课里，赫然印着诽谤法轮功的“教学内容”。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三次印刷的小学《思想品德》(第十册)十二课中，不但专门假借刘思影之口使大陆小学生落入“天安门自焚”骗局煽动的仇恨，而且让所有小学生把诽谤与仇恨法轮功当成“理所当然”的正面思想行为。很多家长虽然自己对中共的迫害政策不以为然，但为了保护孩子的纯真，不跟孩子谈有关话题。不料家长的好心却恰恰使孩子毫无保护地陷入中共的一言堂宣传之中。
除了前面引用的直接灌输某一结论的题目外，政治考试里还有一类题，必须扭曲自己的思维，才能给出正确答案。难怪有人说，“辩证法就是变戏法。”长期训练以后，学生们学会了“悬搁”自己的正常逻辑思维，进入出题者的变异论理方式。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或者完全习得这套邪恶论理方式，成为“左棍”、“愤青”，或者彻底放弃理解这些推理的努力，满足于一种“人格分裂”的状态。这些学生答题可以毫不含糊，但从此对“哲学”、“人生观”、“政治”等产生深刻的厌恶和冷漠，最终成为不会危及到中共统治的原子化个人。
（5）政治课绝不放松
近年来，中共教育部对某些科目教材编写的控制慢慢松动。但对于政治课，却绝不放松。据说，“六四”后每次高校公共政治课内容的重大修改都要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批准。一个2004年春出笼的“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这样写道：
“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引导学生……领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切实提高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逐步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
看来，中共真的想一条道走到黑了。
2）历史课：自欺欺人
（1）政治挂帅，历史就像政治的分支学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世界各大文明国家都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人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得丰富的教益，为个人的立身处世和民族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一个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就像一个失忆的人一样，处境是十分可悲的。
可是，中共的历史并不光彩，真实的历史是共产党的大敌。为了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中共必须垄断历史的解释权。御用学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把中国历史嵌入虚幻的“发展五阶段”，得出“历史选择了共产党”的结论。通读中共的中国史教材，得到的突出印象是：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从陈胜吴广开始，中国人民就眼巴巴地盼望着掌握了历史真理的革命政党出现，好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这一盼就是两千年。终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共产党来了。
事实真相是，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是纯粹的虚构，跟中国历史更是完全对不上号。如果说，中国从战国时期进入封建制，那怎么解释秦始皇的废封建置郡县？孔子说“吾从周”，汲汲奔走于六国之间，要恢复三代的礼乐制度，在中共眼里，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可是，为什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反而成了“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谎编大了就难以说圆。这套体系被戳得体无完肤，中共只恨当年不曾把二十五史烧掉。
（2）掩盖、篡改、断章取义，把真实历史碎片化
中共的教育部门编历史教材的指导原则是：“唯物史观”解释不了的一概不讲；共产党的丑事恶行一概不讲；历史上的圣贤君子、明君贤相要挑着讲，讲的时候一定要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反动阶级的罪恶”要大讲特讲；“农民起义”要大讲特讲；共产党的“光辉历程”要大讲特讲。
中共的历史书也讲孟子，讲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显示其“剥削阶级”的本性；讲国民党要污蔑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却从来不敢说真抗日的恰恰是国民政府，中共自己“一分抗日、两分应付国民党、七分发展壮大自己”；讲基督教不讲“爱人如己”的教化，要强调“宗教战争”和“宗教是殖民主义的工具”；讲资本主义国家要强调“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经济危机的内在矛盾无法克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意识到中共对历史的篡改，想通过自己的阅读和研究了解历史真相，可是由于被先入为主地灌输了一套中共的邪恶史观，很难有根本上的突破。在近现代方面，中共垄断史料、封锁言路，目前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可能全面了解中共起家以后的真正历史。由于中共对历史的系统篡改，要了解中国的历史真相，不光要有能力看破中共就具体事件编造的谎话，更要有能力从中共的理论框架里跳出来，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高度看待共产邪灵祸乱人间的近一个世纪。在这方面，《九评共产党》一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3）语文课：寓骗于乐
（1）课文的选择
在给学生灌输党文化方面，如果说政治课唱的是白脸，那语文课唱的就是红脸。政治课是疾风暴雨地灌，语文课是春风化雨地灌，方式不同，目的一样。
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文章选择，很有学问。中共党魁的文章或关于他们的文章要占到一定比例，中共的所谓“英雄人物”（王二小、刘胡兰、江姐、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等）也不能缺席。为了图解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语文课要正面表现古今中外的被压迫阶级，再把几个脸谱化的地主、资本家（周扒皮等）点缀其间。关于西方国家的课文，要体现出“资本主义糟”的特点。小音乐家扬科、万卡、我的叔叔于勒……或者悲惨地死去，或者黯淡地收场。世界名著不得不选，但要选与中共教条合拍的。因为毛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读《红楼梦》，所以中学教材要选“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以显示封建统治阶级自私残暴，草菅人命。
中学语文课本收录最多的是毛泽东和鲁迅的文章。毛说：“反对自由主义”，鲁迅说，五千年历史，满本写着两个字，“吃人”，要“痛打落水狗”，“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这些篇章，很多部份都要背诵。
（2）老师的教法
不管这些课文的意思多么单纯明确，但任何文本在理论上都可以用多种方式解读。为了杜绝这种可能，中共的教育部门要求语文老师在讲解完字词句段章之后，再“画龙点睛”地指出课文的“中心思想”，强制学生重复这些党文化话语。比如上文提到的《小音乐家扬科》是小学五年级的课文，其中心思想是“旧社会剥削制度的罪恶”，老师要引导学生“懂得穷人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即使有才能，也要被埋没”，要“激发学生憎恨剥削制度，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
（3）考试的导向
升学考试是各级教育的指挥棒。考试的命题趋势对于教师和学生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也就是说，教学的重点受试题引导，而试题直接受制于中共政策。以高考作文题为例，1958年的全国题目是“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1977年的北京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题目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近年的作文题目中这种赤裸裸的党文化题减少了，代之以比较隐蔽的党文化，比如“一分为二”的所谓的“辩证法”。1990年的“玫瑰花有刺”又让国人重温了一把中共的经典自辩词：“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成绩是九个指头，失误是一个指头”，“太阳和黑子”。而1991年的“近墨者黑”和“近墨者未必黑”，其潜台词是改革开放并不违背四个坚持，预示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跛足经济改革。
升学考试对于各级教育具有绝对的导向作用。中共控制了考试的命题权，就是支配了学生学习时间的分配和脑力的运用。中共把要强制灌输的东西作为考试重点，学生不得不花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学习其他内容的时间记忆那些党文化内容。结果就是，党文化象刀刻一般深深地写进入了学生的心灵。
（4）新近的趋势
曾几何时，小学生的人生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现在的课本“进步”多了，到了小学一年级下册才羞答答地推出“邓小平爷爷植树”。杜甫的名句，“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不是直接写诗人对孩子的想念，反而说小孩子还不懂得想念父亲，角度新颖、情味隽永。现在的语文课本，很多课文都是用这个技巧编造的。小学生不需要喊“四个伟大”了，却要和“乡亲们”深情地回忆，“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以前鼓吹自己是“世界革命中心”，现在讲述这样的故事：留学生海外漂流遇险，想拿大衣换一块面包，老板（西方人）不肯。可是看到学生脖子上的一面五星红旗，“老板眼里闪出亮光”，非要用面包换红旗。留学生大义凛然，拂袖而去，老板于是深受教育。政治课宣讲“一个中国”，“不排除使用武力”，语文课则从台湾没有雪讲起，最后用老师的话点题：“那里（北京）的小朋友正盼着你们去和他们一起玩呢！”
这套新近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从第二册开始，系统灌输“红领巾”、“十月一日——祖国妈妈的生日”，用故事讲述中共的台湾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思想单纯的少年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大量党文化内容。
现在的语文课本加入了很多有时代气息的作品，但我们必须看到，语文课仍然承担着相当重要的灌输党文化的功能。这是因为，第一，党魁文章仍然占据一定篇幅。第二，与众多文学名篇并置在一起，党文化篇目也自然获得了文学名篇的地位，也就是被“经典化”了。当学生用这些党文化篇目学习文法和修辞的时候，已经把内容当成自然、当然、甚至必然的东西，毫无戒备地吸收了。第三，目前应试教育中的技术至上化倾向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大量无谓的细节，对文章内容既无兴趣又无能力探究。
当然，语文课是和其他课程配合发生作用的，语文课在一定程度上的“去政治化”，从另一方面表明党文化的强大吸纳力和高度欺骗性。就像“人权入宪”、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胡锦涛高呼“和谐社会”一样，没准儿哪一天，“坚持发扬儒释道国粹”也会写入党章和宪法，继续为“伟光正”和“与时俱进”提供注脚。
中共教育体制下的其它课程，象地理、音乐、自然科学等等，都同样担负着灌输党文化的使命。窥一斑可见全豹，这里就不详细阐述了。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党文化教育危害最大的不是灌输的具体内容，而是灌输给学生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认知框架。学生把这个认知框架内化以后，从此对该框架无法处理的信息或者采取极端排斥的态度、对该框架无法解释的现象视而不见、不闻不问，或者用中共灌输的扭曲思维方式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最后得出有利于中共统治的结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一方面很有思想、能言善辩，另一方面极端偏狭固执，对自己不喜欢的事物深拒固闭，满足于一种“有选择性的无知状态”。
中国自古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社会对教育普遍非常重视。对于为数众多的农家孩子来说，考大学更是除参军以外改变自己农民身份的唯一途径。可是，中共掌控了一切国家资源，孩子们要么不受教育，要么就只能受党文化的教育。几十年来，中共把本来应是天下公器的教育变成贩售自家私货的作坊，一代代中国人被迫吞咽下党文化教育的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