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智海律师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讲述了他从法律实践到政治觉醒的历程，强调中国民众缺乏选举、立法及财政监督权，已沦为“牛马奴隶”而非国家主人。左律师呼吁大众实现从“贱民”到“公民”的精神转变，并寄望年轻一代推动变革。

视频中痛斥中共“政治诈骗” 引发热议

10月21日，一段由云南律师左智海拍摄的视频在网络平台广泛流传。凭借律师身份和多年法律实践经验，左智海在视频中系统性地分析了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结构问题。

他说：“今天，我以律师的身份，以及以我的良知来告诉你们：中国人民正在遭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诈骗。”

在视频中，左智海指出：中共借“国家公有制”之名，全面掌控中国自然资源，并以法律形式禁止民众私有化持有，彻底剥夺人民财产权。同时，国有企业和央企垄断关键行业，演变为“党企”，通过行业垄断持续剥削民众。

更为严峻的是财政体系的异化问题。左智海表示，党派利益被包装为国家利益，权力高度集中导致财政体系沦为特定群体的“金库”。民众缺乏对税收征收和使用的监督权，税收最终流向权力阶层及其关联群体。根据他的观察，中国约9亿人口面临贫困、失业、疾病等多重困境，却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刑事辩护实践 观察到中共集权体制的深层问题

10月21日，左智海律师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详细回顾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历程。2007年开始执业后，他主要从事刑事案件辩护工作。正是这段职业经历，让他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共司法系统的运作方式。

左律师观察到，在刑事案件处理中，律师的专业能力往往不如人际关系重要。公检法系统将案件转化为利益交换机制，量刑标准深受非法律因素影响；甚至看守所的伙食供应，也被纳入牟利体系，在押人员的基本需求沦为盈利来源。

这些观察促使他开始反思法律体系的根本性问题。他逐渐意识到，表面上的司法腐败现象背后，存在着更深层的制度性原因。通过大量阅读和思考，左智海的认知从具体的司法问题扩展到整体的政治结构分析。

中国公民要成为国家主人 有三个核心标准

经过多年思考和观察，左智海律师总结出判断公民是否为国家真正主人的三个核心标准：选举权、立法参与权和财政监督权。

“第一个就是这个领导人，你有没有权利去选，你有没有选票；第二个就是国家法律的制定，你有没有权利参与制定；第三个就是税怎么收，税收用到哪里。”他认为，只有同时具备这三项权利，民众才能真正成为国家主人，否则就只是被统治者。

左智海特别强调选举权的核心作用。他以案例分析，若地方领导人由民众直选产生，一旦施政不力，民众即可罢免并选出更合适的人选。这种机制能从根源遏制权力失控与腐败；反之，在无选举权的体制下，民众对施政者毫无制约，只能被动承受各种政策后果。

在立法权方面，他指出，法律应当由全体公民通过民主程序制定，而非由特定群体单方面决定。当民众无法参与法律制定过程时，法律就可能沦为维护特定利益的工具，而非保护全体公民权利的规则。

财政监督权则直接关系到国家资源的分配正义。左智海分析说，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税收征收和使用完全不透明，民众既无法拒绝不合理的税费，也无法监督财政支出是否真正用于公共服务。

从“贱民意识”到“公民意识”的转变

左智海律师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深层问题不仅在于制度层面，更在于民众的精神状态。他提出，民众需要完成从“贱民意识”到“公民意识”的根本性转变。

他指出，真正的公民意识在于敢于维护合法权益。相较西方社会，当政府侵害民众权益时，公民基于对权利的清晰认知，会立即行动维权；在中国，许多民众权益受损后既不敢争取，也缺乏有效途径，只能寄希望于“包青天”式清官出现。

这种“贱民意识”的形成有其历史根源。左智海分析，中共篡政后多次政治运动，知识精英几乎被消灭殆尽，文化大革命更是彻底清除独立思考的群体，留下的多是顺从民众，从而造成批判性思维断层与公民意识缺失。

要实现这种意识转变，需要民众首先认识到自己应当享有的权利，然后培养维护这些权利的勇气和能力。左律师认为，这不仅是个人层面的觉醒，更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建过程。

中国宪政理念的传播与策略调整

近期，左智海律师在海外的《北京之春》杂志发表《我的自白》，并起草《全民宪法草案》与《全民立宪共和提议书》。他解释初衷：中国要解决现有问题，根本在于建立由全民参与的国家规则体系；反对力量难成气候，主因在于缺乏完整的替代性社会制度构建。

然而，这些理论性较强的文章反响有限，这促使左智海调整传播策略。他开始在X（原推特）、TikTok等社交平台制作视频，用“防诈骗”这一民众熟悉的概念来类比政治问题，使抽象的制度批判变得更加通俗易懂。

左律师坦承其策略经历了从理论阐述到通俗传播的转变。“观看量不多，关注少”，这一现实让他认识到，必须用民众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信息。他甚至考虑进一步简化表述，直接以台湾的政治发展路径作为参照，让民众有具体可感的对比对象。

中共政策及民生困境加速民众觉醒

对于中国的未来走向，左智海律师将希望主要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他指出，从2015年至今，中国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数量已接近一亿。这些年轻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具备基本的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经历社会现实的教育。

他认为，中共近年各项政策及其造成的民生困境，客观上加速了民众觉醒。极端防疫政策、经济危机下的民生问题以及政府与民争利等现实经历，比理论说教更具说服力；当更多人“吃亏上当”后，便会反思问题的根源。

谈及个人为何选择公开发声，左智海表达了一种历史责任感。他说：“我觉得如果说现在我一下子要老了，要死了的话”，面对压迫却不敢反抗，将是终生遗憾。尽管承认自己“一个普通的律师没有多大的能量”，但他认为至少应当敢于表达，敢于反抗。

“每个人的行业不一样”，作为律师，当认识到社会存在的问题后，就有责任将这些洞察告诉尚未看清真相的人。这是一种职业责任，也是—种公民义务。

目前，左智海律师已来到海外，因撰写反共内容而暂无法返国。他坚信，社会矛盾持续积累与民众意识逐步觉醒，将催生变革之机，并冀以个人勇气与行动，为大众提供觉醒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