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COVID-19，中共病毒）大瘟疫始于武汉，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共造成七百多万人死亡。然而，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染疫而死？这个真实数字至今仍然是个谜。

据中共官方数字，截至2023年1月8日，中国各地的新冠病毒感染死亡人数总计是5,272例，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湖北省，计4,515例。

曾经参与“抗疫”支援的武汉医护人员张女士告诉大纪元，武汉公布的官方数字是大约3,800例死亡，但是她和她周围的人们都不相信这些官方数字，并且认为这些数字“可悲又可笑”。

疫情高峰时 武汉市一天会死3,000多名感染者

张女士回忆说，据她所知，在疫情高峰期，武汉市接诊感染患者的各大医院如果平均算一下的话，每个医院一天至少会死100人，全武汉市估计一天有3,000多名感染者死掉。

她表示，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是从2019年12月底一直到2020年3月底。

据报导，2019年12月初，武汉已经出现“不明原因肺炎”传播，该肺炎后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命名为“COVID-19”，即“2019新冠病毒病”。接着，病毒在2020年1月迅速传播到亚洲、欧美和其它地区。

随着新冠病毒的严重爆发，2020年1月23日，中共官方宣布对武汉实施“封城”措施。据官方数字，有大约900万人被封锁在武汉家中，另有500万人在“封城”前逃离。一天后的24日（也是大年除夕日），拥有5,000多万人口的整个湖北省也进入了为期两个多月的疫情封控状态。

张女士表示，她是1月下旬被抽调去支援“抗疫”的。她回忆说，她所在医院的一个病房里一般有3、4个病人，那种病情严重的病人“每隔几天就走掉一个”，一层楼的病房平均每天至少“走掉”5个人，“大部分是老年人”。

由于老年人一般都有基础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就算他得了新冠肺炎，他的死亡原因也不会给写成“死于新冠肺炎”，而是用其它名称，例如“高血压合并社区获得性肺炎，抢救无效死亡”，从而把他们算在基础病死亡的人群里。

“这就是为什么官方报出来的新冠病毒死的人，就那么寥寥几千人，其实根本不止那么一点点。”

张女士记得，她自己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开出了一整本“死亡证明”，那一整本是50到100份。

“那个时候很惨的，整个医院的急诊和门诊，就像人间地狱一样，就感觉那个死神就站在那里，一个一个地收割”，“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很恐怖。”

那时武汉的马路上除了救护车，没有其它车，“救护车拉着笛，在武汉白天和黑夜地跑，整个街道上都没有人，就像都死了一样。”

转过年，2021年的中国新年除夕（2月11日）那天，武汉市内发生了大堵车，堵了一整夜。张女士回忆说，武汉有个习俗，叫作“新香”，也就是说，如果谁家有人在2020年去世，这家的亲朋好友都会在2021年的大年除夕日去上门慰问、上“新香”。

“2021年过年的‘新香’，武汉市发生了大堵车。堵车意味着有很多人都出去上‘新香’，那就证明了死了很多人了，肯定不止那3,000多人。”

老年人感染后的处境非常可怜

张女士表示，在感染住院的病人中，“最惨的是那些老爷爷、老婆婆，基础病又多，又得了肺炎，你又救不了他们”，因为“没有什么特效药”，也“没有什么很好的临床治疗方案”，还有那时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在紧急抢救时“尽量不要做心肺复苏”。

她解释说，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病人的口鼻里会向外散发一种气溶胶，带着病毒向外扩散，容易导致医生、护士的感染，因为他们医护人员那时的防护服和口罩等物品都是紧缺的，有时还要用塑料袋替代一下。

“当时因为防护服很缺嘛，就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他们会给病人一些强心的药，提高呼吸机能的药，或者普通的抗病毒药物，“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吧”，“再看他自己能不能挺过来，挺过来就挺过来，挺不过来可能就没办法了。”

还有另一种情况是，病人本来状态还好好的，可是一起床活动一下，或上个厕所，“就倒下起不来了”。

张女士解释这种情况是“供氧不足导致的”：病人躺在床上、又吸着氧，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一起来活动，再脱离吸氧的话，身体就很缺氧了，老年人的心肺功能又跟不上，“就是氧也供不上了，然后人就走了”。

“这些人真的好可怜！”他们的家属也不能和老人见上最后一面，只能来拿走经过消毒的遗物和死亡证明，然后，家属再见到老人时，“就已经是去殡仪馆认领骨灰的时候”。

痛问：为什么官方不早点告诉大家做好防范？

张女士记得那时在她的班上，有一个老爷爷“没有挺过来”，事后家属来拿遗物时问，老人“走的时候有没有受罪？”她回答说，“老爷爷走得很安详，没有受什么太大的罪。”家属听后说了声谢谢，就默默地走了。

她感到，这位老爷爷的家属们“可能已经做好了心里准备”，因为当时疫情很严重，死了很多人，所以他们也没有和医院闹，没有为难医护人员。

来医院看病的人都是“心情沉重”，“明知道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但还是想在医院里搏最后一线希望”。

老爷爷这件事让张女士特别感到心痛，“我当时就觉得好痛啊，为什么当时国家不早一点说这个事情呢？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大家做防范呢？一定要发展到这么严重呢？早一点防范，说不定不会这么严重。”

当局不仅没有提醒防范传染，还于2019年12月31日在武汉地标处——江汉关——举办了人山人海的跨年活动，以及2020年1月18日（腊月小年）在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了“万家宴”活动。

甚至，武汉警方还对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进行了训诫和威胁，并把所有传播疫情消息的人都冠以“造谣者”进行封杀。李文亮不久也感染新冠病毒，并于2020年2月6日晚间去世。

“如果早一点提出来，大家都不会举办这种聚集性的活动。可是他们没有，他们掩盖，说没有这个事，没有关系，然后事情就越来越严重。”

不过，张女士提到，在疫情当时，很多武汉人并没有想到政府会有意隐瞒，他们以为是卫生系统的层层官员为保乌纱帽而向上隐瞒的。但是后来发生的大规模封控和经济下滑等一系列事件让他们反思时，他们才认识到，这个政府有大问题，这甚至可能是中共政府有意为之的，而且其背后还藏有更大的阴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