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今天的中国人离开党文化，就不知道如何思维了，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了，有人觉得这话太“过分”，带有“侮辱”性，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因为党文化的种种理论、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早已浸透人们思想的各个角落。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统治中，通过各种灌输手段造就了整个社会由党文化构成的环境，让人们耳濡目染。同时，在否定了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批判掉儒释道之后，使中国人接受了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思想，造成了中国人建立在党文化上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和善恶标准。中共的逻辑成为大众的逻辑，中共的语言成为大众的语言，这种逻辑和语言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的思想。把党话变成了普通大众的日常词汇，进而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从根本上使得党的意志融入了人心。在人们说话时，习惯性地把头脑中的党文化思维当作自己的思维。
那一套话语、行为和思维模式的内在变异含义，是由中共强加的，并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表达方式，只有接受过党文化熏染的人才能够理解和解读。这种强行灌输而形成的全方位的遍及社会每个角落的党文化话语模式、行为和思维方式的现象，无论中国传统的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主流文明中，都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中共统治下的人们的言语、行为和思维方式，都与中国的传统社会、世界主流价值格格不入。中共领导人出访时的讲话与行为，也经常让人觉得怪怪的无法理解。
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控制了人们的思想
党话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于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中。与自然语言不同的是，党的一切建构了一个人为的“约定俗成”的政治话语体系，取代了正常社会自然形成的生活、思想和语言交际的内容，中国人就生活在党话编织的社会结构里。
中共建政以后，“人民”大概是使用最广泛的词语之一了：政府号称“人民政府”，军队叫作“人民军队”，钱币叫“人民币”，甚至走的马路也叫“人民路”，还有“人民电台”，“人民广场”、“人民公园”、“人民医院”、“人民银行”……和一切共产国家一样，一方面无处不在的被称为“人民”的各种设施、机构、团体暗示着每个人的一切利益、权利似乎都有了具体落实，不必自己再费心了；另一方面，“人民”被戴上了如此神圣的光环，以至于小民百姓都战战兢兢弄不清到底谁是人民。
有这么一个故事，上世纪70年代某人到“人民商场”购物，“人民营业员”态度粗暴，顾客质问：“你这是为人民服务么？”答曰：“为人民服务？你代表人民？”顾客竟一时结舌。
当然，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发生在和“人民政府”、“人民警察”打交道中……在中国，虽然“人民”没有法律上的定义，但在中共党文化里“人民”有着特殊的含义。在这里只有中共才可以代表“人民”，才有权划定谁是“人民”，谁不是；而后者就将成为“人民的敌人”，可以不经法律程序而剥夺其权利。他们通常被冠以另一个特定称呼：“一小撮”，尽管这“一小撮”有时候多达成百上千万人，比如1957年给中共提意见的“右派”、1999年仍坚持修炼法轮功的人群等等。“人民”一词虽然不是中共造出来的，但在党文化中被赋予了特定的涵义，当人们习惯性的在各种场合使用着“人民”、“一小撮”等词语的时候，已经在无意识中认可了中共对于谁是或不是“人民”的随意划定，或按照中共的意图进行政治划分和站队。
类似这样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党文化词句还很多。比如中共建政直到上世纪末，学生从学校毕业后，都要“分配工作”。“分配”一词就表明“党”具有支配权，所以很多人下意识中就觉得饭碗是中共“赐予”的，而不是自己通过努力获得的。特别是很多警察在追随中共迫害民众的时候振振有词：“共产党给我的饭碗，我就得听共产党的。”
党话系统是党的意识形态、党的意志、党的运作实施的载体和工具，中共利用一切国家手段和国家功能完成党语言的体系建立、规范和使用。所有标准话语产生的机构——舆论媒体都由官方占有，并配备中共独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属宣传系统，干部培训和组织生活系统，中央和各级党校等思想教育机构。历来报纸、文件、官方讲话、学校教材都是统一传播党语言的制度方式。多次政治运动生造出大量新词。各级组织带领群众使用并沉淀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党传统、党文化的基础。规范文艺、电影、广播、戏剧，树立党文人、党文化样板，推行党话语标准化。文字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恐惧作用巨大而持久。在完成党话语建立过程后，中共又立法使之具有合法性。这一切都使得党话语系统成为中国人说话的主导。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需要的时候，都可以随口说出整段整段的极其标准的党八股话。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句话决不是仅仅具有修辞的意义。人们都讨厌党八股，可是从中共的文件、讲话、汇报、总结、报纸社论、大中小学教科书、新闻、电视、电影等等等等，被大量重复的恰恰是中共制造的那些党话，这些话并不因为人们讨厌它它就不发挥作用。恰恰相反，它们以语言符号的形式储存在人们的无意识深处，随时都会发生作用，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厨师，家人深受共产党迫害，后移民到美国加州定居。在餐馆厨房剁肉时，伴着一刀一刀的节奏亨着小调，煞是来劲。不过，对共产党深恶痛绝的他，唱出的居然是“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下苦功夫”，别人给他指出，连他自己都哭笑不得。人们的思想中被灌输的太多的党文化的东西和太多党文化的话语了，成为了人们思维逻辑和讲话的自然部份。
中共建政之后，中共的老百姓就落入了中共政教合一的独裁统治的牢笼，但中共却宣传为“解放”；中共对中华民族正统文化的伤害、对中国人的迫害超过任何一个异族，但中共却称之为“新中国”；中共的瑞金“苏维埃”“革命政权”从事的其实是国家分裂活动，是投靠苏联的卖国政权；中共“长征”其实就是一场大逃亡；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实际上是非法种鸦片的运动；中共的延安“整风运动”其实是一场骇人听闻的人间地狱式的精神迫害；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一场人祸；“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文化大破坏、全民大洗脑和政治大清洗；“改革开放”其实是暂时放松了专制高压，是中共不得已的救命招数……诸如此类，如果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的十分之一，就足以改变所有中共造出的那些词的骗人光环。但是，因为中共的灌输和话语垄断，人们一直沿用，如果去掉这些词，很多人真的会不知道怎样去描绘去思考那些历史事件，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
明明被共产党迫害了，一旦“平反”，就又对其感恩戴德；一提人权，就说是“搞政治”；西方有人一批评中共，就说是“反华势力”；海外华人抗议中共的暴行，就被认为是“不爱国”，是“抹黑”；听说了中共出卖大量领土，反而去给卖国的找台阶，觉得党这样做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高瞻远瞩”（把他卖了还帮人数钱）；听中央电视台一年365天的灌输觉得很自然，收到几个揭露中共恶行的电话、邮件，或者几十分钟的真相插播，就认为是在“破坏社会秩序”；对于一个行凶的犯人，人们要追根究底，绳之以法，而面对共产党在历史上罄竹难书的罪恶，人们反而总是认为共产党善于犯错误，还会“有勇气改正错误”…… 人们自然流露的思维中，那些词语“平反”“搞政治”“反华势力”“不爱国”“抹黑”“高瞻远瞩”“破坏社会秩序”“有勇气改正错误”等等，都是中共高调宣传的词汇，却早已成为了人们逻辑思维的理论基础。
现代中国，人们的口头禅很多都是很有中共党文化的语句。比如“同志”，“贯彻”，“领导”，“号召”，“基本原则”，“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XXX特色”，“将XXX进行到底”，“跟共产党作对，没有好下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团结就是力量”，“红星照我去战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形势一片大好”……去掉这些党文化话语，很多人可能觉得日常基本表达都会很吃力。党文化语言对中国人的控制之深，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所谓的新词也是在党文化的思想中制造出来的
党话不是停止不变的。人们形成的党文化思维就像是加工厂，机器和流程都是现成的，来的新信息和社会现象经过党文化思维的加工就成了新的党话。它们属于党的系统，具有党要的内涵，但是又因为不是赤裸裸的党的意识形态内的词汇，所以更不好分辨。
当今网络上流行一个字母缩写“FB”，这两个字母原本是腐败的拼音字头，一般代表吃饭聚聚，也有些人就直截了当说，“今天去腐败一下”。这个词诞生于民间，本身不是中共造出来的，但它是在党文化思想的影响下造出来的。它把本来属于负面的腐败行为正规化，弱化了社会对腐败行为的道德压力，实际上也认可了腐败现象无处不在，暗示中共的腐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好比人们若习惯把日常的正常行为称做偷窃，则真正的偷窃者就不再会感到自己的行为可耻。
“弱势群体”一词，也是产生于民间，随着频繁使用，2002年开始在中共正式文件中也出现了。“弱势”的概念源于党文化适者生存的邪说，暗示这个群体是不适应社会体制而被淘汰的。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本身的独裁制度造成的问题。以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为例，中国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长期地位低下，这完全是中共的歧视政策造成的。这种歧视可以和恶名昭著的前南非种族政策相比。这里引一段中共四十年前编写的小学地理课本对南非的概况描述，读者不妨对比一下中国农民和非洲黑人的境况：“南非联邦政府先后颁布了‘通行证法’、‘种族隔离法’、‘奴役法’等七十多种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法令，每一个法令就是一道枷锁，非洲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干净。拿“通行证法”来说，这项法令规定年满十六岁的非洲人必须携带‘身份证’‘迁移证’‘寻职证’‘纳税收据’‘居住证’等二十多种，以备警察检查。如果证件不全或者忘记携带，就要作为‘无业游民’遭到逮捕。根据南非联邦警察局的报告，仅在1958年，就有将近六十万的非洲人由于违反‘通行证法’和‘检查法’而被逮捕。”但在党文化的洗脑下，清醒认识到中共的歧视政策并对此进行合法抗争的人并不多。
这些年很多有代表性的新词，比如“中国特色”、“四个现代化”、“初级阶段”、“小康社会”、“下岗”、“待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道德建设”、“扶贫”、“三讲”、“三个代表”、“以德治国”、“与时俱进”、“不健康内容”、“有害信息”、“和平崛起”、“崇尚科学”、“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提高执政能力”等等。这些新词也都是党文化的产物，被中共赋予了特定的内涵，用这些词语来为维护中共的统治，信息有没有害不是对人民而言，而是对中共有没有“危害”，高唱“崛起”是给人们弄一个民族主义的画饼，让人们忘掉社会的危机而去拥护中共。中共继“三个代表”之后，又搞了“八荣八耻”，其实，里面的每一条内容都是在党文化的范围中讲的：什么是封建迷信，什么是尊重科学？什么是爱国主义？完全是中共党文化的定义。符合共产党的就是“尊重科学”，拥护共产党的就是“爱国”的主义。
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
传统中国人的思维里，儒家讲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讲与人为善，道家讲顺其自然。然而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却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中共把中华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历史说成是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历史。在今天的许多中国人眼里，甚至在很多知识份子看来，中国的煌煌二十四史，只不过是一部充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权势倾轧等等厚黑诡谋的争斗史。中国人都相信读史可以使人明志、可以明理、可以增进智慧，可是如果中国历史真的如中共描绘的是充满奸诈、一片黑暗，人们又何从明志、明理？这样一个黑暗愚昧的民族又怎么可能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
人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其实恰恰是自己内心的世界的映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武装”大脑的人，看到的中国历史自然也就是争斗与厮杀，而看不到唐尧禅让的美德、大禹治水之无私、将相和之宽容大度、看不到屈原的刚直不阿，也看不到苏武的不屈气节、文天祥的一片丹心、岳飞的精忠报国。
今天的中共虽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可是人们的思想仍然受“阶级分析”的影响，“怀疑一切”、“深挖思想动机”，迄今仍然是许多人判断事物时的第一反应：分析中共六四镇压学生，因为学生领袖的动机不纯，所以他们应当负担一切责任，开枪杀人的中共反倒没有什么罪责了；海外有人揭露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其动机一定是为了“抹黑中国”，中共的罪恶是否属实反倒不重要了；农民工辛苦一年却薪水被骗，不得已采用自焚、跳楼等极端方式讨薪，其动机是为了“作秀”，所以要立法惩治，而拖欠薪水的当事人和造成惨剧的社会制度反倒没有法律责任了；中共发动“大跃进”活活饿死四千万中国百姓，因为其动机据说是为了“赶英超美”，所以中共的罪行反倒是可原谅的了。
中国人的思维受党文化影响，受党文化支撑，其中唯物辩证法讲阶级斗争，进化论讲弱肉强食，简单的把中国历史看成血雨腥风的斗争史，这些都给中国人加深了斗的意识。中共反反复复种植暴力为核心的共产文化，把几代人造就成满怀仇恨、向往冲杀的“无产阶级战士”、“社会主义新人”、“党的驯服工具”。中国人的斗已经在思维里起主导作用，中国人喜欢内斗已经成为我们公认的事实。互相拆台，争斗得你死我活，中国人的生活规则变成了麻将规则──防住上家，看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有人有了成就，往往被排挤、诋毁，别人不是见贤思齐，而是妒火中烧。于是台上手握手，台下使绊子。斗还不光为了利益，而是以摧毁对方人格为目标，使用的手段也集中国人不好的智慧之大成，无所不用其极，不理会任何规则。
这种党文化的非正常思维在解决事情时，往往第一念头就是整人、斗人、治人，把人家压服，气势上胜过对方，掌握“主动权”，强制对方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体现在言语上就是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已经超越正常人的范畴，整个的语言系统的主导因素就是斗。语气带有质问，反问，挑衅的意味，说出的话刺人。如果说不通，往往胡搅蛮缠，不讲道理，无理辩三分。
有人做过一个小测验，问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学生，如果到一间教室里觉得很热，要打开窗户的时候会怎么说。来自台湾的学生多倾向于：“太热了，我把窗子打开，你介意吗？”而来自大陆的学生则倾向于说：“这么热，怎么还不开窗？”两句话的意思相似，但反诘句使对方陷入被动，似乎没开窗是不正常、不应该的。后面这句话的说话者其实往往是无心的。这是因为党文化的争斗之心已经深入人们的话语习惯，人们都已经习焉不察了。
很多人，包括不少知识份子，在谈论国家大事时那种胡搅蛮缠、自以为是、怀疑一切的态度，让人很难平和的沟通。说他怀疑一切吧，他偏偏不怀疑共产党；说共产党不好吧，他说哪个党没有干坏事；说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挠全面的改革吧，他说那是国情所限；说共产党正在迫害人权吧，他说证据在哪里；你指出证据吧，他说凭什么相信你的证据；说他喜欢共产党吧，他却忙着把财富和孩子送出中共治下的中国；说他不喜欢言论自由吧，他却很爱利用西方的言论自由来为共产党的恶行辩护……有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你列出很多共产党干的坏事，他一个一个地否定，胡搅蛮缠，总是为中共找理由，问你证据在哪里；说中共竟然割犯人喉管，他才不相信，反驳说塞块布就完啦，傻子才会费那么大劲去割喉管；你说网上都有，他还是振振有词，问你谁看见了？他说网上的东西你也相信？当你说出张志新的名字，他傻眼了，他才想起来行刑前割张志新的喉管却是共产党自己都高调承认的。
人们跳不出党文化的思维定势
党文化在生活中造就了一个“场”，只要顺着党文化去说话去思维就如同“顺水推舟”，“如鱼得水”，显得格外“自然”和“理直气壮”。相反，想要去澄清党文化的变异思维，反而显得如“逆水行舟”。越如此，人们就越迷恋于党文化，越难跳出党文化。
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人们不但用对共产党的“爱”来为共产党找借口，同时，还用对共产党的“恨”来为共产党辩护——他可以用“经济的表面发展”来给中共涂脂抹粉，他也可以用“中共是强权，杀人不眨眼”来抵触揭露中共恶行的努力，认为“没有用”，从而继续维护中共的统治。他一方面说：“多党制是人们私下的共识，很多党员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共会走到这一天的。”用正面期望来歌功中共。另一方面，针对人民组建民主党派，他会说“那是胡闹！共产党是强权，怎容得了你？”以此作为反面认识来维持中共的现状。对中共的爱可以在党文化中找到共鸣，对中共的恨可以在党文化中得到宣泄，于是，党文化就成为了一个封闭系统，完全可以满足人们对共产党的“爱恨情仇”，让人不想离开了。
举一个简单的问题，“共产党杀了八千万中国人，该不该清算？”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杀人偿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当然应该被清算。可是，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他回答不出这个简单的问题。他会转弯抹角的把问题弄得很复杂。他会问，“你怎么知道有八千万？你亲眼看到饿死了四千万人吗？”你说中共自己内部都发表透露出这么大的死亡人数。假设你把材料给他看了，他还会说，“你这不是以牙还牙吗？你总得给人犯错误的机会吧？”你说杀人犯在法庭上能为自己开脱，要求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吗？他还会说，“总不能都是共产党的错吧？”“非洲还有国家也搞大屠杀呢！”“共产党现在变了，干吗揪住过去不放？”“共产党是什么？谁敢清算共产党？整死你！”你盯住他，就要他回答一个正常思维的人的简单答案：该还是不该。逼急了，他会告诉你，“跟共产党作对，有什么用处？”“你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总而言之，共产党杀了多少人，都是没有必要追究的。中共由此可以胡作非为，逍遥法外。
我们看到，当要他去掉党文化来回答一个简单问题时，他就以“没有意义”来应付了。离开党文化，他真不知道如何思维了，共产党成了他的思维底线，任何“没有共产党”或“清算共产党”的思维对他来讲，既是恐怖的，也是不可想像的。他就此打住，是因为他不敢触及自己内心深处对中共的恐惧，更不敢正视自身的党文化因素。
再比如，人们常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对中共政策的认同：“我要是邓小平，我六四也会开枪”，“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镇压法轮功”，“我要是共产党，我也会搞独裁专制”，等等。人们这么说会觉得很自然，感到很安全。“我要是某某某”，本来是用于衡量一件事情“该不该”，把本来不是自己的事情，设身处地地假设一下，用这种方式来重点突出“我”的态度。但是，当用于中共的时候，“我要是某某某”就变成了用“别人（共产党）该不该”来代替“我该不该”了，重点不是“我”的态度，而是去表达中共的态度，“我”被藏起来了，从而默认、怂恿中共的恶行。追问一下，他本人到底是什么态度？他会说，我的态度不重要，“没有意义”。就是说，要他回到正常思维时，他又觉得“没有意义”了。其实，人们应该向好人看齐，把自己比作历史上的正义之士，看看在遇到中共迫害人民时，应该如何。就算胆小，不敢说“我要是高智晟律师，我也要如何帮助被中共迫害的人们维权”，也决不应当非要把自己比作强奸犯、杀人犯或是独裁者啊，这不是个很可耻的比方么？
党文化对中国人思维的局限，也贯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党文化中，没有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就如毛所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过去中共不承认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办法是给它们一概加上定语“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虚伪的”，“无产阶级”不需要；今天则换上“中国的国情特殊”的借口加以拒绝。受党文化这种狭隘思维左右，特别是当整个社会都已陷入道德冷漠、出现诚信危机、当善恶有报被贬成“骗人的迷信”之时，很多人也不再相信良知、道义了。
中共通过长期赤裸裸的宣传或半遮半掩的暗示烘托其“中央领导人”的伟大，从昔日的宣传马恩列毛之“伟大”、歌功“红太阳”，到今日的吹捧“改革开放的设计师”、“继往开来的领路人”，造成很多中国人以宗教的虔诚信任“中央领导”。许多人都很清楚自己身边中共地方官员的腐化堕落，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中央领导”的良好印象。尽管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共的“中央领导”都是从地方官员一步步攀升上来的，但人们并不去琢磨为何贪腐的地方官员一旦进入“中央领导”阶层就会变得“英明”起来。所以坏事都是地方官员瞒着“中央”干的，重大问题只要“惊动了中央”，或“中央来人了”，就感到有希望解决了；面对中共几十年来造成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很多民众宁愿一厢情愿地相信“中央领导”总是有办法解决的，而不是如自由国家民众那样，对于国家和社会独立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共镇压法轮功，很多人虽然不解中共为何对一个民间气功团体如此小题大做，但第一反应往往是，“中央这么做必定有它的道理”，用“党中央”的大脑代替自己思考，而不是理性地去思考“法轮功群众到底有没有违法”，“中共这么做到底合不合法”；中共的三峡工程上马后，有海外专家指出其可行性论证中有重大漏洞。有网友马上振振有词地质疑海外专家的水平，并说：“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真的从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疯子，否则怎么会让这样愚蠢的工程上马呢？”言外之意，“英明领袖”们不可能干傻事，不可能有私心，所以“愚民百姓”不必瞎操心。
正是因为人们跳不出党文化，才使得中共调动、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变得易如反掌。中共就像快死的人一样，靠的就是不断的打强心针——面子工程，三峡大坝，神五神六，争办奥运等等。我们看到无数的国人跟着中共一起振奋，一起高呼。在这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我们看不到人们的清醒和理性，看到的只是在盲目的喧闹中感受党文化酝酿出的扬眉吐气和得意忘形。中共大把烧钱搞面子工程，而不关心对老百姓生死攸关的事情，要的就是为摇摇欲坠的统治“涂脂抹粉”，欺骗人心。
大家都知道，教育和医疗的保障是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教育是关系国计民生特别是民族未来的大事，不过，因为不是中共的利益所在，所以长期以来中共对教育的资本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只有2%-4%不到，甚至低于世界上排名一百的非洲小国乌干达。中国的医疗制度更是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过去是广大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现在是许多城镇人口也有病看不起。为什么中国人的储蓄率居高不下，就是对未来没有安定感，有钱不敢花。西方媒体常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共一面为了当世界强国而到处招摇，另一方面对于真正让中国强大的基础问题却长期忽略。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中共领导到底想干什么呢？
中共的改革是跛足改革，但是，从党文化的框框中，就变得格外理解中共，“欣赏”中共。说是因为有意识形态的阻力，中共的改革是“光干不说”，有了效果再上升到理论，从经济改革会一直推演到政治改革。好像有一天中国人民都全民选举选出了总统，有了效果，中共才正式宣布要搞民主一样。其实，中共没有原则，只要有利它的统治，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导致中共的垮台，所以，中共在经济领域是“光干不说”，大家都去捞钱享乐，而在政治领域，中共却是“光说不干”。如果在网上搜索“政治体制改革”，你会发现在中共的媒体上这是一个热闹非凡的词：“全面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全面正确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根本”，“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破冰启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环境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但是，人们的一切言论都是在党文化的框框中转悠，就好比一栋大楼要塌了，人们想的还是如何装潢房间的事。跳出党文化，就能看清中共改革的底线，中共的改革不过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的改革。就知道它不愿也不敢退出历史舞台，指望中共从良，无异缘木求鱼。
有人说领导人的更替，新一代上来，总会自由了吧？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如果没有人民的努力，独裁国家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大家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年轻一代升任到领导岗位之后，许多人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大胆。这里的大胆不是民主大胆，而是抓权、抓钱和搞乌七八糟的事更大胆。他们就是在共产党的那个体制中吃透了共产党的那一套钻营上去的，是带着共产党的原罪上去的，他们是没有理想的，心思都在个人的、家族的、集团的利益上，指望他们把权力交给人民，是不可能的，就算有个别人要做，他们面对的却是共产党整个的一部暴力机器和一损俱毁的利益集团。
看到中共现在的领导权交接比较平稳，有人又想了，中共进步了。其实，过去因为党的地位很稳固，权力斗争就表现为个人与个人之间赤裸裸的争斗，他们没有“党要完蛋了”的后顾之忧。而现在，中共的“亡党危机”迫在眉睫，维护党的统治本身就成为中共的“共识”，党的集团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最佳保护伞。所以，权力斗争就演变为要“维护大局”下的帮派与帮派的“团伙”斗争。表面上好像平静了，实际上，黑箱斗争更激烈了，既要维护党不垮台，又要争权夺利，矛盾更复杂，危机更深重。就像一条街上，过去是两个恶徒老在街上打架，现在是拉帮结伙，转入地下，变成了黑帮组织，这比过去更可怕。中共现在的所谓领导权交接的“制度化”，就是黑箱制度化，团伙化，完全黑社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