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插图)
在宣传中，中共不仅仅要让人们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满怀“感恩”；也不仅仅要人们把党当成最亲的亲人，满怀“亲情”；它更要把民众变成驯服的工具，让人们从行动上听从它、跟随它、为它的政治目的服务。
1) 无时不在的两面宣传手法
为了达到让人民“听党的话，跟党走”的目的，中共采用白脸红脸并用的手法。在政治运动时期以唱白脸为主，平时则以唱红脸为主。唱白脸就是对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进行批斗打击，然后当成反面教材来“教育”民众，使之出于恐惧，不得不跟党走。中共的每一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都是残酷的政治整肃，清除对其不忠的人，同时不断加强人们的恐惧感，让人们从心里记住：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绝没有好下场。在中共的定义里，只有听党的话、跟党保持一致的人，才属于“人民”，属于党团结的大多数。否则，就属于被批判的“落后分子”，甚至属于被打击的“一小撮”。中共近二十几年来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因为不能容忍人们的独立思想和自由选择，因为那样势必出现“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的可能。
另一方面中共也善唱红脸，搞“正面宣传”。这种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主线的宣传是无所不在的，其中包括对党魁的吹捧，进行造神运动；对中共领导地位、政策方针和所谓“成绩”的吹捧；也包括“党性教育”、树典型、搞样板示范等。
吹捧党魁就是为了造神，最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拉拢人们听党的话，跟党走。毛被吹捧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人们当然就只有听话的份了。那时人人一本“红宝书”，人人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即使在毛犯了严重错误，直接导致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之后，中共1962年的总结大会还大言不惭地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毛之后又有“英明领袖华主席”，然后是“总设计师” 邓小平，连江都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三个代表”出来后，中宣部部长称“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听党的话，跟党走”还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宪法本来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但中共却荒唐地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写了进去，要求人们在“参政议政”的时候，必须以不动摇党的领导为底线。
同时中共的每一次重大会议，都被宣传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共的每次会议精神，人们都要“深刻领会”、“认真学习”、“贯彻实施”，从而能更好地“听党的话，跟党走”。与此同时，中共还定期地进行所谓的“党性”教育，强迫党团员学习共产党的各类文件著作，写思想汇报，保证人们的思想与党一致。“思想端正，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成了典型的汇报语言。
除了造神，中共还不断地树立各种典型，宣传“听党话，跟党走”能带来革命胜利、人民生活改善等等，为中共脸上贴金，骗取人们的信任。像雷锋这样的典型人物，宣传了他的行为，最后还要突出他“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的主题。党号召大办农业，雷锋就主动申请当农民；党号召加强工业建设，他就离家当工人；党号召青年当兵，他又参军到部队。林彪给他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宣传雷锋，学习雷锋，自然也要人们像他一样听党话，跟党走。同样，中共宣传焦裕禄、孔繁森，也处处不忘提到“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中心思想”。在焦裕禄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的时候，他对妻子的嘱咐是：“你要永远听党的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
中共的各种文艺形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灌输“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主题。《闪闪的红星》里：“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地道战》里：”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哪怕敌人逞凶狂”；《沙家滨》中英雄人物郭建光的唱词有：“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鼓舞着我们奋战在水乡”；《海港》则有“坚决听党的话顽强挺进，听党的话顽强挺进”的话。
有人可能认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宣传已是老黄历了。其实不然。不管是造神运动、政治学习，还是党性教育、树典型，都仍然是今天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从三个代表到八荣八耻，从党员在血旗下的献身誓词，到军队官员、边防战士、工人、农民、学生、知识人士的政治表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命令”等等，无不充斥着“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词汇。在互联网上搜索“坚持党的领导”，竟然有超过一千万个相关词条（以“孔子”为关键字搜索，也不过找到六百多万条而已）；搜索“永远跟党走”，也可以找到三百多万个相关词条。
中共六四开枪杀人后，“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使我更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话充斥各种宣传，后来成为人们写思想汇报的范本。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于是又搞起“揭批”、“百万人签名”等等政治表态活动。一个个对法轮功毫无了解的人被中共树为宣传的典型：老劳模说什么“我们这些人平均年龄六十岁以上，不信佛不信教，就跟党走”；战士写信给家里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与‘法轮功’彻底决裂”……诸如此类，都是中共政治宣传的一贯手法。
到了现在，“永远跟党走”还是中共的“主题教育”，通过所谓读书读报活动、革命题材影片展映月、“聆听红色经典”系列活动、大中学生“三个代表”学习宣传实践团活动、举办主题论坛等等毒害下一代。2006年中共建党八十五周年时，央视搞专题文艺晚会──《永远跟您走》，各地上至机关院校，下至街道乡村纷纷仿效，类似演出大批出笼。
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共产党的今天，中共仍然一厢情愿地处处宣传“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削弱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的口号，而且还坚决表示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了的。中共对“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欲求，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2) 听党的话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灌输，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对中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很多人还以“跟共产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来告诫别人。那么，“听党的话，跟党走”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
听党的话，剥夺了人们的独立思考权利，十几亿中国人变得只有一个“党大脑”。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党决定了什么就执行什么。独立思考精神是一个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只会“听党的话”的民族又能够走多远？
问题的更可怕之处在于，中共不是一个通常意义的政党，中共是一个以斗争为乐，以战天斗地、整人杀人为乐的黑帮邪教集团。它根本不讲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中共周期性的政治迫害面前，即使它自己最忠实的党徒也无法幸免。
刘少奇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在延安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是四十年代帮助毛泽东打垮政敌的重要助手，文革发动时的国家主席。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惨遭迫害三年后悲惨地死去，死时已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
1955年中共授衔的所谓“十大元帅”，除朱德年事较高、1949年以后不太过问政事、因此在政治斗争中得以保全，还有罗荣桓死得早以外，其余八个都没有在政治斗争中幸免。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军事集团”首领，文革发动以后到1971年之间，遭到200多次批判，死时在骨灰盒上写着“王川，男”三个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指控图谋“二月兵变”；贺龙被斗死；林彪政变不成，驾机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死后还受到大规模声讨。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革命”最彻底的“红卫兵小将们”，两年后失去利用价值，被骗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一语道破：“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是变相劳改。”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摧残迫害的群体，有哪个是真正“反党”的呢？
1957年反右中被批判、流放的知识分子，很多在中共建政以前是左派文人，很多人同情中共、支持中共、甚至为中共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讽刺的是，这些当年对共产党抱有无限希望，并曾在国统区冒着危险为之奔走呼号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57年最先倒霉的右派份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
民主党派的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教育家蒋南翔、江隆基，作家巴金、艾青、田汉、丁玲、赵树理、罗广斌、康濯、杨沫，学者杨献珍、翦伯赞、吕振羽、梁思成，演艺界马连良、奚啸伯、周信芳、尚小云、严凤英等均遭迫害。这些人或者自己是共产党员，或者早就经过思想改造，对共产党宣誓效忠，并且已经为中共政权作了巨大贡献，仍然被迫害得死的死、残的残，少数幸存下来，但身心都留下了无法平复的创痛。
1956年11月，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上海联合举办“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会”。田汉代表文化部授予盖叫天荣誉奖状，并作了《向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学习》的发言。盖叫天在致答辞中，激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盖叫天被一群暴徒拖去游街示众时先被打断了腿，然后又被扔到粪车上继续游斗。其时已经年近花甲的盖叫天不堪受辱，几次挣扎着从粪车里爬出来，每次都被暴徒们硬塞回去。红遍大江南北的名武生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折磨死了。
作家老舍服从政治，一直保持紧跟姿态，1949年以后创作了从《龙须沟》、《春华秋实》到《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和《一家代表》等一连串的剧本，为中共政权歌功颂德。1966年8月23日，身为文联主席的老舍被红卫兵揪斗，同时被斗的还有作家萧军、骆宾基、艺术家旬慧生等。他们全部被剃了阴阳头，又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牌子，头上被浇上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跪在焚烧戏服、文物、书籍的火堆周围，接受“革命之火”洗礼，同时用道具和铜头皮带抽打。老舍被市文联单独接回，但等待他的是另一轮毒打。老舍高喊自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换来的却是更加疯狂的毒打。第二天，老舍在太平湖自沉。
八九年的学生打出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对当局是不折不扣的合作和诤谏的态度。学生与民众达成共识，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学生代表甚至手捧请愿书在人民大会堂前长跪不起。5月23日，学生纠察队甚至在天安门广场把污损毛像的三君子扭送警局。十天后，中共军队血洗天安门。
在共产党导演的这一出出人间闹剧中间，有两个片断意味十分深长。
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为求自保，拚命表现自己的“积极”、“革命”、“靠拢党”，可是指标已经划定，再怎么表现也无济于事。57年10月11日，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大会堂举行批斗青年作家的会，另一位作家上台作了一篇有力的批判发言。当他正迈步下台，大厅里响起掌声时，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突然大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所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份子了！”
1967年8月5日，刘少奇遭批斗以后，被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可叹的是刘少奇直到这时才想起来要维护“宪法”。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搞了那么多运动，迫害死那么多人，作为中共二号人物的刘少奇难辞其咎。他“听党的话”打击别人的时候不说要维护法律，自己被批斗了才想起宪法来。
凡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都没有好下场，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
第一，中共靠斗争起家，又靠斗争维持统治，“革命的铰肉机”一旦开启，就无法轻易停下来，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必然成为受害者，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中共惯于挑动群众斗群众，被挑动的团体，说白了只是中共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了，中共轻则随手一扔，重则打倒批臭，或者当作替罪羊杀掉以封悠悠众口。因此“以害人始，以害己终”是这些团体的宿命。有一个“作法自毙”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秦国实行变法的商鞅，秦孝公死后被迫逃亡。欲住客店，店主人说，按照商君之法，旅店收留了没有身份证明的客人，主人将受惩罚。商鞅颁行的严刑峻法最终害了自己。中国人常说一句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就是斗争机制反作用于斗争的发起者的现象。上文提到的两个片断，为这种现象增加了两个生动的例证。
第二，中共需要建立起一党的绝对权威，任何党员的利益、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利益，都要服从“党”的利益。因此其打击对像具有随机性，不光任何威胁或被中共认为威胁了其一党专政的个人或团体会遭到整肃；即使没有敌人，每到一定的时间，中共也会制造出一个敌人，藉以唤醒民众的恐怖记忆，从而巩固其权威。在随时可能被党定义成敌人的普遍恐惧中，人们唯一的自保之道是：努力揣摩党的心思和动向，争取比“党”还“党”，让“党性”成为自己的唯一行动指南。我们都知道，人的肉体只是一具躯壳，人的真正生命，在于人的精神和灵性。没有灵魂的肉体和动物无异。在努力和“党”保持一致的过程中，人们恰恰在扼杀自己的精神生命，在和真正的自我为敌。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存活到最后的胜利者，也一样是失败者，因为成功的是党性，而非他们自己的人性，他们真正的自己早已经死了。
第三，“跟党走”意味着认同了中共的斗争哲学，至少是客观上增强了中共与天地人奋斗的能量。无休止的党内党外斗争破坏了传统道德和人际关系，败坏了社会风气，毁坏了所有人的生活环境。被整的人固然下场很惨，整人的人也失去了良心的宁静。为了防止自己被整，每个人都要对别人猜疑防范，生活得很苦很累。在彼此争来斗去的过程中，人性恶被放大到最大，妒忌、贪婪、自私、恶毒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这个环境中的所有人都要不可避免地承担党文化的后果。
3）跟党走的几种类型
也许有人会说，共产党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共产党了，再说，现在根本没人信共产党那一套。老百姓都在忙着奔小康，谁还在跟党走呢？现在人们对共产党，都是阳奉阴违，个别胆大的，还在考虑让共产党跟着他走呢，没准儿哪一天共产党真就脱胎换骨了。
这种看法，似是而实非。没有付诸行动的思想就像没有兑现的支票，本身没有多少价值可言。共产党并不怕你在酒桌上或日记里骂它，因为剥夺言论自由固然可以连暗室私语和腹诽的权利都一并剥夺，可是有了暗室私语和腹诽的权利却不意味着就有了言论自由，因为不进入公共空间的言论无法转化成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行动，也就无法对现实施加有意义的影响。
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还在跟着“党”走的中国人，有几种类型。
明明白白跟党走。有些人对中共的流氓邪教的老底一清二楚，但为了个人私利，顺着党的邪劲走，“党”也利用这些人的心黑手狠，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些人和中共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是最邪恶的党徒。
稀里糊涂跟党走。中共靠暴力和谎言起家，不光骗了“敌人”、人民群众、国际社会，连“自己人”也一样骗。很多人就是被骗进中共，至今还陷在中共的谎言里不能自拔。这些人属于稀里糊涂跟党走的类型，在中国为数不少。
无可奈何跟党走。有些人对中共的性质有一定认识，也不想和中共同流合污，无奈进得去出不来，于是只好得过且过，对于中国现实，抱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态度。
以为没在跟党走。有些人以为看破了共产党的红尘，趁着共产党的政策暂时对自己有利，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捞够了就一走了之”的想法，不择手段拚命捞钱。他们协助中共短期内在橱窗城市造成了一个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繁华景象，这个景象既欺骗了西方，又欺骗了中国人。其实，这些人暂时能够捞一把的环境，正是中共刻意制造出来的；他们的贪婪、短视，一夜暴富之后一走了之的心态，也是中共有意引导的结果。这些人暂时给中共充当了样板，可是他们的财富得不到保障，中共随时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他们变成阶下囚，因此他们活得没有丝毫安全感。这些人以为自己在耍弄中共，其实是在被中共耍弄。他们和中共联手制造的无解的社会难题最终会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家人。
想让党跟自己走。有些人对中共有相当的认识，也有救国救民、澄清天下的志向，可是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混入中共党内，试图一步步进入中共高层，从内部改良中共。很多人也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这些人在中共内部一步步升迁的过程，就是一步步被中共同化的过程，因为中共官场的“劣胜优败、逆向淘汰”机制不允许真正正直的政治家掌控“党”的走向，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被废黜是最典型的例子。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1959年到1962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在安徽省饿死了700万人。安徽如此严重的灾害，肇因于当时的省委书记曾希圣坚决“跟党走”。曾希圣后来又在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在那场大饥荒中，山东省有900万人饿毙。曾希圣由于“跟党走”而饿死了数百万人，民愤极大，面临被枪毙的命运。但是，因为他坚持的是毛泽东路线，所以毛说他是好人，把他保了下来。
曾希圣有一个副手，叫张凯帆，是安徽省的省委副书记。1959年听说农村饿死了人，他就下去调查，去了无为县。无为县是全国的一个米粮仓，非常大的一个县，有140万人，而当时芜湖市也只有30万人。张凯帆调查的时候已经有90万人饿死了。张凯帆良心难安，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并开仓放粮。救活了50万老百姓。可是张被曾希圣抓起来，戴上手铐脚镣。毛泽东说张凯帆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判了20年。
对共产党员来讲，他们所处的就是这样的一套邪恶机制。开仓放粮救活了50万人，被老百姓称为“青天”的张凯帆，恰恰是共产党要迫害的对象，因为张没有跟党保持一致。而曾希圣饿死几百万人却没有关系，因为他跟党保持了一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共产党不断这样去训练党员的党性，让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要从人性良知出发。这样，在中共官场内一步步升迁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背上中共原罪包袱的过程。当他们自己也被染黑，其命运就和中共的命运捆绑到了一起。这时想不跟党走，也身不由己了。
还有一部分人，企图跟党博弈，以“合力”的方式改变历史轨迹。这些人认为，历史的发展的方向，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决定的。因此，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民众和一部分中共官员，最后迫使中共妥协，改变它的运行轨迹，逐渐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这些人的初衷无疑是善良的。可是，中共掌握着全部的暴力机器和宣传工具，垄断了所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的决定权。少数人改良的意愿和努力，和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祸国殃民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如果把现在的中共政权比作一列正在冲向悬崖的火车，车上的乘客能通过整顿车箱秩序、打扫车箱卫生来避免车毁人亡的结果吗？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如果不能扭转列车的方向，就只剩离开列车这一条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