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常人的行为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进行的。这种判断需要以准确的资讯和普世的道德准则作为基础。人之所以不同于机器，就在于人的自主行为和判断能力。但在中共的宣传里，却时时提倡“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把这当成“党性强”、“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的表现。
在三、四十年前的疯狂的年代里，很多人满怀激情地响应：“愿做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啥”在中文里就包括了一切可能的行为，可能是正常的事情，也可能是谋财害命，杀人放火等等天理不容、绝不能干的事情。“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句话，就取消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天理要求和善恶标准，把最高的指挥权和裁判权全盘交给了中共。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这是对中共的盲从和迷信，是一种荒唐与悲哀，反而有无上的光荣感。听信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们，不管是搞阶级斗争迫害自己的乡邻亲戚同事朋友，还是战天斗地破坏自然，或是检举告密，都一马当先，以充当中共的马前卒为荣，党指向哪里打向哪里。
至此，中共从宣传对中国人民的“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情”（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要求人们听话（听党的话、跟党走），发展到了要求人们完全放弃自己的大脑，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中共主宰，完全沦为中共手里的工具。在中共近几年进行的“保先”运动，不仅要“党叫干啥就干啥”，还要“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象中共那样对民众进行如此彻底的洗脑和奴役。
1）党让人干什么
1967年夏，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上漂浮着一具具浮肿的尸体，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这是《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一文记述的文革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惨状。
这场发生在湖南道县农村的大屠杀，在两月有余的时间里，杀害所谓“四类分子”及家属四千余人，全地区杀人达九千以上。被杀者主要是所谓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年纪最大的七十八岁，最小的才十天。
十九年后，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原清塘区武装部长，“红联”（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关有志，在监狱中接受采访时，说了下面这番话：
“我50年当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58年转业回道县，…… 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分，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
和关有志一样，很多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杀人、打人、斗人、整人的人，事后不但不忏悔，还往往为自己鸣不平：他们只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而已，自己只是党的一个棋子、工具，并不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共产党都让人们做什么。事实上，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根本不需要共产党让人们做。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们都要工作、要婚丧嫁娶、要从事科学艺术活动、要进行发明创造，有精神追求，要进行人际交往。也就是说，正常的人类活动，都不需要共产党鼓动人们去做。共产党所大力提倡、宣传鼓动的，可以说没一件好事，没有一样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都是为了维护它的一党利益。
当年中共宣传只有自己才真抗日，把很多热血青年骗到延安，可是进得去出不来，这些人被迫接受洗脑，后悔晚矣。其实，那时候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国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抵抗，真要抗日的话，根本不需要躲到延安。“解放全中国”是全面发动内战，推翻合法政府，把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从延安一隅推广到全中国。“抗美援朝”，搭上百万人命和高额军费，几乎拖垮了当时的经济，帮助金家流氓政权苟延残喘，给朝鲜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大跃进，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范围的大混乱，死伤无数,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优秀人才花果飘零，传统文化摧残殆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千万知青失去求学的机会，把大好青春抛掷在农村和边疆。
因为中共宣传的是无神论和唯物论，“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显得尤其可怕。因为人们不再相信天理，只要能够讨党的欢心，给自己带来好处，就什么坏事都敢干。目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迫害法轮功。很多警察以迫害政策为借口，说是上头叫干的，因而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甚至将人活活折磨致死，还有的跟黑心医生勾结，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两大创举，其实都是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不管的结果。老百姓自己最知道怎么样管好自己的生活。中共什么也不做的时候是老百姓日子最好过的时候，中共一有所动作，必然给人民带来灾难。过去五十几年的历史，证明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真理。
2）“驯服工具”为什么目的服务
中共不单单赤裸裸地号召人们“党叫干啥就干啥”，利用煽动起来的政治狂热和各种封闭式的洗脑，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愚弄、控制和指挥，同时，中共还往往采用欺骗手法，用什么“服从大局”，“为了人民的利益”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人们相信“党叫干的”并不是龌龊、邪恶的事情，即使是杀人放火，即使是自残自尽，也是为了“党的伟大事业”。
中共的“驯服工具论”的骗人之处在于，中共还同时肯定了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等品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有人指出中共破坏了传统道德、造成全民道德大滑坡的时候，很多人表示不解：中共好像也很重视道德建设啊，还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共产党员的修养”、“八荣八耻”等一系列的理论，发起“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孔繁森”等名目繁多的运动，这些现象怎么理解呢？
稍加思考，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思维方式模糊了道德目标和处事态度之间的界线。如果一件事本身是好的，那么行为者本身的勤劳、忠诚、克己等态度会起到好的作用；反之，如果一件事本身是邪恶的，同样这些品质只会提高做恶的效率。一个勤勤恳恳的窃贼显然比懒懒散散的窃贼更可怕，谦虚好学、因而掌握了高科技的恐怖分子比技术手段平庸的恐怖分子更可怕。当整个社会被裹胁着为着一个邪恶的目标工作时，与其勤劳听话，不如消极怠工。
中共鼓吹，为了“党的利益”，党员要“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党员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显而易见，中共提倡的“道德”、“荣辱观”等，只是在表面上与传统伦理有相似之处，骨子里是为维护中共的一党专制服务的。
大家都很熟悉“南辕北辙”的故事。一个人要到楚国去，尽管他有能跑的马，充足的旅费，本领高强的车夫，可是如果他把方向搞错了，永远也不能到达楚国。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马越好，旅费越多，车夫驾车的本领越高，只能使他离开楚国越远。当人们听党的话，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时候；帮着中共去欺骗国人，迫害百姓的时候；为中共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时候，难道不是在大力帮助中共把中国社会拖向万丈深渊吗？
3）“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现时表现
现在的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注重现实，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更不愿意为主义或者信仰而付出。于是，中共开始侧重“党叫干啥就干啥”这个口号的另一个方面：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就是党不喜欢的都不能干。老百姓最常听到的说法是，“这件事中央都定性了，不让干就别干了呗！”
潜移默化中，中共划出了党让人干的界限：“创业”、“赚钱”、“一夜致富”、“炒股”、“美食”、“小资生活”、“时尚”、“白领”、“精英”、“汽车”、“房产”、“娱乐”、“休闲”、“聊天”、“激情视频”、“出轨”“情色诱惑”……物质享受放开，任你放纵欲望，吃喝玩乐嫖赌抽随便来，现在的中国社会在这方面非常“自由”。许多中共干部也是“与时俱进”、“以身作则”。很多人可能纳闷为什么“越反腐败越腐败”，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腐败恰恰是在“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范围里，党要是真的不允许腐败、不给党员和干部好处和特权了，还有谁会给共产党卖命呢？中共自己就没法维持了。但是有一点，胡来可以，党不叫干啥就不能干啥——不能给党提意见，谈政改不能动真格的，不能严肃探讨社会问题，更不能对党的统治有看法。要是退党或者叫别人退党，党就更不叫干了。
在共产阵营崩塌，人们纷纷鄙弃共产主义的今天，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还是要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进行独裁。在这样的统治下，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贫富差距大，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就业难，缺乏社会保障，贪污腐败盛行，道德败坏，环境污染，没有民主，百姓没有说话的权利，治安差、黄赌毒盛行，不讲法制，对公民上访维权的要“截访”。这些问题中共提可以，作为个人，就连说说也不行，不准“制作、查阅、发布、传播”含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它内容”。如果想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努力，或者在被违法对待时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那绝对是属于党不叫干的。
4）不能不承担的后果
中共不定期的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些运动能够发动得起来，与人们放弃自己的判断、使用“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党叫干啥就干啥”意味着死心塌地追随中共的斗争哲学，极大程度地增强了中共与天地人奋斗的能量，成全了中共的各种统治目的。
人们跟着中共杀人，于是几百万的“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人头落地；人们跟着中共搞大跃进，几千万人死于饥荒；人们跟着搞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由此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破坏和人性魔变；人们附和取缔法轮功，于是中华民族上演了一场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信仰迫害。
(大纪元插图)
从地富及其子女可以斩草除根，挖心吃肉，张志新被割喉管，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没有正式法律手续前就关押迫害致死，到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还需要多少教训来让人们从中共的“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洗脑奴役中走出来，不再跟从中共作恶？
在“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奴役中，中国社会人人都是受害者，那些越是紧跟中共的人，受害越深。
中共称呼贫困地区为“老、少、边、穷”，老就是指中共曾经建立过的所谓“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共能得到政权，很大程度上靠农民出人出钱出粮出命。陈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中共建政后，不但没有知恩图报，努力帮助当地农民变富裕，对农民乱收费却从来没有手软过。不但用户口制度把农民捆在土地上，现在还强征属于祖辈的土地，再高价出售给房地产商。目前的中国，大部分贫困地区都曾经是“革命老区”，几十年过去了，可这些地方变得比中共建政以前还穷。
陕北是中共的“革命老区”，陕北的小米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在陕北居住达十年之久。树被砍尽，草被挖尽，米被吃尽，人被用尽，陕北百姓为中共做出了巨大牺牲。“改革开放”后，陕北刚刚发现大储量能源，中共又打着“国家开采”的幌子，大规模开采，资源被调拨到其它地方，资源卖的钱，都归了中央企业，让当地继续受着中共的盘剥。
中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夺权时利用工人搞工人运动，武装斗争；反右时让“工人说话了”，充当“反右派”的坚强后盾。文革时组织“工宣队”，让工人收拾武斗的烂摊子，镇压“四五运动”靠工人当“工人纠察队”。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又拉拢工人，让工人置身事外维护中共统治。
中共建政以后，为了能够让工人跟党走，做斗争工具，可以为党劳动，曾经给过中国工人“铁饭碗”、福利保障和社会政治地位。然而“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指的是太子党、官员、白领、骨干、精英。中共自己的官方研究机构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亿。 而那些曾经“党叫干啥就干啥”、把汗水和青春都奉献给了党的工人们，原以为一辈子都可以捧着铁饭碗，却被党毫不留情地抛弃，还送了一个好听的名词——“下岗”。国有企业数千万工人失业，工人在丢掉工作的同时也失去了单位提供的一切社会保障，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保健、退休金等等。不但如此，工人对下一代的希望也被无情地击破，大学的学费工人家庭无法负担，就算是好不容易供到毕业，工人的子女没有靠山，也很难找到好工作。
军队是中共的命脉，党指挥枪，党指到哪就打到哪。对于每个士兵和军官而言，党叫干啥就干啥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共军队的退伍军人条例和待遇规定都是由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政策条文发布，随时可以变。一无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保障，二无统管全国退伍军人的部门或机构，中共用完后撒手扔回社会，士兵退伍“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基本上没有后续的福利待遇。伤残军人更是无依无靠，找党中央去上访也无济于事， 给北京的申诉信被上级转发下来以后，地方官员不屑一顾地说“是一堆废纸”，“告到联合国也没用” 。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们，除了能呆在部队的，当了烈士的，家中亲人的生活中共基本不管；伤残活下来的，大多回到了农村，日子都过得穷困潦倒，晚景孤苦凄凉；当过俘虏后归国的，二三十年不能抬头做人。对越作战中，当年的“孤胆英雄”、“一等功臣”现在已经无人问津，死去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抚恤金800元到1000元不等，一次了帐，家属日后生活不闻不问。云南麻粟坡烈士陵墓园埋葬着957位老山作战牺牲的士兵，其中300多位的家属二十多年从未来过，大部分是因没有路费而不能前来，有些家属来到陵园竟没有路费回家。
“党叫干啥就干啥”在今天的一个表现是追逐财富，因为中共希望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而放弃其它的权益。而且共产党也一改以前的“消灭剥削阶级”的政策，连资本家都允许入党了。在平均身价达22亿的中国顶级富豪中，党员比例高达48.5%，近半数顶级富豪为中共党员。然而在做了党的经济工具、为党忠心效劳之后，一旦分赃不均或者某处关节没有打点好，就立即面临牢狱之灾。牟其中、杨斌、周正毅、李经纬、张海等等纷纷锒铛入狱，“中国富豪榜”成为“中国囚犯榜”。利用共产党富起来的人，纷纷把子女财产转移到海外，因为教训已经太多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曾经拥护共产党的“资本家”们被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就是明证。
上面谈到的是卸磨杀驴的部分，到了关键时刻，中共为了保护自己，连能用的工具都可以牺牲掉。文革结束时，在全国军管干部中有17人、警察793人共810人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为蒙骗家属给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单，以隐瞒内幕，杀人灭口。当时的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则在追查开始之前就畏罪自杀了。无独有偶，江泽民也曾经通过美国的亲信试探法轮功口风，提出可以像文革一样枪毙一些打死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来偿命，换取法轮功不起诉，还说可以比文革处理得更严厉些，可以死多少法轮功学员就枪毙多少警察。
在每次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共都表现出“弃善从恶”的行为特征。然而中共行恶，必然假手党员个体，中共垮台以后，为罪行承担后果的也必然是党员个体，就像当年纳粹德国战败，纽伦堡审判的对象是纳粹党徒一样。也就是说，那些“党叫干啥就干啥”，以“执行命令”、“执行公务”为由，帮助中共作恶的人，也许现在可以依赖中共政权的保护伞，暂时逃过正义的审判，可是中共垮台以后，每个人都将面对法律的制裁和正义的审判。那时，就再也没有中共的保护伞可以依赖了。
不仅如此。人间的法庭之上，还有天理的法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道家讲“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佛家讲因果关系，“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做了什么自己都得去承受后果。老百姓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古今中外善恶有报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从历史来看，那些做了中共工具的人，不管当时如何风光，下场都是很凄凉的。这又何尝不是天理报应的体现？
人性中善恶同在，面对大的选择，心里常会有善恶交战。而在共产党员身上，情形要更复杂一些，因为党员都有“党性”和“人性”的双重人格。“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号召的是压抑、灭杀人性，为了中共的独裁利益而行恶。在共产党恶贯满盈、迅速走向覆亡的今天，固执地“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其实是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表现。
守住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让正念而不是党来主宰自己的行为，退出中共，洗清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印痕，才能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
(大纪元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