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熟悉的党话要算“同志”了：张同志，王同志，老同志，小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好同志，新同志，家长同志，领导同志，司机同志，局长同志，甚至主席同志……更有影视作品中的经典台词和生活中的习惯用语：“同志，我可找到你了！”，“同志们，冲啊！”，“一条战线的革命同志”，“同一个战壕的革命同志”，“向某某同志学习”，“向某某同志致敬”，“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一词的使用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都不觉得它是共产党的词了。

有人从中国古籍中或者成语中找到几丝“同志”的踪迹，但应该说被共产党流行起来的“同志”一词并非中国古已有之，而是一个外来词。考证起来，“同志”来源于英文单词comrade，常见于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日本人最先用“同志”来翻译comrade，后来引入中国，作为对于志同道合（特别是指在政治方面）的人的称呼。十九世纪末，清光绪皇帝在筹划“戊戌变法”的时候，就对变法派的大臣采用了“同志”这一称呼。在同盟会以及以之为基础而创立的国民党内，“同志”一词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但是“同志”在国民党内使用的时候，更像是一个普通名词而非称谓用词。在使用称谓时，依然采用“先生”、“女士”、“小姐”等。例如：“张先生是我们忠实可靠的同志”。

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涵义。1923年以后，在中共内部以及与外国共产党及工人组织之间，互称“同志”也多了起来。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同志”一词在中国大陆地区普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中共头目在1959年还专门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在其党内一律称“同志”。实际上，同志的外延早就扩大了，使得这一称呼并非仅仅在党内使用，而是成为公民彼此之间的一般称呼了，并习惯将这一称呼放在对方姓名之后，甚至放在职称之后，成为一种最经常使用的称谓。例如：“张同志是忠实可靠的”，“部长同志”，“工人同志”，“妇女同志”等等。

中国传统社会流传下来的人际交往时的称谓消失了，都被“同志”了，但是，“同”的是党的“志”。“同志”抽掉了人的自然属性，赋予人“集团”、“党派”、“帮派”的性质。这个称谓具有鲜明的选择意味，认同中共的意识形态，遵从中共的“革命”目标，服从党的领导的就是同志，背后掩盖的是对所有人自由的剥夺。人们天真地以为，彼此称“同志”反映了“革命队伍”中的平等和亲切。恰恰相反，“同志”让人失去自由意志而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词表面的平等背后是森严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同志”反映的是绝对权威，“小平同志”表现的是领导一切的地位，“江泽民同志”显示的是阴谋家的火箭窜升。什么时候中共干部把治下的老百姓看成过平等的“同志”？

中国自古对于称谓是很有讲究的。《论语．颜渊》记载，齐景公向孔子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君要象君的样子，臣要象臣的样子，父要象父的样子，子要象子的样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子路》记载，子路一次问孔子：“如果卫君有意让您来主政（卫君待子而为政），您将从何处下手呢？”孔子说：“那一定要从‘正名’开始吧（必也正名乎）！”“如果名不正，说起来便不顺；说起来不顺，就做不成事；做不成事，便不能兴礼乐；礼乐不兴，那么刑罚也不能中肯；刑罚不中肯，民众将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在传统观念中，制订并使用恰当的命名是“为政”（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出发点。恰当的称谓（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把人置于一个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当中，使人的行为有所依据。

语言不仅仅是思想的外衣，语言也能创造出物质现实。中共就是这样在废除传统社会以天然伦理为基础的称谓系统的同时，废除了传统宗法制度，把社会中原本定位有序的个人变成了无序无位的帮派教派成员。

把丰富的称谓简单化为“同志”，其实是共产党斗争哲学的需要。“同志”一词也确实只是在搞暴力革命的共产党国家成为主流称谓。这一称谓在社会学上的特征为：（1）个体独立性差；（2）群体封闭性强；（3）社会包容性差；（4）较高不安全感。在中共的字典里，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就是另类，就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中共发行的毛选开篇即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共树立的几大“民主党派”人士，是中共政治上的“亲密朋友”，中共也都称他们为“同志”。“对同志要象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象严冬般冷酷。” “同志”这个称谓所具有的肃杀政治气味，人们也早已习以为常。凡是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被中共定性为敌人是什么样的情形。在上个世纪中期，若你“成分高”（出身于“地主”、“富农”或“资本家”家庭）或有点儿历史问题什么的，长期蔑视你的人称呼你一声“同志”，你能激动得浑身发抖。

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可能会面临着失去“同志”资格的危险。如果胜利的一方认为对方仅仅是犯了错误，哪怕是严重的错误，失败的一方通常还可以保留党籍，并且尽管很少再有机会出现在官方文件中，但是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例如讣告），官方文件依然会称他们为“同志”。如果胜利的一方认为对方的性质比犯错误更严重，失败的一方通常会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今后的官方文件也不会再称之为“同志”了。同样，在共产党的国际政治中，是否使用“同志”这一称呼，也反映了两国是否还属于同一阵营。

典型的“同志”既无个体意识，也无社会公民意识，承担不了正常社会中公民应负担的责任，剩下的仅仅是对上级帮派组织中共的服从。众多“同志”不能构成正常意义的社会，仅能构成团体和宗教。这个团体采用控制的方式拢住人心，并执掌国家政权，把社会变成邪教式的封闭体系。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共历史上，众人在挤进“同志”行列的同时，不惜把他人打成敌人，以至人人为敌。

这个称谓通过千百万次的“称呼－应答”的实践，具有强烈的暗示诱导作用，使人们加深对中共集团的认同感。《九评共产党》揭示出中共是一个害人的邪教，“同志”的称呼就是这个邪教团体对其信徒的召唤和控制。每次你对“同志”的称呼做出无所谓的应答，就是承认了你的在教身份，就加强了邪灵控制你的那个无形的纽带。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在党、政府和军队内部的正式会议和文件中，人们依然会按照以往的方式来使用“同志”这一称谓，但在社会上的使用面开始缩减，一般人在正式场合相互称呼不再使用这一政治意义非常浓厚的词，而是更多地使用“先生”、“女士”、“小姐”或者更显人情味的“师傅”等等。不过，人们在生活中以玩笑方式喊“同志”的情形仍然比比皆是。母亲叫不听话的女儿“小同志，你听着”，朋友聚会“来来来，同志们，干杯”，求人帮忙“都是革命同志嘛”。这种看似不当回事的叫法，却是党话对人民生活潜移默化的最深版本。只要人们乐于叫“同志”，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人们就在同共产党的志，就在坚持共产党的话语系统，就是在维护共产党的极权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