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列举的“同志”只是习惯了的党话的一个例子。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大多从小就生活在党文化造就的语言环境里，对党话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根本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不自然的。换句话说，人们还以为所有的正常人都是这么说话的。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党话是共产党为了建立并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刻意制造并推广的，因此在非共产党的政治体制里，并没有使用党话的需要；共产党到来之前的中国人也从来不是这么说话的。中共经过几十年的高压统治和封闭灌输，不光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强烈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话语系统。目前中国大陆社会人们讲话的语言中，相当大比例都是被中共改造过或是中共造出来的语言，而且是张口即来。
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些典型的党八股词。需要强调的是，党话中的词汇、语句并不一定都是共产党造出来的，或者是共产党统治的社会所特有的。凡是在党文化中被加入了特定含义，并服务于共产党统治的词句，都可以归为党话。比如“团结”一词通常表示不同的个体为了共同的目标结合起来，在其他语言中也有意思近似的词。但在党文化的斗争哲学中，“团结”被加入了特定的含义。被宣布为“团结”的对象者，在政治上往往不属于中共定义的“自己人”，但又不属于敌对的一方，比如所谓“民主党派”就是中共“团结”的对象；党文化中常用的“团结大多数”隐含的意思是，“极少数XXX分子”不在被“团结”之列，因为他们是打击、斗争的对象；当中共宣布党的XXX会议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并不表示会中没有不同意见，而是宣示“以XXX为首的党中央”是这次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与“党中央”不同意见者已遭到整肃，或者至少目前没有机会表达不同意见。也就是说，在党文化中“团结”一词已经被加入了服务于斗争哲学的特定含义，所以称之为党话词语。
1）会议精神、路线、认识、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传达、领会“XXX会议精神”、“统一认识”、“坚持XXX路线”等等用语，对于生活于一个正常社会的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人们的身份地位不同，理想信仰不同，兴趣爱好不同，为什么大家要走同一条路？为什么要统一“认识”、要传达、贯彻XXX精神？中国古代的儒家讲“君子和而不同”，西方谚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都是说要有包容的精神，尊重不用的意见和选择，这样组成的社会才丰富多彩。
中共不断变化自己的立场原则，走的不是直线，而是曲线、圆圈，不断改变方向、甚至多次走回头路，可是在每一个历史时刻，中共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唯一的正确“路线”。中共“路线斗争”往往你死我活、残酷无情、肮脏无耻，“反动路线”的追随者下场悲惨，“正确路线”拥有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每次中共路线斗争结束，胜利的一方都会宣布落败的一方犯了“XXX主义”的错误，左倾、右倾、左派、右派、形右而实左、形左而实右等等。总之，只有胜利的一方走在了“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对于一般百姓而言，他们的角色是“思想汇报”、“提高认识”——最终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承认坚持和追随“路线斗争”中胜利的一方，向党表忠心。
一般的会议都会有一个决议。因为大家对同一件事的认识有分歧，或者什么事需要很多人一起协调去做，才有开会的必要。人们在会上进行沟通，达成共识，形成决议，会议过后按照决议按部就班地做事。如果在会议上意见得不到统一，那么最终往往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怎么做。通过投票产生的“会议决议”是不同方面意见妥协的结果。虽然可能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满意，但这也是民主的议事方式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会议的参与者也完全明白这一点。而“会议精神”就不同，它是在开会以前就存在的，代表了“党中央”、“党的上级组织”的意见，跟会议参加者的看法无关。参加会议的人只能“领会”会议精神、“传达”会议精神、“贯彻”、“坚持”会议精神，却决不能质疑会议精神、挑战会议精神、反对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人只不过是被支配的木偶，牵动木偶线的是躲在后面的中共。如果人们有不同的看法，那就需要“提高认识”，最后达到“统一思想”，服从中共的精神控制。
在党文化中，这一组词语的功用是通过反复使用而强行进入人们的习惯语汇，最终在人们潜意识中形成条件反射般的对应行为，从而无法觉察到自己已经被变成失去自由思想的空壳。
2）领导、单位、组织、档案、政审、户口——监控严密的组织形式
时下在年轻人的流行语中，“领导”这一称谓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用来指称“老婆”。人们常常听到某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称，“这事得回家请示一下领导”。这反映了“领导”在党文化中特殊的广泛意义。在正常社会里也有“领导”——如老板、主管、经理等等，但他们的管辖仅局限于业务范围之内，反对领导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被“炒鱿鱼”。可是，在党文化里，“领导”管辖的范围大得多——差不多“老婆”能管的事情，“领导”都要插手，老婆想管而管不了的事，“领导”也能管，从评职称、涨工资到结婚、离婚、生孩子、孩子入托等等。反对领导不仅仅是丢饭碗而已，还可能面临“挨整”，要在所有同事面前抬不起头，还可能在档案里被塞进黑材料，走到哪里都摆不脱。
“领导”之所以能无所不管，主要原因是中共治下的社会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单位”里。基本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部都需要通过“单位”来解决，或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在“单位”里，每个人都有一本神秘莫测的“善恶簿”，叫做“档案”，其中记载了一个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大大小小的奖、惩历史，从戴上某政治“帽子”到摘除“帽子”，到某次有“生活作风问题”……几乎事无钜细，全被记录在册。一个人要想“调动”离开某“单位”，需要接收“单位”发“调令”，如果本单位“领导”不同意，可以卡住“档案”不放。最令人恐惧的是，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看“档案”的，所以这个“档案”永远保持神秘，当事人无从知道“单位领导”把什么材料塞在了里面。还有一个与“档案”紧密相连的过程叫“政审”，这个过程中“领导”可以调阅审查某人过去所有的社会活动记载，需要时还可以动用人力到各“原单位”一一核查，目的是审核某人“对党的忠心”，直接决定其是否能提升或参与“重要工作”。
有了“单位”，党只要保证“单位”的“领导”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即可轻易控制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人。
中共派驻“单位”的代理机构是“组织”。“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角色常常热泪盈眶地说，“终于找到组织了。”现在人开玩笑时也经常这么说。“和组织失去联系”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事情找组织”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相信组织相信党”，“组织结论”，“组织上会弄清楚的”是中国人自我心灵安慰中常说的话。“有组织”常和“有计划、有预谋”联系起来。“法轮功有组织”是个罪名。“组织上”表达了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党组织”是对敌斗争的指挥部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归属感、孤独感、安全感、不安全感、信赖感、绝望感、崇拜感、犯罪感等等，都被党话灌注到“组织”这个词里。构成“组织”的个体是“同志”。“党”把社会划分为“单位”，以便于“组织”全方位地附体在社会的肌体上。
此外，中共还通过“户口”进一步控制社会。“户口”、“暂住证”大概相当于西方国家的“绿卡”、“短期工作签证”之类，只不过限制对象是本国公民。这对于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十三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的中共政权来说，可以说是莫大的讽刺。
总之，“领导”、“单位”、“组织”、“调令”、“调动”、“档案”、“政审”、“户口”、“暂住证”等等一系列党话词语，反映了人们处于中共严密的邪教组织监控之下的生活特征。它们时时在提醒人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体制外”几乎没有生路。在传统中国社会，一个人哪怕得罪了上司，大不了还可以回家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就算得罪了皇帝，还可以隐姓埋名，亡命天涯。但在中共严密控制的社会，“单位”、“调动”、“档案”、“户口” 等等使这一切都不再可能。虽然今天“单位”、“调动”在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党文化形成的思维模式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成型，由此派生出的常见党文化思维依旧阴魂不散，比如“跟党作对没有好下场”，“党给了我饭吃”，“党把我培养成为一名×××”等等。
3）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劳模、上级、代表、委员会——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
中共建立的社会具有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在这里，“党”的意志至高无上，因此党的政策无需讨论也不能讨论，人们能做的只是“宣传”、“贯彻”、“执行”，而且“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优秀文化的传播靠的是其本身的吸引人之处。中共虽然号称“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可是并不是真正地为民众谋福利，因此制订的政策往往违背民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才需要“宣传”、“号召”人去做这做那。积极响应党的“宣传”、“号召”，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被称为“劳模”、“标兵”，他们实际上是这个等级社会最底层的“螺丝钉”。中共的“宣传”、“号召”以暴力为后盾、以利益为诱饵、以欺骗为手段。“贯彻、执行”的是中共的意志，跟到底应该怎么做无关。如果有了成绩，那是认真“贯彻、执行”的结果，出现失误、造成事故，则是因为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或者“把党的方针、政策教条化”的结果，反正党的方针即“真理”。
在“单位”之上有“上级单位”、“领导”之上有“上级领导”，最后一直到“党中央”。“中央”文件、“会议精神”下达到哪一级，哪一级可以接触部分海外资 讯、可以享受什么待遇，都有严格规定。“党中央”是“真理”的化身，而“上级”比“下级”更接近“党中央”，所以也就更接近“真理”。因而“上级”来到 “下级单位”就代表党的意志，叫做“指导”、“视察”、“慰问”，“下级单位”要记录其“讲话精神”，要“请示”、“汇报”。尽管有时“老上级”、“老部下”还可用于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这并不消除他们之间的等级差别，而且“上级”、“部下”之间的纽带仍然是高高在上的“党”。
在正常社会，人们通过选举自己的民意代表（比如议员），参与社会管理、发表意见，民众可以随时自由地与民意代表沟通意见。如果选出的代表不能令人满意地履行其职责，民众还可以在其任期到达之前动议罢免。但在中共治下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高高在上的中共大笔一挥：我代表人民群众……可是人民群众并没有让中共代表。中共先把敢于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划到“广大人民群众”之外，作为“一小撮”严厉打击，然后宣称自己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共曾经“代表人民”杀害了上百万“人民”中有财产者（“地主”、“富农”、“资本家”）、也“代表人民”饿死了上千万“人民”中无权无势者（如“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中国社会也有为中共充门面的“人大代表”，可他们不是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而且其主要职能是“代表”中共而不是代表人民，让他们“举手通过”中共的决策、粉饰中共的极权本质才是他们存在的真正目的。
各色各样的“XXX委员会”、“XXX办公室”是中共等级制度中直接听命于中共高层的特权实体。比如中共的“政法委员会”的职责据说是“对政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协调 ”，“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确保政法部门的执法活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问题是司法、执法部门本来只要严格按法律规定行动即可，在各法治国家皆如此，何须在法律之外“统一思想”、“坚持方向”？实际上“政法委员会”的职责就是确保当正常的法律活动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政法部门坚持“党性”而不是坚持法律原则。与此类似，“六一零办公室”的设立，就是为了能够运用超越于法律之外的手段对付法轮功民间信仰团体（不然只要公、检、法就足够了，根本不必成立“六一零办公室”）。再比如各地的“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办公室”就具有在法律之外抓人、抄家、强行结扎、流产等等权力。
当人们习惯于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劳模、上级、代表、委员会等等党话词语的时候，实际上加强了中共建立的这个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更便于这个金字塔结构之巅的“中央”对全社会的控制。
4）奋斗、自我检查、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煽动斗争为“党”充电
“运动了！运动了！”电影《芙蓉镇》结尾中，疯了的王秋赦终日敲着破锣发出的嘶哑叫喊令人心悸。从“肃AB团”、“延安整风”、“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尊法批儒”、“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段自由化”，到“镇压反革命暴乱”、“反法轮功”……从中共诞生之日起，“运动”不曾停过、斗争不曾断过。斗争哲学是中共夺取政权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共的邪教生存方式，不断斗争可以淘汰异己、培养成员的“党性”，为党充电、补充能量。人们习惯的党话包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斗争精神、你死我活的斗争、对敌斗争、一场……的斗争、斗争的依靠力量、斗争的打击对像、“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毛泽东语）。
受党话影响，在现代中国人的语汇里，人们已经不自觉地把斗争当作生活常态。比如人们要努力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习惯性地会用“奋斗”这个词。“为……而奋斗”，“经过多年的奋斗，我终于……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正常人干什么事只需要努力即可，为什么要去斗呢？又比如在很多中国人的用语中，“妥协”被视为贬义词，它往往和“投降”联系在一起。可是“妥协”这个词本来是中性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谈判，最终往往是参与各方做出让步、妥协，才能够达成谈判结果。在国际社会中，发生冲突的双方互不相让的结果往往是战争、流血，所以首先承诺放弃武力、主动做出让步、妥协并促成冲突缓解甚至和解的一方往往被提名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在党文化中，斗争被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妥协”是缓和矛盾，“阻碍”历史进步，所以就成了贬义词。
“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共开展斗争的手段。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党文化中的“自我检查”、“自我批评”和传统文化中的“内省”截然不同。后者是内心的自觉修正过程，其参照标准是传统的道德规范（实际上也是普世的价值规范），如“仁义礼智信”，目的是达到精神的升华、内心的纯净，放弃低俗的欲望和追求；而中共的“自我批评”或“自我检查”则是斗争手段，其目的是“统一思想”、开展斗争、清除异己，参照标准是对中共的教条，但是由于中共的教条是不断变化的，“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九评共产党》），所以这个参照标准实际上成了对党的忠心程度，前提是“党总是对的，错的总是自己”。所以“自我检查”者要扭曲自己的观察，通过自我检查，给自己强加一个罪名，以此表示对党的毫无保留、一片忠心。“自我检查”、“自我批评”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自觉净化自己的心灵，而是为了某种政治或物质利益被迫扭曲自己的心灵，以期通过“党的考察、考验”。
另一方面，实际生活中的“自我批评”往往还是为了“批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熟悉这样的场景：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某党员先说几句自己“性格急躁，工作方法需要改进”之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开始连篇累牍地批评、攻击别人。其特点是向外找，鼓动人与人互相攻击。
这些党话对人们思想行为潜移默化的改变起到了很大作用。习惯于党话的中国人，自觉在日常生活中“以斗争为乐”，并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挖取尔虞我诈的整人术等糟粕加以应用，“和为贵”的中国传统就这样被变异成了“窝里斗”的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