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汉语书写系统的高度稳定性，对于保持华夏文明的稳定与统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长、传统深厚的国家，语言规范行为的谨慎与适度，就显得尤其重要。

然而中共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却不是保持正统文化的完整与纯正。恰恰相反，为了铲除一切妨碍中共建立独裁统治的障碍，中共需要迅速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并且给人们灌输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等等邪说。于是，中共动用国家政权，进行超大规模的语言整肃。以国家机器用一切手段把党话推行到全国，是党话系统建立的根本特点。

1）党话的来源

概括起来，党话主要有六个主要来源：成批翻译、党魁制造、组织伴生、系统编纂、文人帮闲、大众合作。

马列主义是一种外来学说，最初的党话必然以翻译著作为载体。1897出版的严复译《天演论》第一次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了中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了铺垫。1919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译本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党话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共成立以后，把翻译马恩列斯著作和苏共文件当作其基本工作的一部分，专门设立“编译室”、“编译局”等部门。在延安被杀的王实味就曾经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中共意识形态的基本词汇就是从这些翻译著作中来的。

中共党魁是党话的另一个主要制造者。毛泽东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有意识地制造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党话。和毛同时或后来的中共党魁如法炮制，试图通过制造“新话”奠定自己理论权威的地位，从而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走资派”、 “四个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等就是这些党魁制造的新话。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需要为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中共领导人个体同样需要给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由于几乎每一任中共领导人都留下了血债，因此他们的下任有必要跟前任保持一定距离，但他们又不能突破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预先设定的底线。华国锋就是没有摆正两者的关系，没有撇清和毛的关系，提出“两个凡是”以后不久就被迫下台。

中共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伴生”的党话是指伴随着中共的组织形式和常规活动而孽生的大量语汇。这些词汇有些是中共生造出来的；有些是汉语词汇或是来自德文、俄文、日文的藉词，但经过中共的长期使用，全部沾染了强烈的党文化气息。因为这些词和中共的组织运作相伴而行，构成了中共组织内部上传下达的文件的坚硬内核，因此可以说是最隐蔽、但却最强有力的党话。本文上半部分重点剖析的“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就属于这一类党话。

系统编纂。中共控制一切宣传机器、文教部门、科研机构，只要中共党魁或者“党中央”定下所谓“路线、方针、政策”，这些机构就开足马力发挥论证，直到把它们打扮得冠冕堂皇。中国大陆出版的大量《马克思主义XX学》、《毛泽东的XX思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之类的书，就是把“革命导师”关于某一问题的片言只语收集起来，再由那些“吹喇叭”、“抬轿子”的御用文人铺排加工成厚厚的大部头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也制造出大量党话。

文人帮闲和大众合作也是党话的来源。邪党的文人为了媚上邀宠、升官发财，主动配合中共制造党文化垃圾。大众生活在一党专制之下，或顺从或无奈，也参与了制造党话的过程。比如，中共文人制造的“传统文化阻碍现代化”论调就是“文人帮闲”的一个例子。又如，中共自己喊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近年老百姓接受中共暗示，自己说出“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样的话，就属于“大众合作”的范畴。

2）党话的形成和演变

透视党文化，要注意其中的变和不变。共产党的理想大旗在变，方针政策在变，打击对像在变；但其专制独裁永远不会变、邪教属性永远不会变，流氓手段永远不会变。因此，虽然不同阶段的党话与中共的政治运动紧密相关，呈现不同的特点，但其间存在着一个坚硬的内核，这个坚核更能代表中共的本质特性。

中共党话的发展大致可以分如下几个时期：

（1）1919－1937，党话草创阶段

1919 年《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版。中共成立之初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一个支部，因此早期的中共从理论基础到组织形式，唯共产国际的马首是瞻，除翻译词汇以外，基本没有形成有特色的党话。这时的中共，武装称“红军”、根据地称“苏区”、割据政权称“苏维埃”，十足的苏共应声虫。

（2）1938－1949，披上中国化外衣

毛泽东因为党内斗争的需要，窜逃延安以后，急于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1938年的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后通过延安整风，毛一方面用自己新发明的党话打击政敌，一方面给党员干部洗脑；一边反对“党八股”，一边把自己的私货当作标准文风固定下来。党员干部被迫熟读背诵中共领导的话语，中共集团语言雏形初成。

（3）1949－1966，攫取话语霸权

中共攫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同时攫取了这块土地上的话语霸权。所有标准话语产生的机构——出版、新闻、学术、教育，都由官方占有，并配备中共独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属宣传系统、干部培训和组织生活系统、中央和各级党校等思想教育机构。党话被强制推广到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各个年龄。党话不光被合法化、而且成了唯一合法的语言。中共开始用党话全面扫荡传统文化。

（4）1966－1976，党话大爆发

文革十年是党话的大爆发、大检阅、大示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唇枪舌剑的大辩论、檄文、诏书（最高指示）……语言暴力被发挥到极致，国人在心惊胆战中目睹了语言的摧毁性力量。党话全面替代了人话，中国人至此不会说正常人的话了。

（5）1976－1989，党话混合变异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对人民做了有限度的松绑，少量正常人的话被重新允许使用，比如八十年代初期曾有过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但是，由于中共在建政以后三十年的强力灌输，也由于中共在政治领域绝不放松，党话在中国人的话语系统里仍然具有支配地位，人们已经丧失了对党话的辨别能力和免疫能力。

（6）1989至今，衰败腐朽时期

江泽民时期，中国社会的表面浮华下面蕴藏着各种矛盾，生活无聊，道德低下，思想枯竭，改革倒退，社会千疮百孔，党话愈加空洞无物（“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贵州铜仁某屠宰厂标语），展示末代红朝的衰败没落。末代党话企图藉助西方术语、科技术语（XX工程）、和一些传统文化用语（德治）挽回自己败亡的命运。党话和大量民谣、政治笑话构成了奇妙的共生现象，表征着社会的全面腐朽和民众在绝望中自嘲的心态。

3）阶段性党话和制度性党话

根据某个语词的使用是否贯穿中共发展的各个阶段，可以把党话分成“阶段性党话”和“制度性党话”两类。阶段性党话是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创造并使用的党话，具有暂时性和易逝性。制度性党话则贯穿了中共建立以后的各个时期，是最核心、最重要、最能体现中共的本质属性的党话。阶段性党话表现了中共的“变”，制度性党话表现了中共的不变。如果说阶段性党话是流动的泥沙，那么制度性党话就是坚硬的河床。中共的欺骗性体现在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阶段性党话上，每次政治运动一过，就通过迅速淘汰阶段性党话，做出改头换面的假相。那些认为“中共变了”、“今天的中共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共了”的人，都是没有认清阶段性党话和制度性党话的关系。

不间歇的政治运动带入大量的生造词语，举例如下（表四）：

　　

制度性党话是围绕着党的运作而产生（组织伴生）的一些语词，如“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这些词直接规定着“党”的强权地位、组织结构、思想控制、统治手段、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是最能体现中共的邪教属性的党话。

4）党话和正常人的话的关系

（1）党话附着在民族语言上

中共并没有创造一种语言，而是采取了继承民族语言的基本形式、塞进党文化内涵的方式，从内部变异中国的民族语言。因此，被党话附体的现代汉语，语音变化不大，基本词汇还在使用，句法的变化主要是白话文运动以后汉语欧化的结果。中共操控下的对汉语的整肃和变异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创生大量新词

如：苏区、边区、红军、斗争、长征、统一战线、整风、土改、互助组、合作化、公私合营、肃反、下放、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鞍钢宪法、大庆、铁人、大寨田、龙江风格、红卫兵、样板戏、走资派、造反派、大联合、工宣队、支左、大批判、大鸣大放、清队、革委会、红色娘子军、粮票、布票、油票，阶级烙印、政治挂帅、东风压倒西风、两手抓等等。这些词是共产党在日常运作和政治运动中生造出来的，虽然使用的是汉语语素，但本质上和民族文化格格不入，具有十足的党文化色彩。

（3）扭曲汉语语意

一些本来就存在的汉语词汇，经过中共的长期扭曲使用，词义被歪曲，被歪曲了的词义再被中共的词典固定下来，当作该词语的基本义或基本义之一，如是积非成是、陈陈相因，人们还以为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这样的，对其中的党文化因素冥然不觉。

如：书记（原意是书记员，一种跟秘书差不多的职务。中共标榜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把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中共邪教教主称为“书记”，给人一种“亲民”、“为人民服务”的错觉）、检讨（原意是检查研讨，这个意义在台湾还在使用。逼人“检讨”是中共对党员群众进行思想强奸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中共统治下，从基层党员到中央领导、从小学生到老教授，几乎都有被逼写“检讨”的经历。在“检讨书”中，人们被迫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深入挖掘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向 “党”表决心，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迷信（人只要入迷地相信了什么，就是迷信了，这个词本身没有反义。人就在迷中，区别只是“信”和“不信”而已。如果迷中的人能够信神佛，信天理，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训，那整个社会就会处在比较高的道德水准，对其中的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中共强行把“愚昧”、 “落后”、“反科学”等内涵灌进“迷信”这个词，不光变异了汉语，也败坏了社会道德）、觉悟（原本是一个具有修炼文化色彩的词，指人们通过修炼而具有大智慧和大能力，“佛”在梵语里的本意就是通过修炼觉悟了的人；共产党把这个词和党员被洗脑的程度联系起来，党性压倒人性就是“觉悟高”，否则就是“觉悟低”）等等。

中共把某一类词的比喻义变成常见义，使这些词也染上党文化色彩。比如：包袱（原意是包裹，现在经常指思想负担。被中共洗脑的人常常面临“党性”和“人性”的激烈冲突，中共的“政治思想工作者”通常会劝告此人“放下思想包袱”，意思是只要放弃人性，就不会有良心的煎熬了）、辫子、帽子、棍子（“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是中共政治运动中常用的手段。揪辫子是指抓住政敌的把柄；扣帽子是指给政敌和打击对像安上一个吓人的罪名，如“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攻击毛主席”、“右倾”等等，从而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然后再放手打击而没有后顾之忧；打棍子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中共是一个控制极其严密的邪教组织，它把控制军队的方式推广到控制全社会。反映在语言上，就是很多杀气腾腾的军事用语成为日常通用语，这也是海外华人和港台人士觉得大陆人说话杀气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常见的有“队伍”（指集体、团队）、战线（指某一领域，大陆有一种学术期刊，就叫《社会科学战线》）、“兵”、“战士”（指成员、工作人员，往往与“战线”搭配使用，如“党的交通战线的一名新兵”）、“消灭”（指吃完、做完等，如 “你把这个菜消灭了”）、“歼灭战”（指完成任务，如“咱们打一场歼灭战！”）、“战斗力”（“我没有战斗力了”的意思是“我吃不下了”）、“打扫战场” （指善后工作）、“精兵简政”（指裁撤冗员）等等。

（4）改变词汇的感情色彩

党文化和正统文化的价值观截然相反，以假为真，以恶为善，以丑为美，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中共把一些词的褒贬含义完全颠倒过来。“斗争”、“战斗性”一类词从来没有被正常人类文化歌颂推崇过，可是中共把它们当作最正面的思想行为肯定推广。同时把一些本来具有美好意义的词或者中性词注入反面的内涵。如“善人”（中共在“土改运动”常用来指“地主”，如“王大善人”、“李大善人”。中共对“地主”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因此“善人”被变得几乎和“恶人”同意）、“忠恕”、“仁爱”、“礼义”、“孝悌”、“清官”、“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中共把这些说成是“封建主义”的）、“人性”、“民主”（中共称之为“资产阶级”的）、“锦标” （“锦标主义”是指只注意提高工作技能但缺乏所谓“革命性”）等等。

（5）改变词汇的联想含义

词汇的意义包括理性意义、情感意义、搭配意义、联想意义等。联想意义是指某一个词经过反复大量使用，和某些意义产生了近乎必然的联系，一提起这个词，人们就会联想起一句话、一个社会场景、甚至一种文化氛围。

比如，红色本来是一种普通的颜色，可是因为中共用红色指代“革命”、“革命性”，因此一提起红色，人们就可以联想起跟共产革命相关的大量信息，如“红色江山”、“红色接班人”、“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红色旅游”、“红色记忆”、“闪闪的红星”等等。

由于中共对社会控制全面而严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规模巨大而持久，这一类词的数量很大，只不过程度有区别。例如，“风雨”(指斗争，如“经风雨，见世面”)、“货色”（指东西，如“资产阶级的陈旧货色”）、“算盘”（指计划、想法，如“敌人打错了算盘”）、“外衣”（指外表、伪装的东西，如中共说林彪 “披着马列的外衣，大行孔孟之道”）、“阳光雨露”（中共美化自己时用来比喻“党的关怀”）、“问寒问暖”（经过中共长期宣传，这个词常常使人想起中共干部“关怀人民群众”）等等。

（6）人为淘汰、边缘化语汇

在建立党文化过程中，中共一方面捏造新词或者扭曲、滥用汉语词汇，一方面人为淘汰或者边缘化传统文化中的词汇，比如修炼用语（太极八卦、河图洛书、阴阳五行、丹经道藏等）、传统道德语汇（因果报应、仁义礼智信）等等。“因果报应”在传统社会中几乎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对民众道德水平和社会秩序的维持发挥了极大作用。在党文化中，这个词没有被彻底废弃不用，而是被蒙上了反面的内涵，成为被贬低、轻蔑、嘲笑的对象。

（7）句式、篇章和修辞

党话还表现在一些特殊的句式、行文方式和修辞手法上。中共的斗争性渗透在语言方式里，就表现为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有话不好好说，正话反说，多用反诘句和反讽句，使谈话对方陷入被动而尴尬的境地。

在论证一个道理的时候，受党文化影响的人不是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地讲道理，而是诡辩，强词夺理，得理不饶人，没理狡三分，盛气凌人、态度嚣张。有人曾指出所谓“毛语体”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或多或少渗透进普通中国人的话语方式中。这些特点包括：

第一，定性。如：“XXX是什么人呢？是西方反华势力的走狗。”第二，群体称谓。其好处是无法证明他在捏造，而且不用负任何语言责任。如“众所周知，广大中国人民都早已识破了他的真面目”。第三，举证倒置。就是把举证的责任推给对方，事实上自己无法证明却弄得好像别人无法证明，最常用的词是“不可告人”或 “别有用心”。如“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第四，一律证伪。对实在无法反驳的就冠以“虚伪”、“恶意”、“假新闻”等。比如“他口口声声说XXX，实际上都是虚伪的，只有我们党才真正维护XXX”。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曝光后，中共“新闻发言人”狡辩说，“最近境外一些媒体报导我国器官移植医疗活动时编造虚假新闻，恶意攻击我国的司法制度。”第五，总结，不给对方留下任何后路。如“不论他如何狡辩，也否定不了他XXX的本来面目”。第六，自我贬低，做“我是流氓我怕谁”状。如“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无情地打击他这样的反动派，不讲任何温情”。

渗透着中共变异、邪恶思维方式的语句和篇章，可以是由中共的独特语词组成的，也可以是普通的语词组成的。不管怎样，这些语句和篇章是党文化的思维方式组织起来的，全都带有鲜明的党文化烙印。

（8）党话是一个系统

语言是作为系统存在的。一个词的表意方式和使用方式受着整个系统的制约。党话也是作为系统被建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共创造了大量的语词（以及语词指称的制度等），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语词、传统文化的语词、外国文化的语词被重新组织在党话系统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因此，在中国人目前使用的语言中，汉语原有的词汇在数量上固然仍不少，但由于中共强烈地改变了汉语语义场和语用空间，这些普通的语词也大都具有了党文化的色彩。

“党”像一个强引力场。就像黑洞闯入太阳系会瞬间改变太阳系内的星体排列方式一样，“党”闯入中国的话语空间，也改变了汉语语义场和汉语词汇的表意方式。“党”又像一个强污染源。党文化所到之处，正常人的话也难免被沾染上毒素。

5）党话的实质是中共把帮派黑话强制推广给全体社会成员

中共从起家开始就是一个流氓帮派，只不过后来夺取了政权，“窃国者为诸侯”，帮派政权化了，邪教国教化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因此即使放大想像力，人们也一般想不到这儿，或者根本不敢往这儿想。《九评共产党》第一次揭示出中共是反宇宙的邪灵、邪教和流氓，在一定意义上是开始了一个“正名”运动，让人们能够以正确的眼光看待中共。

因此，党话实质上是一种黑话，或曰“集团方言”、“政治方言”。中共推行党话的实质，就是把帮派黑话强制推广给全体社会成员。

黑话又称秘密语，是在某些黑社会、帮派内部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一般没有独立的语音和语法系统，是依附在正常社会语言之上的一种语言变异现象。党话完全符合这个标准。

黑话具有交际功能、保密功能和识别功能。交际功能是指在帮派内部，黑话能起到达意和交流的作用；保密功能是指帮派外面的人不懂得黑话的含义；识别功能是指帮派成员根据某人是否使用、懂得该帮派的黑话判断他是否是“自己人”。值得注意的是，黑话的交际功能和保密功能是同时实现的，因为如果没有交际行为的话，就没有秘密可保；使用黑话能够对于帮派内部成员起达意的作用、而对于圈子外面的人则能起到保密的作用。

党话同样具有这三个功能，不过党话发挥作用的方式更复杂。人们熟知的文革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黑话台词，“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从字面上完全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必须知道黑话解码规则的人才能听懂。可是后面的“脸怎么红了”和“怎么又黄了”，既像正常人的话，又像黑话，可以做两个层面的解读。中共的党话这两类都有。前一类包括 “三反分子”、“三名三高”、“三搞一篡”、“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三个面向”、“三个有利于”、“三讲”、“三个代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强化一个意识，完善两种机制，实现三个转变，牢牢把握三个原则”等等，如果不是经过解释，正常社会的人看到或听到这些词完全不知所云（即使经过解释，理解起来也十分吃力）。另外一些词，看起来也像正常的语词，可是中共赋予这些词独特的含义，对这些词不能按字面意思去理解。中共党话的复杂之处在于，同一套党话，用不同层次的解码方式，可以解读出不同的意思。越是处于中共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掌握的解码方式层次越高，就越能看出中共党话的真实含义。比如，最近中共高喊“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没有掌握黑话解读方式的基层党员和普通百姓可能觉得共产党要为人民群众办实事了，可是中共的中层干部掌握了一定的解码手段，就会比较准确地把它理解成“现在进入了‘和谐压倒一切’的时期，要是谁胆敢上访上告、鸣冤叫屈，发出‘不和谐音’，党的专政机器可不是吃素的！”中共的权力核心掌握了最高级的解码工具，他们知道“和谐”、“人本”的最深层含义：退党大潮使中共的亡党恐惧放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两个口号也许能充当救命稻草，挽救中共土崩瓦解的命运。

(大纪元插图)

由于中共党话这种复杂的保密机制，很多外国人，包括很多专家、学者、政客都被中共蒙骗而不自知。一位国外学者通过分析《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和中共党代会报告用词特点并统计词频的方法来分析中共的政治走向。可是中共“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这位学者的研究方法无法看出中共的政治走向，最多只能看出中共撒谎的走向。

党话的识别功能表现在，通过一个人的话语方式，中共党徒可以辨认出此人是否属于党的圈子和他对党文化的认同程度。2000年发生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怒斥香港女记者的事件，使举世哗然。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就会发现香港记者的问话非常简短，可是就在这么简短的问话中，江就明确判定：该记者不认同中共的香港政策，于是破口大骂。[记者：江主席，你觉得董先生连任，好不好呀？/ 江 ：好呀！/ 记者：中央也支持他吗？/ 江 ：当然啦！/ 记者：不担心这会影响香港自治吗？/ 江：（破口大骂)]

2005年7月，“保先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向媒体介绍中共“保鲜”情况。有记者问到：“最近几个月，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些骚乱的情况，您是否能告诉我，中国共产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骚乱事件的？”李景田答道：“很感谢这位女士对中国农村情况的关心。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最近中国农村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把它叫作‘群体性事件’，而不是叫骚乱。”李景田也是一下子就辨认出这位记者不是中共帮派的成员。

长期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为了了解政局的真实情况，发展出阅读中共文件和报纸的超常本领。他们善于从字里行间、从领导人的排序、或者从某一个“提法”的变化来辨认中共的政治风向。中共垄断了人们的一切信息来源，人们出于不得已而这么做。他们也许可以发现政治变化的蛛丝马迹，但因为中共党话的解码方式也是不断变化的，这种“自发的解码”必然是片面的、有偏差的、甚至是差之千里的。更重要的是，中共这种肮脏的“搞政治”方式，连有点品味的黑社会都不如，我们怎么能允许它继续祸国殃民下去呢？

由于中共集团窃踞国家统治地位，党话这种“集团方言”、“黑话”，被扩大成一种“政治方言”。“政治方言”是人类语言学史上的一个罕见现象，在其他形态的社会中还从来没有发现过，它以集团的私利为核心，为政治目的控制言语交际的方式，传播着狭隘的甚至是邪恶的纲领、意识形态，用帮派操作的方式取代国家和社会运转的正常方式，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吞噬受控民族的精神和灵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