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年里，中共最高调吹捧的莫过于所谓“中国防疫模式”，可以说上至国家媒体，下至各大自媒体、公众号无不例外的对内（中国民众）、对外（世界各国）宣传其防疫政策之有效和“伟大”。

在2019年末，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现“不知名的传染性疾病”。在此期间，中共官宣称该病毒“可防可控，不会出现人传人现象”。中共对于一切敢于质疑并反对官方宣传口径的言论均采取“专制手段”以达成“和谐社会”的目的。例如在微信朋友圈内警示亲朋好友的李文亮医生不仅受到派出所警察的训诫，而且和其他几位医务工作人员、总共八人被中共官媒的中央电视台公开批评并且24小时滚动播放。正如战国谋士赵良预言秦国之灭亡：“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纣王诺诺以亡。”

历史的轮回从来不会放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不久之后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迅速蔓延中国各地，并且从中国向全世界各国蔓延。而奇怪的是早前“不会人传人”的新冠病毒，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之下病毒迅速在中国蔓延。在此也不得不感叹新冠病毒的政治觉悟如此的高超，为了建成中国的和谐社会，新冠病毒也得深刻学习的党的指示，是一种高度智能化具有党性的高级病毒。

这场新冠疫情迅速成为了中共的执政考验与社会挑战，与此同时滔天的民怨几乎压倒性的对中共早前的“不会人传人”的宣传口径进行批判。于是乎中共政府在第一时间对武汉进行封城管控而且加大对网络舆论的控制，当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时，中共通过严厉封城的手段和对中国人口流动的严密监控而有效的控制疫情传播并将这种防控手段作为中国体制优势的证明，而“动态清零”就是对这一系列防控政策的集中体现。对病毒扩散这一自然事实，中共政府抛弃了一切防疫学、公共卫生学和经济学的任何理论与想像，采取了最为原始的隔离与限制流动来防治疫情。

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需要专制体制为该政策提供政治基础。相比之下一个尊重人权、民主法治的社会很难在行政部门的一声令下整个城市，甚至是整个国家陷入人为制造的停摆。也正因如此，“动态清零”政策成为了中共政治体制所谓“优势”的最好证明，一个缺乏现代文明理念的国家可以在宣传和包装之下成为一个看似“生命至上”且高效有序的防疫典范。

然而仅仅三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政策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防疫典范”成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的导火索。在我看来，中国“动态清零”本质上内涵是中共政治体制的权力逻辑，也正是在这种权力逻辑之下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必然走向失败的结果。

第一是“动态清零”以政治权力为中心，以暴力手段强行推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与第八十九条，唯有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有权决定紧急状态。然而在中国疫情期间无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国务院都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各级政府在受到中央行政部门授意之下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与民主决策，强行通过封城、禁足等手段阻止人口流动以至于中国各大城市地区陷入人道主义灾难之中。由此可见中国行政部门的权力范围缺乏界限，法律无法约束公权力的运作。可以说在中国社会，法律成为了权力的橡皮图章而政治协商成为了“指鹿为马”的政治闹剧。

第二是防疫政策高度政治化，任何言论不得对此提出异议。由于中共隐瞒疫情导致疫情蔓延，中共的政治逻辑将防疫作为其维稳的政治手段，用防疫成功的胜利来掩盖其隐瞒疫情的失职与责任。同样的中共用防疫手段的成功来彰显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这不仅能够增强中共政治合法性的论述依据，更能有助于中国（中共）模式向全球推广。在这一政治逻辑之下，“动态清零”成为了中共的宣传口径，成为了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有效武器，成为了政治成功的样板。

众所周知，要想成为典范与样板就得容得别人的质疑与批判，否则那就叫自娱自乐。由于中共缺乏现代国家的统治合法性，因此其政治正当性必须是基于一种主观论述而来。在这一政治逻辑之下，早期中共的革命论述是不容置疑的，而今天的“崛起”论调更是舆论禁区。因此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只能有和谐社会不能有任何的“不和谐”的声音，比如疫情初期的武汉作家方方用不同的视角在微博上记录封城以来的所见所闻，她的日记与中国（中共）宣传大相径庭，因此就遭到中共官媒的点名批判并遭遇中国网民的疯狂攻击，由此可见中共利用“动态清零”的政治化也可以充分形成类似于战争状态的民众动员。

在中共的宣传口径之中，劫后余生的喜悦掩盖了无数生命逝去的悲剧和痛苦。人民的苦难成为了凸显出政府和军队的“伟大”和“英勇”，宣传之所以区别于事实，正是因为宣传的主体是政府的“伟大”和军队的“英勇”，而人民的苦难成为了工具与辅助，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看似真实的无耻谎言。

政策的荒谬不会因为人们不说而消失，相反它会因为人们的“指鹿为马”而成倍的报应在这些善于说谎的“小人”身上。因此在2020年那些对武汉方方口诛笔伐的人都在2022年惨烈的封城期间面临着“审判”，哪怕是岁月静好的上海也在2022年面临“灭顶之灾”。一向自傲于Alpha+的上海市民在2022年备受封城政策的折磨，号称自己是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却在中国的专制政治之下却连个武汉的方方也没有，上海市民求助的“四月之声”也被封杀。可见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政治自由的国家所谓的岁月静好、国际大都市也不过是昨日黄花，而最关键的是一个缺乏现代文明精神的国家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因为其在道德意义上否定了人的自主性价值、否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与高贵。

此时此刻，“动态清零”已经走入了历史的垃圾箱，在中国各大城市爆发的“白纸革命”之下中共不得不放弃了“动态清零”的政策。可是这场政治闹剧真的结束了吗？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动态清零”还是“放开躺平”而是基于决策背后的政治逻辑，从隐瞒疫情到“动态清零”再到“放开躺平”。这种极端主义的决策逻辑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运作，在“放开躺平”之后，中国迅速陷入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而没有“群体免疫”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感染高峰，在事实证明有效的西方“群体免疫”的防疫之下。

中共一意孤行的坚持“动态清零”并将此政策高度政治化，其实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思维。中共期望于防疫政策的对比之下，向全球输出中共模式以此来推动其全球影响力。而恰恰是这一敌对思维导致中国难以融入世界，更难以被西方主流世界所认可和接纳。在这种权力为核心的政治逻辑之下，连自己的百姓都可以成为政治牺牲的对象，就更不要指望中共能平等尊重的对待其它国家。有不少网友在网上暗语讽刺，说到：“治大国如摊煎饼，两面都糊了才发现。”还有一位网友评论：“你这煎饼怕不是韭菜馅的吧。”戏谑中透露着荒谬，而荒谬中又道出了中华民族的悲剧。

号称中国疫情防治小组的专家组长吴尊友、梁万年在动态清零废除的一周之前还在鼓吹：“是动态清零拯救了中国，失败国家是因为搞不了动态清零而选择躺平。而短短的一周之后，却又改口说：“放开躺平是与时俱进，证明了党的英明”。2022年元宵晚会上，几个央视主持人们声情并茂、矫揉造作的朗诵着：“这一刻全国人民的目光都投向了北京中南海，习近平总书记正带领着人民对病毒发起最后的总攻”。而2023年的春晚却对疫情、对苦难只字不提。不少人对此麻木冷漠，也有很多人对此嗤之以鼻。熟悉的历史的人，对这一幕应该感到出奇的相似。

当年的中国不正是在权力高于一切，专家鼓吹社会主义模式优越之下中国走向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并造成了几千万人死亡的人道灾难之中吗？当年的中国不也是在文艺宣传之中揭开了声势浩大、史无前例被后世称为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我记得2016年也就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之际，作为文革发源地的中国大陆居然没有任何一篇关于文革的学术文章或学术著作所发表。中共当局等著文革的当事人一个个地死去，也希望文革从人们的记忆里一点点的消失。

同样地2023年的春晚对疫情只字不提，恰恰是表明了中共对2022年疫情的态度。他们希望这一年从人们的记忆中慢慢的消失，似乎那些封城、那些抗议、那个在医院门口流产的西安孕妇、那些乌鲁木齐火灾死难的人们、那个因为封城无法就医而死亡的兰州三岁男童、那个因为入户消杀而被棒杀的上海小狗、那个因为要喜迎二十大而促使贵州动态清零大巴转运车事故造成27人死亡事件等等，好像都从来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