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话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特点。比如，党话“假、大、空”，粗鄙野蛮，血腥气重（据1986年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在包括实词和虚词的所有现代汉语词汇中，动词“死”的使用频率排第237位，“杀”排第940位）。此外，由于共产党造反起家，对中国人民进行准军事化管理，所以在党话中有军事色彩的语词非常多。这里我们重点分析党话的四个特征。
1）中共垄断了话语的定义权
西谚有云：“恺撒的事归恺撒，上帝的事归上帝。”政治只是全部社会结构的一个层面，在一般情况下与信仰、道德、习俗等共同发挥作用。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权，不会试图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更不会试图解决“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的目的何在？”这类人生终极关怀问题。可是，中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邪教政权，它必然要提出一整套对天、地、人、人的行为、生活和思想的解释来代替正教信仰、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对社会的约束和调节功能。中共系统制造的党话，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虚幻世界，严丝合缝地覆盖在真实世界之上，规定着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
从表面上看来，党话系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可是，党话系统的根本规则是绝对不变的，变就意味着党话的自我解体。这个根本规则就是：党话系统是为了维护中共的邪教独裁统治服务的，党话的“变”也以不危害“党”的根本利益为度。为此，“党”必然垄断党话系统的解释权。这一点决定了党话归根结底是一个封闭系统。
中共官方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中大量词条的解释都充斥着共产党的政治教育、洗脑宣传，共产党把传统意义上的工具书变成“现代党文化政治词典”。下面这些词正常社会也在使用，可是中共对它们的解释截然不同。
“党 ——政党，在我国特指中国共产党。”“党”在正体字里即“尚黑”，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结党”必然“营私”，“党同”就要“伐异”，是一个传统上的贬义词。所谓“立党为公”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在西方修辞学中被称为“矛盾修饰语”（oxymoron）。中共把“党”用作自身的专有名词，党无所不在，统治一切，被中共强行赋予褒义、正面意义。
“解放——解除束缚，得到自由和发展，特指推翻反动统治。”
“革命——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推翻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这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民主——指人民在政治上想有的自由发表意见、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的权利。民主是有阶级性的，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在我国，人民享有最广泛的和真正的民主。”
中共垄断的不仅仅是对话语的解释权，而且是对法律的解释权，对真理的解释权，也即对真理的控制权。有了话语霸权，中共就可以时刻把自己伪装成真理的化身了。
2）党话的多层次性和欺骗性
党文化具有多层次性，可以粗略分成表层党文化、中层党文化和深层党文化。表层党文化唱高调，用来欺骗和控制大众；中层党文化用以维持党的基本运作；深层党文化以维护党的生存为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是党赖以延续的根本保证。党和党的领导并不受表层党文化制约，只是把表层党文化当成一个工具。党文化的这种多层次性，是人们认识党文化的一个重要障碍。
与此相对应，党话也可以分成表层党话、中层党话和深层党话。表层党话包括那些最冠冕堂皇的中共意识形态语言，“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德治国”、“和谐社会”等等。中层党话与中共政权的日常运作相辅而行，一般人容易把它和正常社会政府行使管理职能时的行政用语混淆起来。中层党话包括上文着重分析的“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八股话。深层党话不具有形态上的特征，很可能就是大白话，但是因为赤裸裸地体现了中共极端残暴无耻的邪教、流氓特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在中共核心集团内部流传。这类党话包括刘少奇说的“溜须拍马不好，但为了革命工作，就是好的，就应该做”，邓小平的 “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江泽民的“法轮功讲真善忍，可以放手打击”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有时候让深层党话进入表层，来达到某些特殊的目的。比如毛泽东和邓小平一些“我是流氓我怕谁”一类的表白，就激起了很多人对强权的崇拜。中共将军朱成虎“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也要和美国打一场核大战”的论调，前国防部长迟浩田“清场美国”的言论，就是中共假装“不经意”地透露给外界，既试探他国的反应，又明确告诉对方它是一个亡命之徒，给对方造成心理震慑。
普通人被党文化控制的过程是一个从浅入深的过程。起初被表层党话欺骗（革命年代的冲动，少年儿童的天真无知，年轻人的热血沸腾），进一步到对表面党话的反感（但是又不敢说），再到习惯成自然的轻车熟路，机械重复中层党话，成了中共邪教组织的一分子。更进一步的人，尝到了依附党文化的“好处”，对深层党话的实质含义（极端自私地维护党的利益和生存）心领神会，从而把自己与党彻底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毁俱毁。
现在人们大多对表层党话十分反感，对中层党话维护中共独裁统治的实质认识不清，对深层党话或者不知情，或者不敢相信这些极端自私残暴无耻的话才真正体现了中共的本质。相对而言，表层党话欺骗性较弱，中层党话的欺骗性较强。深层党话对党的邪恶不加掩饰，但无法出现在正规的文件和媒体上，不能广为人知。另一方面，中共的邪恶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读懂深层党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也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现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表层党话，但中共在宣传上却离不开表层党话，因为中共需要用它们欺骗外国人，在中共内部释放烟幕弹互相欺骗，同时蒙骗党员的良心。
3）党话的抽像性和诡辩性
正常人的话往往是具体可感、易于理解和把握的。中国古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大的抱负，都要从最基本的洒扫进退、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做起。正统的信仰和道德体系，往往都用明白浅易的语言表达，比如“摩西十诫”里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等标准，非常具体，并不需要多高的教育程度，人人都可以理解并实践。
可是，中共党话却异常抽像含混。党话的高度抽像性使中共很容易地偷天换日，翻云覆雨，玩弄诡辩蒙骗国人和世界。中共把这套党话强制性地灌输给知识份子和普通百姓，往往能够达到使人们宁可相信中共繁琐艰深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不相信自己的常识性判断的地步。
中国北方农村在中共的所谓“土改”前有着非常和谐的宗法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地主和雇农是一种合作互助的关系。可是共产党来了之后，除了煽动、支持当地的地痞流氓造反，就是灌输给农民阶级仇恨。大多数人虽然一生中也没有见过中共描述的“地主恶霸”，可是中共诡辩说，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是 “地主阶级”的“阶级本质”，所以“个别”普通农民的亲身经历无法动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结论。人们一方面出于恐惧和遗忘，另一方面无法否认中共关于“阶级本性”的抽像说辞，慢慢地就开始相信真的存在一个地主阶级，这个阶级对贫苦百姓欺凌压榨，要想过上好日子，或者把他们赶尽杀绝、或者让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这个现象非常典型。中共谎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畅通无阻，跟党话的抽像性和诡辩性关系甚大。中共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都出现过这种现象——不相信亲情、友情这些天然的伦理感情，甚至不相信自己的亲身体验，而去相信极端有悖常情常理的共产党的理论。文革时多少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的人伦惨剧就是这么造成的。
据上引《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就使用频率而言，“主义”这个词排在所有现代汉语词汇（包括实词和虚词）的第37位，在所有名词中排第4位（仅次于“人”和方位名词“上”、“里”）。“主义”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出现253次，十三大250次，十四大216次，十五大253次，十六大155次。在中共文件、报刊、教科书中常见的带“主义”词尾的词有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机会主义、冒险主义、逃跑主义、关门主义、自由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修正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官僚主义、本位主义、一本书主义、一杯水主义等等等等。时至今日，可能没有任何人能弄清这些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可是在中共的政治运动中，“××主义”的帽子曾经把千百万人置于死地。
党话的抽像性方便了中共按照其政治需要对语词随意解释。如果使用的语言太具体、直白，大家都看得懂，中共就没那么容易蒙混过关了。抽像一些，大家都含含糊糊，中共就可以随意解释。毛时代“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邓上台的时候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江时代可以让资本家入党。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其实说白了——凡是共产党搞的，都是“社会主义”。
“阶级”、“路线”、“认识”、“左派”、“右派”、“进步”、“反动”、 “公有制”（人民抽像拥有，中共真正拥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等等晦涩抽像的党话构成了重重黑幕，中共权力集团躲在黑幕后面，为了集团的利益和生存，一边在内部进行毫无廉耻的倾轧，一边对人民大肆犯罪。
4）党话的吸纳性和能产性
党话还具有吸纳性和能产性的特点。吸纳性是指中共擅长把正常人的话整合收编，化为己用，甚至用别人的批判往自己脸上贴金。中共无耻地窃取人类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为自己辩护。“爱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德治国”等本应具有美好意义的语言，被中共长期盗用，现在我们几乎无法正常的使用这些语言而不引起反感。
能产性是指形成了的党文化思维可以创造新词，显示“中共政权与时俱进的活力”。中共有着严密的组织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一旦这个邪恶政权的主脑——领导人或党中央——决定了什么方针政策，政权的基层组织就会像这个邪恶政权的肢体一样，高效地执行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党话。
近年来中共创造新词的主要模式包括：党文化＋传统文化用语，比如“德治”、“和谐社会”；党文化＋科技术语，比如“XX工程”（希望工程、安居工程、菜篮子工程、米袋子工程、再就业工程、211工程、五个一工程）；党文化＋西方术语，比如“××意识”（政党意识、首都意识），等等。
党话的吸纳性和能产性造成的后果是：一茬党话淘汰了，新一茬党话迅速被制造出来；党话在使用过程中混杂、变形、出现了数量庞大、形形色色的变种，这些新词的党文化内涵使人们防不胜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