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语言亡国的现实

在中外历史上，外来入侵者仅依靠占领土地，往往并不能使一个民族臣服，因为只要被入侵者民族精神不亡，仍然不会轻易屈服。本章引子中谈到，语言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风貌。所以入侵者除了占有土地外，往往还要摧毁原来的民族文化，以毁灭其民族精神；而毁灭承载文化的语言，就是摧毁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比如1870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占领法国后，就试图在沦陷区的学校强迫教授德语，禁止法语。中共摧毁中华传统文化采用了多重手段，变异、替代语言是其中之一。

与传统文化“培养德性、完善品格、教化人性”的语言态度相反，中共的语言是为其集团利益服务的，虚假是中共语言的灵魂。中共的语言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是扭曲错位的。它用一套似是而非的词汇，潜移默化完成了对人的思想变异。它用一套偷梁换柱的言语系统，彻底改变民族的历史延续和走向，最终掐灭了天赋神授的中华传统和精神而使国人不自知。中华正统文化荡然无存，为党文化内容全面偷换取代。中华民族由此偏离了与宇宙的和谐关系，在世界中错误定位，与人类本原精神对立，民族整体生存方式和走向背离了上天安排的轨迹。

语言和文化来源是什么，今天的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了，还以为中国人从来就是这样说话的。党话体系窒息着民族精神和活力，加强并巩固着这个人类异己体系的力量和束缚。

历史上人们都以中国文化的强大同化力倍感骄傲自豪。中国文化除了和平时期的辉煌召来各国的朝拜，更以战败以至丧国时期对异族文化的同化表现着恢宏的气度。蒙元和满清统治者折服于中华文化的博大深湛，心甘情愿地臣服其精气神力，承传了中华民族香火。

综合大量语言事实的分析，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重要的现实：中华文化无可战胜的历史已经被改写了。中华文化被土著共产党用外来的马列邪恶主义取而代之，文化上、语言上我们早就亡国丧权了。

2）党话强制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党话是当代中国人使用的语言里最活跃、最具有行动力量和支配力量的部分。党话支配力量大表现在：第一，党话使用频率高；第二，党话的权威度高。

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一些典型党话词语的使用频率在所有现代汉语词汇（包括“的”、“和”等虚词）里的排位为：“革命”71，“同志”83，“阶级”149，“敌人”153，“斗争”209，“解放”285，“领导”312，“无产阶级”372，“路线”561，“代表”570，“战斗”602， “反动”617。另外，“党”这个词在传统社会并非常用词，可是在中共建政以后，“党”的使用频率迅速窜升到119位，“共产党”331位，加在一起，差不多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中共在当今中国一党独大的独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党话权威度大是指党话以中共暴力为后盾，占据了政治、经济、司法、教育、新闻等最有影响力的语言领域。伦理纲常、衣食住行、风花雪月这类正常社会的语词并没有完全消失，可是处在边缘的、被支配的地位。人们不管愿意与否，在公开的正式的场合都被迫使用党话。党话和党话带来的后果（中共的理论被“学习”、“领会”，中共的政策被“贯彻”、“执行”，等等）强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3）党话——当代中国人的有色眼镜

语言是思想的工具，人的思想表现为词和语句的组合。党话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党话是当代中国人的有色眼镜。

（1）党话让人不自觉地维护中共恶党

党话或者是中共造出来的话，或者是经过中共改造的话，其存在目的就是维护中共恶党的统治。用中共提供给人们的扭曲了的语言材料，人们无法看到真实的世界的样子，而只能看到中共希望人们看到的世界的样子。

中共自己发明一套词汇，描述其起家的历史。如果一个人用这套词汇去思考中共历史的话，得出的只能是中共让他得出的结论。请看下表（表五）：

　　

近年来，中共又创造了大量的政治隐语，为自己的统治涂脂抹粉、粉饰太平。比如把失业称为“待业”、“下岗”、“内退”。“待业”暗示将来会有工作，“下岗” 表示过去曾有工作，就是不提现在没有工作。又如，中共统治下的穷苦百姓被称为“弱势群体”，暗示他们的悲惨遭遇是自身原因造成的。

中共的“政治隐语”型党话有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颠倒黑白型，如“起义”、“解放”。

党国不分型，如“建国”、“爱国”、“反华势力”。

把水搅浑型，如“十年浩劫”、“荒唐岁月”、“政治风波”。其特点是用一个莫名其妙的词来指称某一历史事件，让人无法看出中共在其中扮演的罪恶角色。

反话正说型，如“长征”、“改革开放”。其特点是把坏事说成好事，把中共在危机时期捞起来的救命稻草说成是中共的“丰功伟绩”或中共领导人的“英明决策”。

声东击西型，如“四个现代化”、“发展是硬道理”。“四化”包括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就是不提“政治现代化”(“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也需要检讨，不过这里我们先按下不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民的福利水平是由多项条件共同决定的，中共片面强调经济发展，掩盖独裁统治带来的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环境恶化事实上使中国人民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

“此地无银三百两”型，如“和平崛起”。一个人去拜访朋友，绝对不会说“我不是来你家抢劫的”。多少个国家经济崛起了，并没有听说其中哪个声称自己“和平崛起”。中共这么说，恰恰反映了它发展经济背后的军事野心。

由于中共对文化、教育、科研、新闻等领域的垄断，使得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谈论某一类问题，很难不使用中共造出来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又诱导着人们必然地得出维护中共恶党统治的结论。党话的一统天下给人民的正常思维和言说都造成了巨大困难。

（2）党话使人无法正常思维

党话使人无法正常思维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主要的一方面是破坏了基本的道德准则。

传统社会的人相信，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和人之间的关爱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中共为了夺取并巩固权力，需要不断煽动人们的仇恨。可是人们对同类的仁爱之心一时无法根除，中共于是创造了“阶级敌人”、“黑五类”、“×教分子”一类的词把它要铲除的群体妖魔化，使党员在迫害这些人时不但没有罪恶感，反而有一种 “理直气壮”的“自豪感”。

在共产党统治下，“出卖”一词被“汇报思想”、“向党交心”、“大义灭亲”、“检举揭发”、“协助政府把情况搞清楚”等党文化中的褒义词语代替。“出卖”不但不再受道德良心的谴责，而且被官方推崇为“高尚的革命情操”、 “坚定的革命立场”、“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对党忠心耿耿”的“正义举动”，它解除了正常人对“出卖”、“告密”等卑劣行为的羞耻感，鼓励人们背弃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

党话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是邪恶而变异的。在这个变异的党文化大环境下，某些荒谬的思维方式反而显得正常了。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中共鼓吹了近三十年，老百姓习以为常，把它当成了正确性不容质疑的金科玉律。可是稍微多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句话就像“布料是检验尺子的唯一标准”、“货物是检验天平的唯一标准”一样荒谬。如果一定要沿用这个句式，那么说“真理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还更合理一些。可能有人会说，你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如此这般，在当时具有“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意义。问题恰恰在这里。必须把这句话放到中共制造的荒谬社会现实中，它才显得“有理”。这就反证了党文化作为一个系统是荒谬而变异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3）党话使人难以和正常社会的人交流

人们接受了中共自我定义的党话以后，既无法清楚地向党文化之外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思，也难以听懂党文化之外的人说话的真正含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人权”这个词的不同理解。人权是老百姓的基本权力。当一个西方人谈到捍卫人权的时候，他关心的是普通人的权利不受政府的侵害。同理，当一个西方人跟中国人谈到人权问题的时候，他是站在中国人民的一边而不是中共政权的一边，这时一个正常人应该对他表示感激才对。可是经过中共长期灌输，很多中国人认识问题的基点是“这一定是西方霸权主义以人权为藉口侵犯我国内政”、“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听到西方人讲人权，这些人可能比中共官员跳得还高。这种交流中的错位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损害中国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无法以一种开放平和的心态接纳来自外部的讯息，从而断送了校正民族发展走向的机会，使整个民族与正常人类文明始终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