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插图)
4．控制生育，夫妻是革命同志。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
党文化无处不在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除了完全占据政治、经济等公共领域外，还全面介入一向被认为是百姓个人领地或隐私范畴的家庭生活。结不结婚、跟谁结婚、生几个孩子、何时才能生，党一概要管，而且是动用一切国家暴力机器来管。
夫妻本是姻缘所致，恋爱和婚姻是人类富有浪漫色彩的永久话题，家庭更是人生航程的栖息港湾。家庭和睦，夫妻恩爱，那是人们所期望的幸福。但是，共产党却要把阶级斗争的战场直接开进每个家庭。夫妻变成了立场分明的“革命同志”，政治斗争从工作场所延伸到下班后的厨房和卧室，造成了变异的家庭关系。
上天造人，分为男女，是要他们阴阳互补，刚柔相济，因此男女双方在人的特性和身体能力上各有所长。而共产党却要把女人变成男人，鼓吹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不但没有让妇女在求职就学和政治官场上的地位上升，反而把中国女人的温柔贤淑抹杀殆尽，造成了大陆社会特有的阴盛阳衰的恶劣后果。
1）控制生育
中共有一项基本“国策”（其实是“党策”）叫“计划生育”，国际社会称其为“一胎化政策”，因为牵涉到妇女儿童权益而在世界上有很大的争议。我们暂时撇开这些是非不说，单是这项政策出台的本身就有着很深的共产党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党文化因素。
无论是中国传统皇朝社会，还是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众的私生活，特别是有关生育这样的问题。共产党则不然。
1956 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这是共产党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延伸，即什么都想纳入计划。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按照这种来源于唯物论的思想，既然生孩子的数量和炼钢织布的产量可以相提并论，都是党眼中的 “生产”，那么就像共产党搞计划经济一样，控制各种产品的生产量，共产党控制人口就不奇怪了。1957年大跃进“粮食卫星”飞上天后，毛和中共改变了看法，“人多是好事”成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鼓励中国女性生得越多越光荣，并嘉予有10个以上子女的女性“光荣妈妈”称号。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写的要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当作“资产阶级谬论”和“右派的猖狂进攻”，遭到“彻底的揭发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导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1981年3月6日，中共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计生委），强制要求少生孩子，“计划生育”遂成为中共的基本“国策”。
中共的“计划生育”和外国的“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有着本质的区别。“家庭计划”通常是得到政府补助、服务和相关谘询，由民众自愿进行。而中共的“计划生育”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提倡（在很多单位是强制）晚婚晚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除少数例外），育龄妇女要领取生育指标才能怀孕。
“计划生育”以极端强制的措施来保障执行。胎儿未出生时，或者说流产可行时，计生委“执法人员”强制把非计划怀孕者送至医院流产。倘使胎儿在出生后才被发现，计生委将“依法”对该家庭处以高额罚款。在实际操作中，共产党一如既往地暴力当头，人权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计划生育”执行范围广、时间长，又涉及胎儿生命，其过程异常残酷。特别是对 “超生”的农民，中共整起来更加肆无忌惮。基本足月或足月的孩子若无准生证，就不准生出活的来。即便生下来了，医生护士也必须把刚出生的无辜婴儿活活弄死。据估计，从“计划生育”开始，至少有四千万名胎儿或刚出生的婴儿被中共杀死。
从大陆乡村的口号和标语上就能感受到森森杀气。“宁要家破，不让国亡。”“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残忍的口号在中国到处可见，并且不是说说而已。抄家、扒房、抓人、连坐、杀婴等等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了。
2006年中国大陆媒体报导过这样一件事。武汉市黄陂区蔡店村村民黄求生因家境非常贫寒，没有钱上下打点，计生办的人冲到他家将已怀孕九个月的黄妻带到计生办手术室，给她打了一针堕胎药，当日下午黄妻将孩子生下来。然而那一针并未将胎儿致死，计生办的人见状，就逼着黄把仍活着的婴儿丢掉。下午五时左右，一位姓刘的太婆听到街坊说，乡财政所后面的厕所里有小孩子的哭声。当过医生的刘太婆赶忙循着哭声找去，果然在男厕所的便池里发现了该男婴，只见他除头部外全身都浸在粪便里。刘太婆急忙上前将孩子捞起，简单的清洗后，马上抱到隔壁的诊所，为孩子剪断脐带，打针消毒。一切处理妥当后，刘太婆用包被将孩子包好，坐在门口给他喂水喝。正在这时，乡计生办的五个人出现在刘太婆家门口，其中一人不由分说一把夺过刘太婆怀中的孩子，掼在地上。当时只听得一声闷响，孩子痛得四肢抽动，计生办的人还不罢休，又上前踢了孩子一脚。之后，这伙人将小孩拎走，走了老远还听到孩子的哭声。最后，计生办的人将孩子放在水稻田里淹死了。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大陆，并非个别现象。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无神论教育的具体表现。即使发生很大的天灾或战争，屠婴都是重大的反人类罪行，而中共“无神论”教育下的各级官员唯中共马首是瞻，毫无“人命关天”的基本道德观念，对杀害婴儿毫无负罪感。
西方国家有个传统，遇到危险时总要把生机留给小孩和妇女。尊重弱者权利的民族，才会真正尊重所有人的权利。中共对婴儿人权的蔑视，恰恰暴露出中共根本不尊重所有人的人权。中共对农民的压榨，对矿难的冷漠，对上访人员的无情迫害，甚至是对婴儿的杀戮，都反映出“弱肉强食”的价值观。结果就是中共人权记录的持续恶化。
人们可能会找出种种理由说明不强制控制，中国人口膨胀该怎么办？这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而中共决策的党文化因素才是问题的实质。共产党头脑一热，想要人多，就鼓励多生；人多得养不活了，脑门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杀得中华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恰恰都是中共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流氓霸道习性的表现。现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几个亿，但是这些年中共在经济领域放松一点，少管一点，人们不是吃得更饱，住得更宽了吗？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人口问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由政府强制实施计划生育的主要是中国。这里不是反对解决人口问题，而是反对中共为所欲为不敬神明，特别是杀人害命的做法。
中共控制生育造成了严重后果，其表现为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退休人口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面临崩溃的压力。现在的一对夫妇在供养四位老人的同时，还要抚养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并不能绝对保证成才，如果孩子不成器，父母老了就没有依靠，而国家又没有救助机制。在中国农村地区，一个家庭一旦生了女儿，那么在女儿出嫁而父母年老后，将无人、无力从事农业劳动，失去生活来源。
计划生育还造成中国目前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失衡。从前生了女孩，还可以接着生，直到有男孩为止。现在人们只能生一个孩子，许多人通过堕胎的方式对后代进行性别选择，为了传宗接代，香火传承，流产女婴保男婴，结果造成男女婴儿比例严重失衡，如今达到120:100，这意味着二十年后，会有六分之一的男性（大约4000万）找不到配偶，从而给社会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控制生育还造成了城市年轻一代极少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女们动辄成为一个个独享宠爱的小皇帝，造成了“骄娇”二气严重以及自私任性、缺乏责任感和缺乏对他人的关爱等等。当这一代独生子女们成为社会的中坚时，他们的性格特点将影响整个中国社会。
其实，正如自然界存在规律一样，人口的数量自身也存在调控的机制，正如《诗经》所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调节人口的方式有很多。人口学和联合国统计资料都已经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民众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生育率会自然下降。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只要妇女受过初中教育，生育率即会降低至2.13，从而达到人口的平衡，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妇女，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至1.82和1.11(以上根据1986年的统计数据，现在在进一步下降)。
习惯于杀戮和强制政策的中共，对于堕胎兴趣盎然，而对于有根本作用的教育，却毫无兴趣，投资比例之低令人咋舌（不到GDP的 4%，在世界排名到几乎末尾，不及非洲的乌干达）。按中共公布的资料，2006年全国的义务教育经费约需2260亿元；而中共公款吃喝仅2004年一年就达3700亿元。换句话说，只要中共停止公款吃喝，便足以让全国适龄儿童受到免费教育；而教育程度的提高将有效减缓人口增长的压力。
本世纪，许多国家采取了家庭计划的办法。例如印度，超过21岁法定年龄结婚者予以奖励、对生育了两个孩子后主动做绝育手术的夫妇在家庭福利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给予照顾等等，但没有强制性措施。墨西哥、土耳其、印尼等国家也为家庭计划立法，但这些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夫妇有权自由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
西方国家面对低生育率，应对的措施无非是经济上提供补贴或者减税之类的鼓励，政府也不能通过强制手段控制生育。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去管每个家庭的生育问题，更没有暴力机构去保证生育政策的实施。采取控制生育的只有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造成的社会问题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2）夫妻是革命同志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文化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在工业化最发达的美国，有“家庭观念”仍被视为重要的美德。
对于人来说，家庭是一个放松的地方，夫妻之间有恩义、有信赖、有体贴。夫妻之间敞开心扉的倾诉是消解心理压力的最重要方式，也是维系人心理健康从而保持生理健康的重要途径。
《诗经》上说：“妻子好合，如鼓琴瑟。”传统的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刚直体贴，为妻儿遮风挡雨；女人温柔贤惠，主管家政，是丈夫的贤内助。夫妻如琴瑟一样相互和谐，两情相悦。婚姻的美满重在互相宽容、能体谅对方，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就是这种状态的写照。
中共党文化不光变异了人们的婚姻礼仪，管制人们的生育，同时也重新规定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中共批判传统文化，把传统的人伦关系称为封建落后的糟粕，把家庭中的温情与人性贬低成小资产阶级的人性，是党性和革命性不够的表现，由此架空夫妻之间的人伦关系。人性被抽离掉之后，党还要灌输党性，鼓吹夫妻是“革命同志”，不承认夫妻之间的感情和伦理。夫妻“同心”要同党的心，“同志”要同党的志。夫妻间的信赖绝不能超过对党的信赖；夫妻之间的恩义绝不能高于对党的忠心。
家庭生活是婚姻的目的，中共恰恰相反，男女结合并非为了组织家庭，而是为了党，成为党的一个单元，是党搞革命的手段和工具，于是夫妻便成了“革命同志”。中共承认的十位“女革命家”之一、陶铸的夫人曾志在她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写到自己的婚姻观：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家庭、亲情人伦乃天经地义，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与人的正常交往构成了人类社会。人类也因为有夫妻的家庭形式，才能在理性和道义的约束下繁衍和发展。然而，共产党用“革命同志”间的利益关系，取代夫妻间的人伦关系，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
正如本书第六章《习惯了的党话》所分析的那样，夫妻之间称呼“同志”，是让夫妻在日常生活中时时记得自己的“在教身份”，使中共邪教的阴影凌驾在家庭之上。首先是“同志”，然后才是夫妻。若一方被中共划为敌人，则不属于“同志”之列，因此而必须划清界线，抛弃配偶，靠拢党组织。将夫妻等同于“革命同志”，打破了夫妻间的传统亲情，破坏了夫妻的恩义与信赖，人们连枕边人都无法相信。一旦“革命同志”的关系被打破，夫妻之间的伦理也不起作用，直接造成了文革期间和各次政治运动中夫妻相互揭发检举，毫无人性可言。
对人造成最大伤害的常常是最亲近的人，因为对方知道你几乎一切的优点、缺点和弱点。一旦被最信赖的人伤害，人很可能会觉得天下滔滔，无处可以容身，人海茫茫，无人可以再信，进而怀疑一切。这正是共产党所需要的。
“文革”结束后，革命的因素渐渐淡出，这种“革命同志”关系演变成了生活中的“同志关系”，只为了具体的目的和利益而维持家庭，夫妻之间情感的交流和相互体贴非常欠缺，家庭生活变得单调沉闷。很多家庭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夫妻甚至不知道今后要干什么。
3）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
俗话说男女有别，而在党文化多年的影响下，提起女性，很多人自然地回想起“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之类的话来。然而，男女本来就是不同的。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阴阳平衡，其实是讲了一个万事万物相互协调的规律，其中包括男女。男为阳，女为阴，男子的特性是刚直，女子的特性是娇柔。二者刚柔相济，和谐共生，而不是恃强凌弱。中国几千年的伦理道德中提倡的是夫妻之间恩爱为重，男主外，要承担家庭责任，要养家糊口，爱护自己的妻子，为她的终身负责；女主内，要上敬公婆、相夫教子，要疼爱自己的丈夫。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在古代中国社会里，家庭和家族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古人的人生理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遵循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平天下”不过是把“齐家”之道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在家庭关系中，“夫妇”关系又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共鼓吹“男女都一样”，直接破坏了家庭的平衡与和谐，是中共颠覆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步骤。
在传统社会里，女性虽然在政治、经济、科研、军事等方面没有做出突出的成就，但在教育子女、维系道德和维系正常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母亲将慈爱根植于孩子幼小的心灵，待孩子长成后才会把这种爱心传递给社会。像“孟母三迁”和“岳母刺字”的故事，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如果没有深明大义的岳母的教导，也许就没有后来岳飞“尽忠报国”的壮举。
中共鼓吹“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强行改变女性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角色，让女人和男人一样冲锋陷阵，去干自己难以胜任的工作。另一方面，照顾老人、教育子女的担子无人承担或无法承担好，对孩子的教育完全依赖上一代（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学校和社会，因此而造成复杂难解的社会问题。
鼓吹“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是中共进行全民斗争的需要。因为传统女性很少介入社会活动，这样一来，中共能操控的人就少了一半。中共宣传自己“解放”了妇女，实质是要鼓动女性参加所谓的革命活动，把从前温柔贤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性组成“铁姑娘队”和“红色娘子军”，把全社会都卷入中共的造反运动中。
“男女都一样”表面上好像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殊不知这样的观念是建立在对党文化的认同上。这种全然不顾女人生理上的不同而强迫她们做很多力不胜任的工作，用对男人的标准来要求女人，实际对女人是不公平的，是党文化下对女性真正的奴役。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恰恰是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构成了一个多彩的社会。每个人各有所长，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而在中共那里，要“统一思想”，把社会变成一元化的社会。对于男女这种天地生成的不同，中共则灌输“弱肉强食”的丛林思想，让女人觉得如果比男人弱就会被牺牲掉，就会被压迫。而女人如果想保护自己，就必须强悍起来。
女人弃柔从刚，等于放弃自己的长处，而以自己的短处去与男人的长处争强，于是失去自己很多本色的东西。女人除学习工作外、又得做好贤妻、又要繁衍后代、还得为自己要不要作良母挣扎，又得当男子闯关夺将，又得做女儿描红绣朵。中国女人自己也感到了这种压力，感到做女人累。
“男女都一样”的观念导致了中华大地阴盛阳衰的现象。这种党文化造就的女性形象就是刘胡兰、李铁梅、江姐、阿庆嫂……等等，她们个个杏眼圆睁，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讲起话来气壮声粗。中国古代女人温情的一面被人为的抛弃了。这一点，很多女性自己也从书报、影视上发现了，日本、韩国、台湾的女人更会打扮，更有女人味。党文化指导下的女人在男性化过程中失去了温柔的特性，变得粗暴蛮横，强调女性实现人生价值的核心就是战胜男人的激进观念，造就了当今许多失去女性特质的女孩子，也造成了今天男女之间的恶性竞争、婚姻家庭关系的紧张。
人们在被党文化变异了的婚姻和家庭中很难得到有精神上的归宿感。女人要去顶半边天，做男人要做的事，势必使女人也变得像男人一样强悍。家里谁也不服谁，互相间的争强斗胜使家庭失去温馨。男人抱怨女人没有女人味，女人也恨自己的男人不刚强，窝窝囊囊。被女人压制的男人，不再可能顶天立地，拥有男子汉的尊严，变成了“妻管严”。很多男人在家里无法实现男人的尊严，就去家庭之外寻找女人对男人的顺从和尊重，结果造成了更多的矛盾，人们更加淡漠对婚姻的责任感。现代中国社会的高离婚率和各种婚外情的泛滥，与家庭受到党文化破坏有很大的关联。
“男女都一样”还表现在女性的着装上。毛曾赋诗说，“不爱红装爱武装”。其实，爱美是人的天性，更是女人的天性。中国女人到底爱什么怎么能由共产党的男性党魁说了算呢？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女人只能穿三种颜色：蓝、黑、灰，服装样式也限于列宁装、绿军装几种。一旦有人敢于穿带点花样的衣服，轻则受批评，重则被批判。共产党曾经专门派人把女人高跟鞋的跟砍断、把好布料做的裤子用剪刀剪开。外国人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女人的无性化装束，着实吓了一跳，还以为中国穷到女人连裙子也穿不起，只好把丈夫的衣裤穿到大街上。
现在人们的衣服虽然花样多了起来，可是党文化灌输的观念还在顽固地发挥着作用。和其它国家的人相比，中国女人着装不得体，说话粗声大气，不够善解人意，行为也常常显得无礼。娇柔、优雅、端庄、细腻、体贴等女性美的体现，被共产党破坏得所剩无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