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松花江被大量有毒致癌的苯化合物污染，在污染物沿松花江扩散、下游急需尽早采取防范措施的时候，中共当局却对民众连续隐瞒消息将近十天才承认发生灾情。然而就在当月底，黑龙江电视台用三天时间组织创作了一台大型特别节目《水之情》。据报导，特别节目“连夜投入制作，表演唱《清泉滚滚八方来》、相声《社区见闻》、歌曲《我想告诉你》等六个节目专门为节目创作……通过独唱、表演唱、舞蹈、相声、小品等多种艺术形式，反映省委省政府在处理突发性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统筹全局、以人为本、情系百姓的执政能力……”
这种把灾难当作喜庆，把受灾民众作配角，中共当作主角的创作思维习惯，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的人看起来都怪异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却早已对此习以为常了。这种创作习惯性思维不仅体现在文艺作品创作上，也体现在报刊、广播的新闻“创意”中。如上述污染灾难发生后，黑龙江省级重点新闻网站——东北网——继续的相关报导是“中学小生利用停水后的假期充实知识”、“哈尔滨市社区干部舍小家为大家停水期间见真情”、“武警黄金总队为老年公寓送水”、“停水日，没有一家医院的食堂减少粥和汤类供给”、“哈尔滨道里开通专线保证残疾人生活用水”……总而言之，“形势一片大好”，甚至比没有受灾更好，目的是反映出“省委省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能力”。
在哈尔滨市停水四天后、供水恢复的第一天，黑龙江省长当众作秀喝了第一口水，新华网的记者颇有“创意”，特别描绘了普通民众创作的诗歌称颂党，以表白赞美是百姓自发的。在报导《黑龙江省长喝第一口水，百姓作诗赞》中黑龙江省长喝水前称“不是我说话算数，是共产党说话算数，人民政府说话算数”，一句话就点出了省长喝水的用意，似乎先前那个隐瞒灾情的政府不在中共领导之下。省长喝水后马上有普通市民作诗一首点题：“斟上一杯放心水，心中感到格外美；党送温暖家家乐，百姓心里放光辉”。报导结尾说“挤满人的小屋里立即响起了一片欢笑声，四天来松花江水污染的阴霾在阵阵欢笑声中一散而尽。”一场关系上千万民众生命的特大污染灾难就这样“一散而尽”了。结论是民众受灾，多亏“党”的拯救帮助。
这种党文化中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种种复杂形成原因和形形色色的表现特点。但是就创作思维过程而言，没有无处不在的党的影响，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作品。
中共公开宣称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并利用层层的宣传机构和组织来保证这种服务，所以，创作的出发点就决定了文艺是党文化的宣传品；同时，文艺创作要求体验生活和表现生活，而生活中早已充满了党文化，体验和要表达的内容就是在党文化中打转转；而对于创作者而言，他们本身也深受党文化思维和理论的影响，就会按照党的要求和思想去寻找灵感；更重要的是，党控制了创作者和其一家人的饭碗、住房、看病和前途，就会强制作者在违背意愿和良心的情况下，麻木自己，迎合中共，长期下来便成习惯。于是，从动机到内容到作者的思维，都严严实实地罩在党文化的帷幔之下，创作便离不开党了。
1）创作动机离不开“党”
就作品创作动机而言，相当一部分是直接出于为党歌功颂德的目的。受中共扭曲的历史和党文化“社会发展史”的影响，很多人是自己受了蒙蔽而把中共当作民族的 “大救星”，为中共唱赞歌，反过来又影响更多的人，在整个社会形成对中共及其魁首狂热的崇拜思想。典型的作品有《红旗谱》、《青春之歌》、《苦菜花》、《三家巷》、《红岩》、《洪湖赤卫队》、《南征北战》、《董存瑞》、《上甘岭》、《烈火中永生》、《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等等，文艺形式包括从小说、诗歌到歌剧、电影，无一例外地反映中共领导的所谓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和中共的“光辉形象”、对老百姓的“大恩大德”。很多歌曲，如“党啊，亲爱的妈妈”，“毛主席共产党，抚育我们成长”，更是赤裸裸肉麻至极。
回顾近二十年来的文艺作品，虽然手法更精致，取材范围更宽，更加注重作品人物的人性化，但是许多作品的创作动机，仍然离不开为中共抹粉的基调，如电影《开国大典》、《周恩来》、《大决战》、《焦裕禄》、《离开雷锋的日子》、《孔繁森》等等。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改革文学”，“市场经济文学”，创作动机是通过描绘改革后的社会变化，间接为中共歌功颂德。改革本身是一种历史潮流，是中共闭关锁国几十年后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在艺术创作里它却成了证明中共伟大，掩盖历史罪责的手段。
还有一种创作动机是为了宣传党文化思想而服务的。如“文革”年代，到处是“革命样板戏”，为的是配合文革形势，鼓励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一些充满政治宣传的台词成为民间流行语，“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争做时代的新闯将”、“手捧宝书满胸暖”、“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血债要用血来偿”、“甘洒热血写春秋”、“仇恨入心要发芽”等等。
与此类似，出动大批军人参与拍摄，耗资三千万美元的《英雄》则借历史主题歌颂秦始皇，鼓吹蔑视生命、独裁专制的党文化，间接成为中共主旋律的得力吹鼓手。电影把共产党的江山同天下人的利益混淆等同了起来，从而把恋权位不退，杀人维持暴政的统治者拔高到代表天下人利益的正义位置，潜移默化地灌输观众应该牺牲个体生命以成全暴君统治。
2）创作内容离不开“党”
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为文艺创作定下了基调——文艺要服务于政治。中共建政以后，仍然奉行这一“文艺的指导方针”。中共还有中宣部保证其“文艺方针”的强制执行，这就使得文艺创作在内容上不可能脱离党的要求。
中央电视台每年的春节晚会集中了全国顶级的演员和艺术家和创作班子，全国几百家电视台转播并直接延伸到海外。每年的春节晚会就是过去一年的政治、社会和艺术创作的缩影，可称为党文化的集中突出表现。到二十一世纪的“春晚”，干脆不许讽刺一丝一毫中共统治的黑暗，预定主题，专门为“春晚”写专用歌词，“好日子”，“越来越好”，“五福临门”，“万家欢乐”，“盛世大联欢”，以党国庆典取代民族欢乐，以党文化取缔传统文化。百姓的痛苦、民族的危机在处处弥漫的浓厚政治气氛中蒸发掉了。
因为“党”严格规定了文艺作品的基调，所以人们不得不遵循这些要求、规定，否则作品会遭到封杀。
中国各地有许多曲调优美的民歌，一直在民间传唱。但是民歌的内容一般以情歌为主，虽也有些是歌颂家乡山水的，但总体来讲与中共文艺要服务于政治的基调相差甚远，因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这些歌曲本来大多不在中共允许的范围之列。但这些优美的民歌被受到党文化毒害的艺术界人士或直接窃取附上为党歌功之词，或按党文化要求改写、“再创作”而赋予政治内容，就成为谎言蒙蔽下的民众乐于传唱、中共也乐见其成的新“民歌”，如脱胎于陕北民歌的“东方红”、“翻身道情”、“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脱胎于蒙古民歌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脱胎于藏族民歌的“北京的金山上”、“哈达献给毛主席”，源自于赫哲民歌的“乌苏里江船歌”，源自于哈尼族民歌的“阿波毛主席”等等。这些歌曲一经“再创作”，传回民间之后，便给人以一种假相，好像各族民众都狂热地拥戴中共及其党魁，而中共又无耻地把这些附体于民族音乐上的作品吹嘘成为其“发展民族音乐”的所谓“贡献”。
2005年湖南卫视台推出的“超级女声”节目风靡全国，广受年轻人的欢迎，节目人气直接威胁到中共的龙头媒体中央电视台。于是很快这一纯娱乐性的节目开始遭到媒体的抨击，处处都是封杀的喊声。在今年的超女大赛节目中，主办方便特地邀请了以唱党的赞歌而走红的所谓“老艺术家”与大赛冠军共唱“红色经典”歌曲“马儿，你慢些走”、“只有山歌敬亲人”等，并请“老艺术家”指点年轻人。这种离不开党的“创意”很大程度出于对中共把持的文艺基调不得不认同的无奈。
创作内容上离不开党的思维习惯，还体现在党否定的就得跟着否定。对神佛的信仰被当作封建迷信加以否定；传统文化成了独裁专制的同义词；中共之前的历史人物，必定存在“历史局限”，一句“封建”就足可以把中国千百年来忠孝仁义等传统美德，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圣贤忠良等人物打入另册；十年文革的破坏，成了“四人帮”的过错；饿死几千万人的人为饥荒，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屠杀，政府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学生反而负有很大的责任；对法轮功的诽谤之词，更是铺天盖地；与中共不一致的政党团体，很少可以不带贬义色彩；听从中共的，便是爱国；批评中共的，便是反华。这些中共否定的对象，在艺术创作中多数成为被批判、被丑化、被有意歪曲的反面形象。
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中共的黑暗面和中共的打击对像被视为创作的禁区，人们避而远之。随着偶尔触及中共禁区（如民主、宪政、人权等等话题）的记者、作家纷纷被捕，许多人便自我约束。敏感话题偶有提及，也是离真实相差甚远，不足以影响中共的“光辉形象”，不触及中共的核心原则。很多人认为现在创作范围很广，作品很丰富了。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参与文艺创作的民众也越来越多，创作题材越来越广，甚至许多人们过去不敢想像的创作主题也开始流行，如所谓“下半身写作”的性文学大行其道。这并不是因为民众创作可以完全自由、离开党了，而恰恰是人们知道这些主题不威胁中共的意识形态，才可以没有顾忌的。中共允许人们这样做是因为党的禁区牢牢进入人们的记忆，绕开禁区、打擦边球成为创作习惯性思维的一部分，这其实代表了对中共制定的创作规则的服从。
3）创作思维过程离不开“党”
党文化对文艺创作最大的影响，莫过于钳制人们的思维了。
在流行的许多古装电视剧中，古代宫廷戏全是勾心斗角，官场的腐败自古都如此，天下乌鸦一般黑。这种创作思维是党文化历史观直接影响的结果，抹杀传统观念，用现代人的观念去表现古人。把几千年来的传统中国社会描绘成一片黑暗，是一个人人相互斗争，“人吃人”的社会，以突出中共的“光明”。把腐败表现为古今中外官场的通病以淡化中共的腐败，欺骗中国人把中共恶政的原因归结到传统文化上去。
纪实文学作品创作往往是这样一种定式：如果是发生天灾人祸，就如本小节开始的例子，要讲党如何关心人民；如果是官员，就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如《孔繁森》之类的；如果是官员胡作非为，最后就是党最终维持正义；如果是政策错误，最后就是党如何如何纠正错误；如果是一个阴暗面，会归到官员个人的无奈，最后仍然要衬托党的“伟光正”。任何经济方面的成果，必定离不开党的“英明政策”的指引；任何企业的发展，必定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殷切关怀”；任何教育、科技上的成果，离不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亲切关怀”。出来什么人才，个人有什么成绩，必定离不开党的“培养”；军队更是“胜利离不开党的领导”。连一个下岗（实际上是失业）工人稍微状况改善，也是离不开党的“关心和支持”；连宗教界也是“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和支持，只有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会有光明的前景”等等。
因为中共腐败愈演愈烈，民众怨气无处发泄，近年来“反腐电影”很受民众欢迎，典型的如《生死抉择》、《新中国第一大案》等。其实这些作品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伤痕文学及相应的电影，如《天云山传奇》、《戴手铐的旅客》、《海外赤子》等等一样，不管它们怎样挖掘主题，怎样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思考，怎样试图冲破一些思想禁区，怎样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拓宽艺术的表现形式，都脱不开党文化的思维影响，作品最终又归结到要相信组织、相信党，党有决心改正错误；而中共造成的社会弊病、民众苦难则笼统归结为“时代的悲剧”，淡化中共的罪责。
在中国民间，创作“恶搞”颇为流行。比如某厂商把雷锋像和毛语录印在避孕套包装盒上。看起来这是对多年来中共党文化灌输的一种反叛，实际上还是对于中共树立偶像的权威的认同，依旧没有脱离党的影响。党文化无处不在，当今中国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党”所占领，这就导致人们的思维无法摆脱党文化的语言要素，不得不用这些要素思考和表达。一些所谓特别有创意的广告语“将……进行到底”、“……就一定要实现”也是创作思维过程中离不开党文化的语言要素的例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很多中国人着迷于所谓“老歌新唱”，即把赤裸裸歌颂中共的所谓“红色经典”或以现代乐器重新配器，或以现代唱法演唱。很多人声称，这样做纯粹出于怀旧，并非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有学者指出，很难想像，1945年之后的德国民众会采用歌唱希特勒的形式来怀旧，或者苏共二十大之后前苏联民众会通过颂扬屠杀两千万前苏联人的斯大林的歌曲来怀旧。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老歌，实在是因为党的基因早已渗透了人们的文化细胞，人们觉得这是自己的一部分了。
这些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表现，既有因为在党文化弥漫的社会大环境中长期熏染自觉形成的习惯性，也有长期高压下被迫如此的情况，有为了捞取个人利益、政治资本而有意如此，还有想跳出党文化却跳不出，从而创作思维习惯不自觉地依旧离不开党的情况（如“恶搞”的作品仍然是在党文化中打转）。总体上讲，党通过强制手段为保障，以党文化作为民众唯一可能得到的“精神食粮”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创作者，他们的作品又反过来影响大众和他们自己，最终使得党文化成为人们创作思维习惯的定势，使人们的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
需要指出的是，文艺只是创作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方面，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方式渗透各行各业。具体创作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但是人们受党文化的影响，从选材到思考到具体创作，每一步都跳不出党文化的框框。要想真正地自由地创作，发挥自己的才华，就要首先从党文化思维中跳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