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插图)
3．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
“这些话以后千万不能说——尤其是不能到外边去说！”
“这些想法反动，很危险，连想都不能想。”
“注意，不能谈这些危险话题，对你自己没好处。”
“我们换个话题好吗？你知道，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
这是人们经常可以碰到的一些反应。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人们有着高度的敏感，那是危险的禁区。
1）“危险意识”无处不在
在开放初期，一位台湾历史学家应邀到大陆参加学术交流。当着那些历史学家的面，他直陈共产党歪曲历史，尤其是关于国民党抗日的历史。当时的会议主持，同样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听后赶紧说：“你敢说，我可不敢听”。
另一位大陆学者在海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数千人的大游行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观感：“我立即感觉到了我头顶上似乎是有一根天线，在张皇失措地探向太平洋的彼岸。我探什么？我在探大陆的各种禁忌和口径，我在斟酌我吐出的每一个字，回国后会带来麻烦。此时此刻我特别感到我的嘴和腿似乎都在颤抖，我特别感到做一个中国人口齿之间的艰难！”
2004年在加拿大有一个民间审判江泽民的集会，一位组织者邀请一位老人来看一看。在电话里，老人想了一想说，我还是不来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出来十七八年了，没有回去过，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回去一趟，万一明天有人看到我把我汇报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他七十六岁了，虽然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六年，但是心仍然没有真正自由。
一位女游客到香港看到有关《九评共产党》的信息的第一反应是：“哎呀，这些人胆真大，敢说这些‘反动’的话，在国内早被抓起来了。”因为人们知道这些信息不符合中共的观念，所以，即使不在中国，还是无法不产生危险意识，“本能”地躲避。
人们知道高压电、过马路闯红灯、火灾、蛇等等东西危险，这些东西的出现会让人们产生危险意识。但是这些都是有形的东西，即使可怕也还可以躲避。而人对有形的东西的害怕，有时远远不及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害怕。共产党控制社会的最极端表现，就是内化成为中国人心里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检察官，随时监控着人的一思一念。这个检察官无形却又无处不在，随时监控着人的一思一念。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在每个人的意识里都可能出现。一旦产生这种危险意识，常常会带给人一种无处可逃的极度无助和绝望。伴随着对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估计和猜测，自己吓唬自己又加重了对这种危险的恐惧。
目前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就是对所谓 “搞政治”罪名的恐惧心理。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政本来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所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在中国历史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就是有学识有能力应该成为治理国家的良才，那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政治家，像诸葛亮、李世民，政治家都是一个褒义词。
但对于现今的中国人来说，一听到“政治”可能会产生反感，甚至恐惧。如果有人有对正当权益的诉求，或者对社会现象和政策的意见，或者一谈到共产党，马上就会被中共扣上“搞政治”的帽子。中共把“搞政治”轻易就弄成了一个可以用来诋毁别人声誉、进行肆意打击的罪名，让人们对被扣上此帽子的人或者团体感到危险，避而远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中国人认为“政治”是危险的，但人们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之中。中共的一切事情都是政治挂帅。从学生所谓“思想品德”教育，到上大学、就业、参军，都离不开政治审查。对重要社会事件，更免不了要进行一番表态。四十年前，在家里种几根青菜，养几只鸡都是政治问题，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历次运动中，不跟上形势，“政治思想不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往往成为被社会歧视的对象。尤其是中共制订的法律还规定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和义务。政治已经成为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份。党反对的不是搞政治本身，而是看你是否与党保持一致。与党一致的时候，再大的搞政治都是正确的，与党不一致的时候，再不是政治的事情也会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
2）党文化造就的心牢
俗话讲，“初生牛犊不怕虎”。小牛因为没见过老虎，自然不会认为老虎危险。而很多中国人并没有直接受到中共迫害，但是这种思维却几乎人人都有。原因何在？是因为党文化使中国人产生了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给中国人造就了心牢。
从心理上讲，“危险意识”来源于“怕”。人脑子里想什么，别人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怕呢？因为人的言论和行为是受人的思想控制的。如果思想中有了不符合党的观念，保不准什么时候就露出端倪或者说漏了嘴，不就会遭到中共的整肃吗？历史上吃了这种亏的人大有人在。于是，人们为了保全自己，就连跟党不一致的想法都不敢有，要自我约束。不但自己不能有，还要让家人都不能有。整个社会造成了这样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危险意识”。
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与中共长期的思想灌输和高压统治是分不开的。
中共自建党以来，就周期性的杀人、镇压、搞运动，目的就是强化民间的恐怖记忆，巩固中共的政权。中共历史上的种种残酷的镇压手段，给人们造成了深刻的恐惧心理。中共控制一切资源，掌握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其迫害手段没有底线，也没有预知范围。持有与“党”不同意见的人，遭到的是从小到大，从经济、名誉、心灵、肉体、生命等各层面的压制和迫害。不信和质疑共产主义邪说，不满并批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人被定为“反革命罪”的重罪。即便是其党的高级干部，如果存有不同意见，也会遭到严厉的清洗。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共仍然实行着高压统治、特务统治和黑社会统治。其手段包括：封锁自由资讯，监听人们的言论，实行文字狱；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关押追求自由信仰、自由言论以及合法抗争的民众；监控海外归国人士；挟持国家资源进行海外渗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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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戒心也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人们不知道谁最后会捅自己一刀，会告自己的密，党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有时是自己的敌人，有时却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甚至是自己舍命相救的人。告密成为了中共统治下独特的一道龌龊的文化景观。为了保全自己，很多人就采取了与党一致的做法，在稍微“敏感”一点儿的话题上，就不敢流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于是，接受了党文化的人们主动地用中共的思想考虑问题，揣摩中共的心思，体会中共的观念。表现形式有：先假定自己是中共，跟中共保持一致，然后判定什么是符合目前党观念的，接着拿这个规矩去衡量自己或他人的想法；对自己是画地为牢，努力排除自己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连想都不愿想；对别人谈论“敏感”话题进行阻止和劝说，更有甚者直接就去举报或者打小报告，直接让党来迫害有不同想法的人；即便来到海外的中国人，在没有党控制的环境里，仍然“本能”地害怕，人们像机器人一样服从党的命令。
3）“危险意识”危害民族
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自动与党保持一致的思维形成之后，人们变得处处小心翼翼，怯懦求全，习惯于通过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来得到极权者和上司的恩宠，像奴隶般过日子，人的尊严彻底丧失了。六四时，有位参加游行的教授打出的横幅是，“跪久了，站起来遛遛”。可见，中国人被奴役久了，连抗争都有气无力 ——遛完了，再回去跪着。可悲的是，有很多人真的又重新跪下去了。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史官精神，春秋时代齐国的大臣崔抒杀了国君，被史官以杀君记录入史。崔抒杀了这个史官，但第二个史官还是这样记录。第二个、第三个史官被杀了，其他史官还这样坚持。这就是一种气节，一种民族能够长久生存的精神内核，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和迫害手段却无情地摧毁了这种精神，知识份子或遭胁迫，或被收买，助纣为虐，帮助中共编造更多谎言欺骗民众，以维护中共的独裁统治。
中国古人也强调“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概。历朝历代，都涌现出不少无畏强权、蔑视权贵、为了尊严与价值可以不惜牺牲生命的人。西方社会里，也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名言。但在今天的中国，在中共的暴政与党文化灌输下，中国人的勇气却空前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无端的怕心与恐惧。
于是，中国自古的民族尊严消亡了，一个民族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被扼杀了。有人说，中国早已是亡国奴，是殖民地。不错，自1949年之后，中国其实就在精神上亡国了。共产党扼杀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所建立的不是“新中国”，而是从精神到肉体的残暴专制帝国。
一位著名的盲人作家曾经说过：“我的身体不自由，但是我的心是自由的”。正常社会里正常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充分选择的权利，生活丰富多彩，人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今天的中国人虽然有了吃喝嫖赌的自由，但是却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危险意识”使得中国人把自己关在思想监狱内，不符合 “党”观念的一概不接受，甚至害怕，躲避。在这样的一个严密体系生活过来的中国人，非常难以在党给的思维体系外思考。在自己的心牢里只能拥有符合党文化和中共观念的东西，其看世界的方式也只有自己的框框里的那一点。思维立足于党文化之中，受其精神奴役，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乐趣，人生变成了为中共而活。
4）摆脱无形的恐惧 主宰自己的头脑
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的常识：“危险意识”的想法直接违背了现代的法治精神。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律所惩罚的都是人们的犯罪行为，而绝不能是人们的思想。也就是法律只能根据一个人做什么去惩罚他，而绝不能根据这个人在想什么去惩罚他。当我们觉得某些想法很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中共以思想入罪的野蛮做法的后遗症。
“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这种习惯性党文化思维、这种危险意识是非理性、无根据的。人的大脑由自己支配，想什么由自己来决定；一个人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共产党也并不能把他怎么样。就其主观意图而言，共产党的确想控制所有人的思想。可是，即使在共产邪灵最猖獗的时期，这一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过。今天，共产党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的意愿空前强烈，但其控制能力却空前虚弱。中国人需要从中共制造的那种无形的恐惧中走出来，也一定能够从这种无形的恐惧中走出来。摆脱对共产党的非理性恐惧心理，此其时也。
摆脱恐惧，我们才能恢复做人的尊严，才会拥有一个自由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