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2024年10月15日，中国经济下行，有大陆学者披露2022年中共在全国罚没（罚款加没收）收入达4283亿元（人民币，下同），创10年新高。当局近日强调“不能乱罚款”，但7月三中全会刚宣布向地方“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引发增加乱罚款的疑虑。专家表示，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地方没钱，中共中央怕地方政府躺平，对“罚款创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权到了末期就会有这种乱象。

2022年全国罚款逾四千亿 专家：中共未来更要靠罚款

陆媒《观察者网》周日（13日）发表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成良的文章《该对异常增长的非税收入出手了》。

据官方资料，所谓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官营单位收到的政府性资金。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捐赠收入、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和其它收入等。

中共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5.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2.6%。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另一大构成——非税收入逆势上涨12%，有地方数据显示罚没收入增长26.5%。

刘成良的文章表示，罚没收入作为非税收入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的财政收入手段，近年却异常增长，尤其是在2020年之后。

文章披露，2013年中国全国罚没收入约3062亿元，2020年、2021年、2022年分别约为3113亿、3711亿和4283亿元，而2020年至2022年的罚没收入更占去非税收收入逾10%。其中2022年罚没收入达4,283.98亿元，在公共预算收入中的占比2.1%，为近10年最高，占非税收收入的11.57%。

中共官方数据历来被指造假，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中国各地历来有所谓“小金库”，有许多罚款可能根本没记录，中央政府不一定都能掌握，所以真实数字可能更大。

刘成良的文章指出，罚没收入异常增加有两个原因，一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不合理，近二十多年来使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相关收入，房市疲弱造成严重影响；而中国中西部不少县级行政区财政“自主造血”能力不足，长期需要上级提供资金来维持运转和发展，随着自上而下转移支付不足，罚没收入遂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弥补财力的应急性手段。

中共的“罚没收入”历来备受诟病。近两年多地出现天价罚单。曾有老人因销售不合格芹菜获利14元，收到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两次共计10万元的罚单。

2021年，中共官办的《半月谈》报导，中国北方某山区县交通违章罚款一年就“创收”3000余万元，而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才1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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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良的文章认为，罚没增加的另一原因，是地方政府必要支出的压缩空间有限，如果没有足够财政支持，可能引发较多的不稳定问题，诸如近期河南清丰县及新乡市等地均出现医护人员“追粮”事件，还有地方的中共党政机关干部被拖欠工资。

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对大纪元表示，由于土地财政供应不足，在地方政府的营利能力非常差的情况下，罚款是最快的方法，而且可以迅速变现。另外，罚款也造成了权力的寻租。再加上近10年来，受“国进民退”的影响，很多官僚和体制内的人形成一种意识，认为对民营企业可以随便处罚或给予刑罚。

他认为，2023、2024年在疫情“清零”措施放开之后，经济没有如期反弹，地方财政情况变得更困难，2024年经济总体会比2023年更糟糕，因而罚款更多。“现在经济更恶性循环，越没有税收，越要靠增收税种和罚款”。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un Huang）（黄大卫授权）

中共财困之下靠罚款 陷恶性循环 学者：末世必有的乱象

中共官方9月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只上海有盈余，其余各地财政赤字高达5.7万亿元。

黄大卫说，在2019年、2020年之前不是这样的。当时中国大概有11个省跟直辖市可以做到收支平衡，甚至有盈余。疫情之后，尤其是贸易战叠加之后，整体财政情况都非常悲观，可能就会增加一些罚没收入。但这是涸泽而渔，导致经济情况恶性循环。

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对大纪元表示，每一朝代，越是到了后期，没有钱，通过正常的税收不能够解决，最后就是乱罚款。而且罚款有隐蔽性，比如说公路收费，公开罚外地车，本地车一般不罚，因为本地车主大多有盘根错节的关系。

李恒青说，中共当局前段时间一直在讲打通市场堵点，要形成“统一大市场”，很奇怪，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么多年了，应该早就已经进入自由市场经济、有全国统一大市场，但是事实上没有，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之间都有壁垒。“你比如在湖北生产光伏产品，如果配件是从新疆运过来的，它就有可能去罚你的款，这种壁垒一直有，靠的就是罚款，因为税收都是没法上台面的”。

上月有自媒体综合各地数据，发表题为“并非哭穷，是真穷！全国1-7月财政收支缺口5.7万亿”的文章，新浪财经转载后随即遭到下架。

文章批评，中国庞大的财政支出有40%花在供养8000万的公务员（占全国人口的5.66%）上，如今财政紧张，发薪给“亲人”都有困难，就开始以各种名目出售国有资产，展开“砸锅卖铁”资产处置专项行动，其它手段包括举债、赖账、罚款以及异地敲诈企业的“远洋捕捞”。

事实上，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前教授杨绍政早在2017年就在海外发文揭露中共搞“公款养党”。他指出，中共占用税款和国资收益，每年供养所有政党专职党务人员和一些非政党社团工作人员总数约2,000万，给社会带来的耗损估值约20万亿元。如果情况不改变，社会终究会崩溃。

中共一边宣称不能乱罚款 一边放任地方“抢钱自救”？

中共官方近日不断吹风强调“不能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执法，不能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及时对罚没收入增长异常的地方必要时进行督查”。官方抛出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也提及这一点。 （先前报导：山东市场监管者：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链接：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8/15/n14312017.htm

前述大陆专家刘成良希望当局新政策的出台能够遏制地方非税收入增长的乱象，创造好的营商环境。

美国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李恒青授权）

李恒青说，这些办法都刹不住罚款，因为它有内生动力，因为他的工资奖金就在这里出，完不成罚款的指标就扣工资扣奖金。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太大，财政收入太少，公务员、警察都开不出工资来了，他们要是躺平，地方政府就运营不了，所以中共中央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中央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你们上街去设卡收钱吧，末世时期多数都这样，强盗到处都是，现在（中共）官府直接就是强盗。”

黄大卫表示，中共官方三令五申要禁止乱罚款，反过来证明各地自由裁量的罚款情况非常严重。他认为，当局的指令会让地方罚款有所收敛，但是不能有根本性改变。“要解决根本问题，可能还要大幅度减税，增加民营经济在社会比重，压缩国有经济在市场垄断的份额”。

值得注意的是，7月中旬结束的中共三中全会扩大地方财权。7月31日，中共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非税收入主要归属地方，考虑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对于收费公路问题，按照“受益者付费”原则，优化相关政策。官方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如何“差别化”管理以及“优化”。

李恒青说，中共中央要下放非税收入的管辖权，就是大家要自救，中央不管了，你有什么招都可以用，谁能够抢到钱，谁就是有功之臣。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抢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没有权力，又没有能力去反抗，任人宰割。

文章来源：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10/15/n1435086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