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zhenxiang.biz/wp-content/upzx/2023/11/2020-02-12_125711-600x3882.jpg)
海外法轮功学员游行,告诉世人保命良方。条幅内容为“诚念法轮大法好,大难来时把命保”。
【法轮大法在长春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上海封城”虽已过去,但它带来的影响和伤痛仍在蔓延。“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曾在上海徐汇区街道担任公职的颜维颖(Elena Yan)说,上海封城不仅打残了上海经济,更是对市民的精神折磨,“在这个城市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
颜维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大学毕业后,进入徐汇区康健街道做会计。稳定的工作,不菲的薪水福利,在一般人眼里,她捧着“金饭碗”。但2020年爆发的中共病毒疫情及两年后的封城,让她看到太多人间惨剧和中共体制的荒谬残酷,精神备受折磨,于是毅然逃离大陆来到美国。
![](http://i.epochtimes.com/assets/uploads/2024/06/id14275061-0c05c4903ba34887f489704edd2c82f8-600x336.png)
![](http://i.epochtimes.com/assets/uploads/2024/06/id14275065-deecba29aa5bde7d0ab6f8c23a27061a-600x399.jpg)
“老上海人比较‘海派’,就是说思想比较自由,自主意识强,不太会人云亦云。”颜维颖说,19世纪英国人在沪上开埠后,上海文化深受自由思想的影响;2022年那场封城,对上海人来说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巨大创伤。
今年1月出国前,她看到,昔日人头攒动、车马繁华的街道,到处是歇业的告示;外国人成群光顾的几条街,几乎看不到外国人;曾经几万、十几万人民币一平米的公寓楼,打七折、甚至六折也无人问津⋯⋯种种变化都始于那场封城,却没有因封城结束而结束。颜维颖反思:其实,这场人祸并不让人意外,只要中共存在,将来也还会发生。
一场政治运动
“上海是4月1日开始封控的,一开始政府通知说是七天,后来变成一个月,最后到了6月才解封。”颜维颖说,“它(政府)一开始就等于在欺骗,我们就这样莫名其妙被关了好几个月。”
封城开始,颜维颖所在街道成立了防疫办公室,每名工作人员负责对接一个居委会。颜维颖负责樱花园小区,每天做核酸抗原的疫情检测。街道要求,每名防疫人员每天早晨6点就要赶到居委会,拿着大喇叭到一栋一栋居民楼下叫醒居民,让他们下来检测,早晚共两次。
“为什么大清早就要把人给叫起来?为什么不能晚一点呢?”颜维颖很不理解。有的居民不愿下来,居委会人员就在楼下不停高喊“某某某、几零几房,下来做核酸!”同时到居民家门口不断按门铃;还有人不停给居民打电话,直到对方下来。
中共实施“网格化”管理,对于每户居民的信息,包括名字、家里几口人、电话号码、工作单位,乃至谁家有精神疾病患者、有法轮功学员、有谁进过监狱等,都一清二楚。
颜维颖说,经过一番折腾,大部分居民会配合,但也有人就是不下来。这时警察就会上门,以违反防疫法威胁要抓人。有的居民经不住恐吓,或不想找麻烦就妥协了。也有懂法律的居民反驳警察: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你不能强制我出门!这时警察就会破门而入,把人押出来。
有的居民说:“我是独居老人,有病不能下楼,不需要做检测;而且下面人多,可能让我染病。”但是居委会不管,会找人强行将其抬出来。
封城期间,保安把守小区大门,按照当局指令行事,居民在那两个月间根本无法出小区。
颜维颖虽出生在80年代后期,但也了解中共建政后一轮轮的政治运动。她说:“这场封城本质上就是一场政治运动。”
被折腾死的居民
封城期间,颜维颖朋友的父亲因炎症需要就医,但被小区保安挡着不给出门。家人打电话找居委会,经过批条子、盖公章,折腾了几天,终于被同意上医院,但出了小区却叫不到救护车。等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送到医院,医院却没有医生看病,只开了点消炎药。一个月后,六十多岁的老人去世了。
“这位朋友说,是共产党害死了他父亲,他与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颜维颖说。
新发病的患者就医难,老病号、尤其精神疾病患者就更惨。颜维颖骑车从居民楼下经过,可以听到一些人歇斯底里的哭嚎——这些患者断了药物,精神陷入崩溃。
她本人所在小区也有一位精神病患者,那家人央求她帮助拿药。颜维颖就到了精神病医院,医院人员不愿开门,经她极力劝说,终于隔着大门护栏给了一点药。她说:“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封城初期,退休小提琴家陈顺平因被医院拒收,疼痛难忍而跳楼自杀。台湾经济学者郎咸平的母亲即便到了急诊室门前,也因无核酸检测结果被拒绝就医而过世。“这种情况很多。一般人不那么出名,死了也没人知道。”颜维颖说,“深夜里,经常能够听见老百姓对着窗户喊:我要出去!”
封城强行中断了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那些高血压、老年病、慢性病患者突然被断药,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颜维颖有段时间从早到晚接的都是投诉电话,但民众投诉也没用,政府不管。熬到5月底,市政府才允许给居民配药,但只能到社区医院配些基础药物。
颜维颖回忆,除了不能就医,也存在挨饿现象;而且挨饿了不能随便说,警察可能上门威胁。
在这座人口两千多万的大都市,每天都会有几百万居民需要买菜买粮,无预警封城,让大家措手不及。颜维颖说,虽然街道提供物资保护,负责为每一户分发粮食,但一般十天左右才发一次,每户都是同样份量。有的居民家里人多,一两天就吃完了,从第三天就只能饿着;而且,政府发的菜很多是变质的。有些人只能趁核酸检测时向邻居讨要。老上海人议论说:文革也没有这样呀!
另外,郊区的人口登记会有“空档”,有的房子本来没人,后来住了人,也会被遗漏发放食品。她说:“有的人给政府打电话,政府没人接听,可能就会饿着。”
据颜维颖了解,当时虽有团购,但老人一般不会用,而且不是每个社区都允许团购。
封城结束后,当局又强制打疫苗:国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的员工必须打,否则不能上班。各小区也有疫苗指标。随着街道的任务指标越来越高,人们发现,上海的死亡人数也陡然增加。
“一个小区一般有两三千户人家、六七千人,一天要死七八个人,以前从来没有过。”颜维颖说,“死的人很多,但不是因为感染病毒,都是心梗、脑梗之类的突发性疾病。”
她回忆,她家所在街道距龙华殡仪馆很近。殡仪馆对街道说,尸体堆不下了。做大型餐饮的朋友对她说:“这两天冷冻海鲜千万不要吃。”上海好几个有名的大冻库,都被政府征用存放尸体了。
颜维颖的母亲打完第二针疫苗,出现血栓和高血压,手臂肿了两个月;一位亲戚打疫苗后出现全身荨麻疹,两年多了还时不时全身发红发痒;另一位亲戚打完疫苗出现面瘫。
全上海施行疫苗令后,高血压、血栓、白血病、糖尿病、肾病、肺病等病例大量爆发,颜维颖说:“我身边听到的很多,就是打完疫苗出现的。”
中共思想控制基层官员
颜维颖说,上海封城,也是中共对官员的“忠诚度”检验。
她平日接触很多基层官员,看到老一辈公职人员对中共政策多是敢怒不敢言,只有熟悉的朋友才会讲些真话,悄悄说不要去打疫苗;很多基层公职人员是“双面人”,在公开场合,没人敢说真话。
她说,大概五年前,所有公职人员开始被强制使用“学习强国”软体,每周期天都要“学习”。该软体会计算阅读时间,文章读太快不行;看完后要放入收藏夹、发多少条评论、做题,每天要完成40分,还有排名。如有人没完成,所在党支部就会被通报批评。每个支部每周还要阅读习近平著作,读完要一起谈感受、“自我批评”。
不愿再与共产党为伍
国内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往公职队伍里挤,但颜维颖当时觉得实在待不下去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从政治观点、从工作思维上,不能接受共产党的做法。”她说,“很多做法就是愚弄、欺骗民众。”
她感觉,很多政府官员、公职教师只会按指令行事,“共产党要他做什么,他就会去做什么;甚至共产党让他们去杀人,他们也会做”。她感到长期下去,不仅思想情感压抑,人格也会扭曲:“我不愿待在这样的国家,也不愿后代失去独立的人格。”
颜维颖看到疫情期间当局的做法荒唐、违背人性,就提出意见,结果渐渐成了单位的“异类”。“明知领导说的不科学、不人道、不合逻辑,你也要说领导说得对。”她说,“在共产党体制里,只要你有良知,日子就难过,就会受排挤。”
颜维颖平日接触很多底层民众,所见所闻触目惊心,人们的愤怒、无奈让她心疼,但又无能为力。
“这场(封城)运动让我彻底看清了共产党:这个政权满是仇恨贪婪,不是保护人民,而是在残害人民。”“我不愿再与共产党为伍,因为他们违背最基本的人性道德。”她说。◇
※※※※※
这个在2020年年初震惊全世界的疫情,源于中国武汉的中共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已蔓延到全球多个国家。海外第一大中文媒体大纪元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武汉病毒)最准确的称呼是“中共病毒”,因为这次疫情是中共隐瞒真相,才导致疫情扩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文章来源:大纪元
http://cn.epochtimes.com/gb/24/6/21/n1427503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