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漫画大师丰子恺与其漫画像。（网路图片）
【大纪元2017年03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民国初年的刊物突然刊出这样一幅画：新月升空，房舍无人，唯有木桌、茶具、竹帘与大面积的留白。自这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问世，一大批名为“子恺漫画”的画作风行于中国，中国也从此有了“漫画”概念。
寥寥数笔，便勾勒出富含童真与禅味的画境，是中国漫画大师丰子恺画作的风格。画如其人，丰子恺对社会、对人生，也多抱以率真、随缘的心态。若非晚年生活在红色政权下，他本应过着半仕半隐、半僧半俗的潇洒人生。
中国漫画大师丰子恺。（网路图片）
绘画天才出少年
幼时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丰子恺却阴差阳错爱上了绘画。学习《千家诗》时，他被书本上的每页单色木版画吸引，便偷偷用颜料为第一幅“大舜耕田图”着色，不小心把后面数张纸浸透，招致父亲震怒。尽管如此，绘画的兴趣已在心底生根，他总是在学业之余练习绘画技艺。
十几岁时，私塾先生“搜查”出丰子恺藏在课堂的画谱，却“委以重任”，要他照著书中的形象，画一张放大着色的孔子像。在姐姐的帮助下，丰子恺先用方格放大法，按比例临摹出孔子形象，再用颜料上色。这幅画完成后，便挂于私塾堂前，成为学生每天必拜的圣贤化身。丰子恺的“小画家”名声也在家乡传扬。
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考入省城第一学府——浙江第一师范。在这所自由新潮、又充满浓郁艺术氛围的校园里，丰子恺遇到精通绘画、诗词、音律、佛学的艺术家李叔同。在他的教导下，丰子恺系统学习西方绘画理论，并坚持写生与观摩西方名画，使得绘画技艺突飞猛进。李、丰二人更以画结缘，缔结一生的师生情义。
丰子恺对漫画的兴趣，源于在一师的一件琐事。校长给学生训话时，高大的身材与矮小的讲台不成比例，丰子恺觉得这种反差很有趣，遂挥笔画出，立刻受到同学的喜爱。展现日常生活中饶有趣味的事物，正是丰子恺漫画的一大特点。不过在那时，他并不知道这种“漫画”奠定了他一生为之奉献的方向。
毕业后，丰子恺赴日游学，专攻炭笔画。一次在旧书摊上，他偶然发现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的画集，便为这种融汇西方构图技巧与东方画趣的简笔画所惊叹，更称其为“无声的诗”。1922年，丰子恺回国执教，并致力于创作漫画，逐渐为人熟知。
丰子恺作品《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网路图片）
漫画禅味一生缘
作家朱自清是他的伯乐。1924年，他第一个向丰子恺约稿，把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发表于自己创办的刊物《我们的七月》上，成功引起同行郑振铎的注意。郑振铎将丰子恺的作品名为“子恺漫画”，连载于刊物《文学周报》中。至此，中国始有“漫画”的概念，便是指丰子恺这样“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憨恣”的画作。
丰子恺的漫画取材于现实社会，题材多种多样，而表现普通人与民间生活是其主要题材。用一双灵慧而敏感的眼睛，捕捉平凡生活中的诗情画意，是丰子恺寻找灵感的法宝。作漫画时，他兴之所至，便随意挥洒，喜欢在表现现代生活的画作上，配以古诗词作标题，突出中国画的写意感。这类“古诗新画”大多风格简易朴实，内涵却含蓄隽永。
早期，丰子恺的画作常常在现实中抒发“温情的讽刺”，而后期逐渐钟情于儿童题材，把儿童的心态、生活细节展现在画笔下。他羡慕儿童的天真无邪，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孩子是真正的“人”。特别是有了子女后，丰子恺更把他们当作模特，把他们玩乐、生活中的举动，定格在图画中，表现他对童心的珍视与呵护。
1918年，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剃度出家，成为弘一法师；9年后，丰子恺也随师皈依佛门，成为居士。在佛法中修行的他，时常在画作中流露出超脱尘外的禅意与悲悯众生的仁心。在丰子恺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有一部历时46年的巨制《护生画集》。为纪念弘一法师五十岁寿辰，他完成第一卷的50幅画作，并请恩师分别题诗。此后师生约定，丰子恺每十年完成一卷画集，画作数量与恩师寿辰相当，直至百岁。至1973年，丰子恺完成第六卷画集，“护生”之诺至此圆满。
这部《护生画集》既是寿礼，也是难得的佛教艺术珍品，内容多为动物漫画，包括戒杀、护生、善行三大主题，表达对生灵与自然的爱护。“护生”即“护心”，丰子恺以图像形式劝诫世人戒杀、放生，唤回人类道德与和平、仁爱、悲悯之心。丰子恺漫画中简约的形象与纯善的精神，或许正是它最打动人的地方。
丰子恺漫画《月上柳稍头》。（网路图片）
误信中共风波起
身处大师辈出的民国时代，丰子恺与李叔同、陈寅恪、沈从文等人一样，也是兼善多文化领域的博雅文人。幼年的私塾教育和一师的综合教育，培养了他多方面的才华。他不仅是漫画家，还是作家、翻译家、艺术理论家。他的妙笔，不仅能勾勒形象世界，还能用文字构建想像世界，在文学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丰子恺有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缘缘堂续笔》等，其闲适的文风与画风相似，呈现著对禅学的领悟及人性的关怀。他还有译作《源氏物语》《猎人笔记》等，艺术理论著作《丰子恺美术讲堂》《丰子恺音乐讲堂》等，可谓著作等身。
他的命运也与同时代的文化大师相似，当他们挺过抗战炮火，进入山河易主的时代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中共意识形态的专制与迫害。1949年，丰子恺定居上海，受中共邀请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起初，他被中共宣传的“共产主义”思想迷惑，以为中共将建立传统人士心中的“大同世界”，甚至以“被解放”的欢愉心态加入中共的文化改革活动。
1960年，丰子恺受命担任上海中国画院的首届院长；两年后当选为“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原本淡泊名利、远离政治的他，开始配合中共，在漫画中尝试具有政治宣传色彩的另类作品。当然，这类配合任务的作品，已经丧失丰子恺画风中最宝贵的艺术精神，也极少收录在他的画集中。
尽管被中共当局“重用”，丰子恺在最“风光”的时候也多次受挫，逐渐触及中共本质。1950年，在一场文艺界宣传方向的会议上，他直言不讳，表达对梅、兰、竹、菊等传统画的推重。他认为，“成天叫喊打倒谁、打倒谁也是很累的”，“四君子”画恰好可以“陶冶性情、松弛神经”。这番发言立刻引来暴风骤雨式的批判，说他“迷恋过去的老一套”，“妄图开历史的倒车”。
1962年，65岁的丰子恺在上海市第二届“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做一番谴责“大剪刀”的发言。他说中共的文化政策像一把大剪刀，把冬青树剪成千篇一律的模样，破坏自然状态。很快他又成为被批判的标靶。在会议结束3个月后，有人编造出一份批判他的罪证，说他在散文《阿咪》中，提到的“猫伯伯”与“毛伯伯”谐音，影射毛泽东。
几轮批判下来，丰子恺对中共政权失望，有意退出政坛，然而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下，独善其身是几乎不可能的。他不得不学会如何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下生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也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作自我检讨，把自己的过去批评地体无完肤。当党媒《人民日报》向他约画稿时，他不仅谢绝邀请，并捐出之前的稿费，以示对政治行为的退避。
丰子恺漫画《两家的父亲》。（网路图片）
日月楼中日月黯
1954年底，丰子恺一家搬迁新居，因在室内可以看到“日月运转”，便名为“日月楼”。在这一方天地中，他埋头绘画、写作，度过几年的清闲生活。然而当十年文革到来时，丰子恺在中共体制下的谨慎言行并没有让他远离劫难。由于他的社会地位与早年受批判的罪名，让他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
1966年6月，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一张从天花板垂到地面的大字报，批判的正是丰子恺的《阿咪》。后来“文革工作组”进驻画院，将院长丰子恺划为“反动学术权威”，扣上“反革命画家”“反共老手”“漏网大右派”等一系列罪名，更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他被勒令天天到单位“交代罪行”、接受批判；同时，关牛棚、游街、批斗、克扣工资等迫害接踵而至。
他的日月楼也难逃厄运。1966年底，上海房管所的“造反派”认为丰子恺已经被批斗，一家人却拥有很多房间，便强行派人占据一楼，迫使他们低价变卖楼下的家具。不仅如此，他的家还多次被查抄，电器、字画、书籍等都被运走，仅书画就装了4大箱，其存款也被尽数搜刮。
文革中最常见的自然是批斗。据丰子恺幼女丰一吟回忆，丰子恺被批斗的次数多，到过的地方也多，不仅在画院，还有少年宫、美术展览馆、造船床、车沟大队等地，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全。
在迫害中，他受尽精神与身体的种种非人折磨。比如“造反派”不顾他年迈的身体，强迫他爬梯子，张贴自己的大字报；把他按倒在地，在后背浇上一桶热浆糊，沾上大字报；半夜闯入丰家，把已经熟睡的他拖走游斗；剪掉他蓄了几十年的胡须。
1969年秋，丰子恺以72岁高龄，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改造。恶劣的环境、高强度的劳动及长期的高压生活，迅速压垮他的身体。不久，他感染风寒，高烧不退，才被送回上海。
面对无休止的欺辱，起初丰子恺有过短暂的不解与痛苦，但很快便用乐观洒脱的心态应对。他横下一条心，把关“牛棚”视如参禅，被批斗看作演戏；半夜被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被下放劳动期间，他更笑称自己“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造反派”为罗织罪名，还对他的画作断章取义，做出《打倒美术家反共老手丰子恺》之类的专刊加以污蔑。丰子恺亦超然视之：“那些猴子批判我的画……连起码的知识都欠缺，却出来批这批那，往往使人啼笑皆非，所以我也就泰然了。”在以苦为乐的精神支撑下，丰子恺克服重重阻力，竟以过人的毅力完成《护生画集》与《缘缘堂续笔》两部重要作品。
在十年浩劫中饱受苦难，丰子恺终于在第9个年头被无情打倒。1975年8月，他因患肺病住院，于9月15日撒手人寰，终年78岁。这个文化大师，因为说了几句为艺术负责的真话，便被扣上一顶顶帽子加以批判，最终被折磨致死。这场由中共一手发动的文革运动，非独丰子恺一人之厄运，更是加诸所有知识分子的灭顶之灾，及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悲剧。#
参考资料：
丰一吟，《爸爸丰子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
责任编辑：张宪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