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农村文革集体杀人的景象（网路图片）
【大纪元2017年03月26日讯】广西的文化大革命有两个绝然不同于全国所有省市的特点：一是在全国所有省市的第一书记或被打倒、或被调任的十年里，它的自治区第一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号称“广西王”的韦国清始终不倒；二是文革中广西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吃人风潮，即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剜心剖肝吃肉的事件。
由于韦国清一直在广西执政，以致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广西上上下下都宣称该省在文革中有一条自始至终“以韦国清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全国其他地方执行林彪、‘四人帮’路线，广西没有”{1}。因此，中共中央当时在全国展开的意在否定文革的“揭批查”运动等，在广西根本无法开展。
直到1977年，韦国清被调到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任主任，胡耀邦、习仲勋等中共开明派领导才于1981和1983年两次派出相当规模的中央调查组去广西，由李锐、周一锋等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领导挂帅，在广西本地组织了十万干部来调查处理广西文革的“遗留问题”（以下简称“处遗”）。
在1983到1988年间从最基层的公社到省市级的细致调查、核实中，非但发现广西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位列全国各省市之首，有大约8.6万至15万之多{2}；还发现广西全省在文革中确实发生过一场吃人风潮。这五年内的关于广西文革“处遗”问题的内部报告系列，即为共十八册、七百多万字的《广西“文革”档案资料》（以下简称机密档案，引用均出自2016年电子书版本）{3}。
一 规模和数量：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
对广西文革中吃人风潮的公开揭露，首功当属现居北美的华人作家郑义。他先后在1986、1988年两次冒着风险到广西调查这一吃人风潮，又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躲避通缉的流亡途中写作，终于在1993年出版了《红色纪念碑》一书{4}。由于郑义所做的是个人的调查，足迹所限，只包括上林、钟山、武宣、宾阳、灵山等七八个县。而在这套机密档案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的吃人风潮所及，有名有姓或有统计数字的受害者牵涉24个县市，分别是灵山县、钦州县、横县、大新县、上思县、合浦县、天等县、巴马县、忻城县、隆安县、都安瑶族自治县、浦北县、马山县、扶绥县、苍梧县、钟山县、武宣县、来宾县、武鸣县、崇左县、宾阳县、上林县、柳州市、容县。
除此以外，这套档案中提到有吃人案件发生，但没有具体细节的还有邕宁县、柳江县，即共26个县市。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一吃人风潮的起因、性质和规模，笔者特意根据机密档案中的材料，编撰了“《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的人吃人案例一览表”（见附录）。
要指出的是：这套机密档案中提到的26个县市并不是完整统计。如曾参与“处遗”工作的中央工作组成员晏乐斌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及，他当年的笔记里还有贵县、桂平县、凌云县等发生过吃人案例{5}，亦即至少波及29个县。另据一名广西民间学者锲而不舍的多年调查，发现这一吃人风潮共波及了31个县市{6}。文革中广西全省的行政区域，全区辖8个专区，4个自治区直辖市。除了南宁市、桂林市和梧州市这3个直辖市外，其余9个专区、市全部都曾发生吃人事件，波及率为75%。按县级单位计算，当时广西大约只有82个县，涉案率为38%。换句话说，就地理分布上来讲，将近一半的广西土地上发生了吃人事件。
另外，这一吃人风潮的数量和规模在广西是史无前例的。这里的“数量和规模”有两重含义：（1）被吃者的数目；（2）参与者的规模。就被吃者而言，仅根据机密档案中的记载，有名有姓或有统计数字的被吃者就有302人（次）。因为这套机密档案意在记录该省的文革全过程，对吃人事件的记述大都点到为止，有意无意的遗漏是很有可能的。
例如，郑义当年调查过上林县乔贤乡的武装民兵屠杀反韦国清的“四．二二”造反派的“木山惨案”。他提到多人被剖腹取肝，其中老游击队员郑建邦被打死后，他的长子不服，被批斗并杀害，随即“晚上纠察队剖活人肝，在大队里煮熟，十余人分食。称没结婚的肝好，壮胆治病”。凶手还准备“斩草除根”，吃掉郑建邦的幼子郑启平，但终被他逃脱。
就此事，郑义还访问了凶手——当时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谢锦文{7}。可是此事在这套机密档案里就没有任何记载。此外，据前述广西民间学者的多年调查，有名有姓的被害者有421人之多{8}。应当说，这一数字是比较可信的。
或许会有人认为，400多人的受害者规模不是很大。就此，我们不妨就同类事件做一些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其一，据文革中的“四．二二”派调查，广西公安厅长钟枫承认：在大跃进、大饥荒（1959-1962）中因为韦国清积极“反瞒产”，大约饿死了50万人。但是广西在这整整三年的饥荒中出现的吃人事件，只有很少的记载。例如，在上述“四．二二”造反派的调查报告中，就只提到了“环江事件”中的两例、共5人（次）的因饥饿而吃人肉的事件{9}。
其二，安徽省在大跃进、大饥荒中是重灾区，饿死了400多万人，也出现了不少吃人的“特殊案件”。据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回忆，一份当时绝密的〈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统计：1959至1961年三年里共有1,289起吃人事件，占整个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数400多万的比例为0.032%。而这里的“人相食”大都是指吃“饿死的人”的尸体，仅有5%至8%是“杀人犯”，即“杀害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快要死的亲人而食肉的”{10}。换句话说，在安徽的大饥荒中，杀人相食的案例仅为103起左右。而广西文革中的杀人而食的比例，以“非正常死亡”8.6万人下限计算，则为0.48%，是安徽上述比例的15倍。更何况安徽统计的是大饥荒三年间的总数字，而广西文革中的被害者人数只是从1967年冬到1968年秋，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的统计数字。
就参与者而言，三年大饥荒中的吃人案件大都是个体性的，即隐蔽的个人行为——连盗窃尸体都常常偷偷进行，还透露出人类起码的羞耻感{11}。而广西文革中的吃人风潮，则带有明显的群体作案的鲜明特点，即大都是公开的、疯狂的群众运动——在光天化日之下群起剖腹、取肝、割肉、进食（下详）。就参与吃人的数量规模而言，更为前所未有。据当年去现场采访的郑义估计，其规模应当是“万人吃人运动”{12}。这样的吃人群体的规模，恐怕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至少在广西是空前的。这里，我们不妨从发生吃人事件最多的武宣县的档案中摘录几段，来看一下1968年“革命群众”杀人而食的疯狂情况：
县城游斗中打死2人，并剖腹取心肝。
6月12日，武宣区在街上圩亭召开批斗会。“联指”观点的王春荣亲自押送被斗的周忠（居民）、“黑五类”罗耀祖、邝保安、黄振基、谭启欧、陈魁达等十多人进入会场。在批斗中，王边审问边用五寸刀向被批斗对象周忠、罗耀祖捅去，进行逼供。在批斗会上谭启欧被人打死，黄振基被打休克。会议结束后，王春荣强令周忠、黄河、吴祖荣、陈魁达等4人分别拖着谭启欧（尸体）、黄振基往回走。
拖至途中，黄振基醒来抬头向王春荣求饶说：“同志，原谅我嘛。”王即摇动着五寸刀极为嚣张地说：“原谅你5分钟。”随即令拖的人不停地向前拖，当拖到中山亭处，王即令停下。手持五寸刀，就一只脚狠狠地踏上被打休克已醒过来的黄振基胸上，活生生地剖开腹部挖出心肝。接着又剖谭启欧的尸腹取出心肝胆，后王听围的一个人指着拖尸的陈魁达说：“这个家伙偷过牛。”王不顾陈的申辩和求饶，向前抓住陈魁达的头发，将陈按倒在地上，用脚踏在陈的胸脯上，活生生地将陈剖腹取出心肝……
县城游斗打死汤展辉肉被割尽吃光。
6月17日，武宣圩日，蔡朝成、龙凤桂等人拿汤展辉上街游斗，走到新华书店门前，龙基用步枪将汤打伤。王春荣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心肝，围观群众蜂拥而上动手割肉。肉割完后，有一个老妈子割要生殖器，县副食品加工厂会计黄恩范砍下一条腿骨，拿回单位给工人钟桂华等剔肉煨炖吃。当时在残杀现场的县革委副主任，县武装部副部长严玉林目睹这一残忍暴行而一言不发。当时正在召开四级干部会，参加县四级干部会议的个别代表也参加吃人肉，造成极坏的影响{13}。
武宣县在文革中有二十二万人口，县城每周或每十天一次举办集市（圩日），每一次都有成千上万人参加。就是在这样人山人海的情况下，发生了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人的革命群众把个别活人的肉“割尽吃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而现役军人、革委会副主任和武装部副部长竟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以“目睹这一残忍暴行而一言不发”的态度来纵容鼓励。从此，全武宣各地都掀起了新一轮的群众吃人风潮。
在武宣县的最高学府——武宣中学和桐岭中学里还发生了学生吃掉老师、学生吃掉校长的血腥事件。下面是档案里的两则记载：
武中师生批斗打死教师，剖腹取肝，投尸江中。
6月18日，武宣中学吴树芳、覃昌兰、王著尤、黄宁群、韦天社等5位教师被付屏堃、何培贤、李汉南等几十个学生轮流批斗。到晚上8点批斗吴树芳，韦解安第一个用木棍打。跟着陈恒轩、何少海、韦英瑜、苏炳定、韦习实、覃家飞、覃允雅、黄东明、廖承、廖田保、何开朗、韦世锐、苏崇富、李汉南、何建国、苏就坚、林国柱、黄海初、付屏堃等20人对吴树芳进行毒打。……过了一个多小时，吴树芳死于床上。
廖承到总务门前对总务廖振坤（东方红军区司令部头头）说：“吴树芳已经死了。”廖振坤答：“当狗死。”廖振坤又对付屏堃说：“听人说肝可以做药，搞点回来。”……覃驰能动刀，韦天社、吴宏泰、何凯生帮扶着尸体，剖腹取肝，付又责令覃驰能再割几斤肉，都装在塑料袋里，抛尸江中。
转回单位后，潘茂兰将人心、肝、肉放在厨房菜板上，由陈瑞阳动手分割，在场的还有付屏堃、廖承、陈志升、何开朗、韦解安、苏崇富、苏就坚、廖田保、何少海、何建国、林国柱、龚培宜、韦英瑜、龙城等17人，他们分别在厨房和黄元楼房间煮吃，还有在走廊等处烘烤人肉人肝。
整个学校，血迹斑斑，焦味充溢，满目悲凉，令人怵目惊心，闹得学校乌烟瘴气。
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凭被敲死，且被割肉挖肝。
7月1日晚8时，在桐岭中学十丙班教室批斗黄家凭同志，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批斗会持续约一小时后，谢东宣布散会。覃廷多等4人各持棍押解黄出会场，行至电话室门前时，覃廷多喝令“打”。声落棍下，朝黄打了一棍，其他人不约而同地蜂拥而上，将黄家凭乱棍打死。
2日上午，尸被学生黄佩农剖腹取肝，张继锋（女）等人将肉割下，只剩骨骼。当天午后，在桐中厨房周围，宿舍区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的情景举目可见，血迹斑斑，腥风飘荡，火烟缭绕，焦味充溢，阴森惨状，令人不寒而栗。
黄家凭同志，早年参加革命，曾任一二一纵队第一支队直属中队政治指导员和桂中支队十八大队长，广西解放后，任过苍梧县副县长、桐岭中学副校长等职，“文革”中惨遭杀害，令人痛惜{14}。
综上所述，广西文革中的吃人风潮不仅在地理规模上、而且在受害者和施害者的数量和规模上都是空前的。这里恐怕还要补充一句：它在挑战我们的认知和理解上也是空前的。文明世界的人实在是难以想像历史中的“恶”可以发展到何等疯狂的地步，它甚至会在瞬间冻结和颠覆我们作为人的正常思维——因为这类兽行实在太难以使人置信了。
著名意大利作家莱维（Primo Levi）在谈到纳粹大屠杀的时候说：在一开始听到这些消息时，人们都是无法相信的：“在1942年这个关键的年头，关于纳粹进行种族灭绝的消息开始流传开来。虽然只是些模糊的只言片语，但这些消息相互印证，勾勒出一场大规模屠杀的轮廓。面对这些如此穷凶极恶的残忍，如此错综复杂的动机，如此罪大恶极的罪行，人们往往难以相信它的真实性。”{15}
笔者以为，广西文革中割肉挖肝的“群众专政”与德国纳粹的党卫军在对犹太人大屠杀中使用的煤气室和焚化炉相比更为残酷！（未完待续）
注释
1、5、46 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页13-20；19-20；19。
2 有关广西文革“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有多种官方和较正式的记载。如《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文件汇编》称，广西文革期间死人8.6万多人（参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整党办公室：《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文件汇编》，第二册〔南宁：内部出版，1986〕，页273）。又据当年参加“处遗”工作的公安部干部晏乐斌的工作笔记：死者8.97万是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3万多，失踪的2万，共14万。韦国清在一次谈话中则承认有15万人之多（参见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页14）。本文并不专门研究这一课题，所以仅列出这两种较正式的数字作为死亡人数的范围。
3 参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机密），共十八册（南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内部出版，1987-1988）。笔者对此重新进行了校勘，并加上了一些注解和导读，共分为三十六卷出版，参见宋永毅主编：《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电子书）（纽约：明镜出版社，2016）。
4 郑义：《红色纪念碑》（台北：华视文化公司，1993）。
6、8 笔者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广西民间学者的访谈，洛杉矶，2015年12月28日。
7、12、21、32、33、36、39、42、48 郑义：《红色纪念碑》，页28-29；99；67；103；128-31；40；20；27；28-29。
9 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绞死韦国清！为死难的广西五十多万阶级兄弟报仇雪恨！——揭发韦国清反瞒产的滔天罪行〉，《南疆烈火》（广西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指挥部），联5号（1967年6月8日）。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1966-1976》，第三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5）。
10 尹曙生：〈安徽特殊事件的原始记录〉，《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页62-63。
11 宋永毅：〈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人相食”现象之一瞥〉，载劳改基金会编著：《人相食的年代》（华盛顿：劳改基金会，2013），页112、115、117、128。
13、14、25、29、44、45 中共武宣县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武宣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87年5月4日），载《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第十八卷。
15 莱维（Primo Levi）著，杨晨光译：《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页1。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的人吃人案例一览表（表1）（作者提供）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的人吃人案例一览表（表2）（作者提供）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的人吃人案例一览表（表3）（作者提供）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的人吃人案例一览表（表4）（作者提供）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的人吃人案例一览表（表5）（作者提供）
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6年6月号（总第155期）@*
责任编辑：谢秀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