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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卡无法无天 苏联外交部都头痛不已

被契卡处决者被抛尸在契卡总部的庭院中。(资料图片)

1921年底,俄共外交委员部迁址,成为“契卡”所在地保安局大楼的邻居,由此,俄外交人员对保安局成员“邻居”的叫法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注1)俄共的外交部是在国际上争取各国对苏联政权的承认,而契卡则是监督监控外交界、军队和百姓的言论,所以彼此之间冲突不断。当时契卡是外交人员不敢得罪的邻居。

俄外交部不敢得罪的“邻居”

1922年4月,俄外交委员奇切林(Чичерин)参加热那亚会议。这是列宁夺权后,苏联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临行前,列宁叮嘱奇切林,万不可公开讲出苏维埃国家革命的真正目的,只要能“瓦解敌人”,提什么口号都行,甚至不符合苏联政策的口号也行。因此,从奇切林到葛罗米柯(苏外交官),苏联外交都基于列宁的主张进行。

在上个世纪20年代,苏联有两种对外政策:一种是由奇切林和外交委员部执行的国家政策;另一种则是共产国际。奇切林认为自己的主要敌手是共产国际和保安局的契卡人员。

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者号召进行世界革命,允诺支持各国的无产阶层发动武装起义,以金钱和武器公开支持各国的共产党进行共产革命(注2),譬如支持德共、中共等。因此共产国际的所作所为,使苏联外交界争取各国承认苏联政权的努力遭到破坏。共产体制内部各部门之间只是为共产党魁手中的权力效力,而非真的为了平民百姓。因此各部门之间也从未和谐相处过,一直冲突不断。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大纪元配图/《九评》之二)

在奇切林的眼中,契卡的领导人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因为他们撒谎、耍花招和欺骗,他们不信守约定,隐瞒事实情况,往往不经过外交委员会就擅自抓捕外国人,因此引发无数的国际事件。有的经过多年后,外交人员才知道被契卡抓捕的外国人已经被枪决了。(注3:P5)按照当时的规定,不经过司法程序是不能枪决外国人的,契卡的所为完全凌驾于所谓的法律之上。即使杀了人也不会向外交界如实通报实情。这个为共产党魁效力的奇切林并不知道,真正引发无数国际事件的祸源,正是共产体制与生俱来的杀人机制。

奇切林说,契卡对待外交界就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也总企图迫使或教唆在外国使馆当佣人、警卫或司机的俄国人去做契卡的内线、告密者,常常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服从就会被逮捕枪毙。同时契卡也把外交界水平极高的外语专家当阶级敌人来整治,以威胁恐吓的手段迫使他们的亲朋好友乃至他们的妻子儿女,将外语专家的言行密报给契卡。(注4)

契卡还在外交界以及各驻外使馆里都建立了内部监视系统,并以最荒谬、最野蛮的方式对奇切林、各国大使以及外交工作人员进行特务活动。1921年3月,契卡人员逮捕了外交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怀疑他是间谍。契卡头子捷尔任斯基将此事汇报给了列宁,但具体情况没有通报外交部。奇切林身为外交官,始终无法得知自己的下属究竟是因为何事被抓的。(注5)

保安总局千方百计地想要渗入到驻莫斯科的各个外国使馆中,以破译这些使馆与其本国往来的密电。但由于行动不缜密,被外国使馆发现后引发国际争端。保安局捅下的娄子,都交由外交部进行调停和解释。

格奥尔基.阿加别科夫曾是苏联在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也是第一个逃往西方的苏联情报人员。1930年他撰写了一部著作《恐怖的秘密:情报人员回忆录》。(注6)

据他所说,如果保安局认为某个外交官不适合出国,从此就能毁了这个人的前途。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就是俄外交部的前身,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决定,并在统一格式的文件上盖上“绝密”的印章。此人究竟因为什么问题得罪了“邻居”,只能给外交人员留下无限的猜想。

任何人都会成为牺牲者

共产党靠暴力革命杀人起家,为了维护统治,不断杀人制造恐怖环境,以使百姓在恐惧中俯首称臣。因为是为了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或不杀谁也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因此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共产体制与生俱来的嗜杀本性使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除了平民百姓,即便是党内各层各部门的人员也同样是受肃整的对象。譬如,1920年7月29日,列宁批准成立由13人组成的全俄肃反委员会。除了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以外,其余11位领导成员后来全部被杀。(注7)

在卫国战争前夕,苏联高阶将领大部分被杀,这导致战争爆发后苏军遭受严重损失。这些被自己人抓捕的高级将领,一律以叛国罪论处。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苏军军事法庭共审判近100万名军人,其中15万7千人被枪决,相等于15个师的官兵被共产体制的嗜杀本性所消灭。

1919年7月8日,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苏俄武装的总司令约阿基姆.瓦采蒂斯(Иоаким Вацетис),有人控告他参与反革命的白军组织。瓦采蒂斯曾是沙皇军队的上校团长,列宁发动武装革命,他立即转投苏维埃政权一方。在镇压左翼社会革命党时,瓦采蒂斯表现得非常出色。在俄内战期间,瓦采蒂斯指挥东部战线。1918年9月6日,他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总司令,但是一年以后他就被捕了。后来虽被释放,终未能从共产体制绞肉机的运转下逃脱,1938年,这位二级集团军总司令就被枪决了。(注8)

1921年3月,苏共收到突厥斯坦军方的一份文件,其中涉及一批共产党员的声明。该文件中说:“共产党员一旦参加镇压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都机械化。他不仅被剥夺自由说话的权利,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都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注9)

契卡人员拉扯被酷刑折磨致死者的尸体。(资料图片)

“长期从事单调、枯燥、机械式的工作,(旨在寻找和消灭所谓的‘敌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地变成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

根据这份文件所说,参与“契卡”的共产党员会慢慢地养成一些不良的倾向,比如残忍、冷酷、利己主义等等。他们会逐渐脱离正常人的环境,形成特别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他们“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在捷尔任斯基时代晚期,国家安全部门已经几乎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了维护自身权力的稳定,共产体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时刻都在寻找敌对目标,因此类似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间谍、反苏分子、叛徒等大帽子都会随时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这些凭空捏造出来的“分子”尽管都是良民,在恐怖、酷刑的高压下,都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在体制内的成员中,被枪杀的往往都是那些最忠于苏共当局的人。

契卡改组 依旧凌驾于法律之上

1922年2月6日,俄国内战已经结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解散全俄肃反委员会,以及制定关于进行搜查、抄家和逮捕的系列规则。直接隶属于苏共的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安局(简称“格帕乌”ГПУ)(注10)。这只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为打压工具换一副颜面,其恐怖、无所不用其极的镇压方式并未改变,随着历届党魁的轮番上台,这一打压工具也被操纵得越来越顺手。

时任副司法委员的克雷连科说:“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的可怕,在于它进行镇压时的残酷,以及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它都是秘不示人的隐秘特性。”克雷连科建议把安全部门交给司法委员部,以便地方上的契卡成员能处于省一级司法部门的监督下。

契卡头子捷尔任斯基对此非常反对,他说:“如果把契卡交给司法委员部监督,我们就会丧失声威,也使我们在与犯罪活动的斗争中丧失威信,从而使白军散布的所谓我们‘违法乱纪’的说法得到确认。”他认为,契卡是处于党的监督之下。设置省一级司法政委,这意味着改变方针,反对契卡,省一级司法机构只是形式上公正的机构,契卡才是纪律严明的党的战斗机构。(注11)

在契卡头子的眼中,法律约束下的司法只是形式上的工具,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契卡才是俄共统治的战斗工具。因此强烈反对由司法部门监督契卡成员的秘密活动。

改组后的契卡称为“格帕乌”,虽然其成员不再有权判处民众死刑和判处政治犯行政流放,但是仍然有权力将被控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人以及非法党派成员判处流放。

但由于整个契卡部门内部爆发不满情绪,运行一年多的“格帕乌”又于1923年的11月改建为国家整治保安总局。昔日的契卡头子捷尔任斯基继续领导总局,直接听命莫斯科。由于这一总局不隶属于地方,因此地方权力机构对此也非常不满,地方的党书记都知道在他们的身边存在着一支极其隐秘的势力在监视着自己。这一势力只执行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并且从来不用向地方党政机构汇报它的活动情况。

苏共从上层到下级,体制内的成员都只不过是专制这台机器上的小螺钉,是这个庞大体制上的一个细胞。“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临终时曾说:“别以为我会寻求革命的公道途径。我们现在不需要公道,现在是面对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我们代表的就是自我组织的恐怖主义。”

这位契卡的首届领导人在临死前,供认不讳地道出契卡的真面目。#

参考资料:

1. 《九评共产党》,大纪元

2. 文中所注1~11为译文,出自Млечин Леонид《КГБ. Председатели органов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е судьбы.》Часть первая《Эпоха Дзержинского》,作者为列昂尼德.姆列钦,《克格勃 国家安全部门主席 解密的命运》第一部分《捷尔任斯基时代》,所引原文页码分别是第5、6、7、10、29页。

3. 参阅《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作者列昂尼德.姆列钦。中文版由中国大陆李惠生、 赵志鹏、钟忠、王宪举翻译,于2001年出版。@*

责任编辑:谢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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