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由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产生，谢家荣在5排左1。    （公有领域）

【大纪元2017年03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谢家荣，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也是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一生与矿业打交道，大部分时间在野外度过，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更欣慰的是，其长子谢学锦继承父志，与父亲同在地质部从事科学研究。

这对科学家父子，专注科研而远离政治，却不幸被政治“过问”，卷入“反右运动”而被颠覆一生命运。在文革浩劫中，父子俩更是饱受欺凌与侮辱，儿子更要面对父母相继饮恨自尽的人间惨剧。这两位科技精英，一个在悲愤中结束了生命，一个则荒废了人生的大好年华。这一切，是谁之过？

以地质科学为终身事业

“一个国家要富强，离不开工业的发达，而搞工业，离不开矿业的开发，因此我选择了地质科学作为我终身的事业。”1913年，谢家荣在报考地质学专业的考试中，这样说。

中国地质学家谢家荣（网路图片）

1898年，谢家荣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贫寒家庭，是兄弟姊妹中唯一的读书人。初中毕业后无钱读高中，他便远赴北京，报考不收学费、不限学历的地质研究所地质班。这不是普通的学校，而是中国自主培养地质学人才、打破外国人“包办”局面的一次科技突围。了解了学地质的意义，谢家荣也从功利的考学初衷转向将地质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

在地质班中，谢家荣是30名高中生中唯一的初中生，功课上颇为吃力，成绩也在班里排倒数第一。但是凭借天赋与努力，他一跃成为佼佼者，17岁时便发表地质考察报告。1916年，地质班有22人毕业，18人取得毕业证书，年纪最小的谢家荣更是18人中的成绩最优者。

同年，他被选派赴美留学，1920年取得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四年中，他撰写过8篇地质报告和学术论文，其中6篇发表于《科学》杂志，展示出惊人的科研水平。毕业后，他迅速回国，在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从此踏上钻研地质科学之路。

1921年，作为石油地质学的先驱，谢家荣在甘肃玉门进行第一次野外考察，发表《甘肃玉门石油报告》，第一次提出玉门的石油工业价值。这次考察，翻开中国石油勘察活动的第一页。

谢家荣还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1924年，他编著的《地质学》出版，是中国人独立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材。1937年，他在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发表《中国之石油富源》论文，是中国在国际会议发表的第一篇石油方面的论文。他最早提出“陆相生油”理论，为中国几大油田的发现提供理论基础。

他还足涉大江南北，担负起发掘矿产的任务，几处重要铁矿、铜矿、煤田的开发皆得益于他的研究。另外，他关于地震、陨石、煤岩学、古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和著作，均属开创性的科研工程。

谢家荣更把一身所学毫无保留地回报国家，执教于北大、清华、中山大学等名校，培育一大批地质专业人才。在全国，几乎有1/3地区的地质总工程师，由谢家荣亲自培养，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

科学家、著作家、野外勘察工作者、矿产发现者、教育家，谢家荣身上汇集了无数头衔和荣耀，他在中国地学界的成就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谢家荣与妻子吴镜侬合影（网路图片）

无心政治却被卷入政治骗局

国难当头时，大科学家谢家荣同样展示出中国人的气节和勇气。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沦陷，他没有马上逃离，继续沉浸在他的地质研究和大学教育事业。然而在国家存亡之际，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某天，两个朋友劝他接受日方聘请，出任日伪统治下的“北大校长”。谢家荣勃然大怒，严词痛斥来者。

次日，谢家荣不得以独自逃离北京，到南方继续科研之路。抗战期间，他主持过湖南锡矿的开采、叙昆铁路的修筑；抗战胜利后，他立刻负责台湾石油地质的调查工作，后又发现淮南八公山煤田、安徽凤台磷矿、福建漳浦三水型铝土矿等，都是至今仍然发挥经济效益的重要矿床。1948年，谢家荣凭借自身成就，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转眼到了中共占据大陆之时，与当时知名学者的处境相同，身在南京的谢家荣也面临一道何去何从的选择题。南京“解放”前夕，文化名人胡适召开会议，动员中央研究院院士去台湾避难。爱国心切又不知中共真面目的谢家荣拒绝台湾之行，并组织研究单位的职工坚守岗位，保护设备与重要资料。

中共占据南京之初，出于统战需要，的确给予谢家荣一定“礼遇”。中共党人万里、孙冶方、陈毅等人都与他会面，表示“欢迎”他留在大陆。陈毅还在攻打上海前，请谢家荣一同前往上海。谢家荣作为一位有气节的科技大师，其的“选择”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有着重大影响。因而当不知被利用的谢家荣出现在上海时，诸多学者、教授便对中共产生信任和幻想。

不顾政局的变化，谢家荣依然专注于地质领域。1950年，他加入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首次系统地部署中国地质矿产普查及勘探工作。1952年，中共成立地质部，谢家荣任总工程师，在此工作直至去世。1954年，他与同事黄汲清主持编写的《普查须知》，成为野外地质人员必备的工具书。

50年代，谢家荣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的成就，只因受政治运动牵连，他的功绩被完全抹杀，成为他厄运的起点。

谢家荣作品集（网路图片）

石油功臣变身政治罪人

近代中国一直流传着贫油的论调，然而谢家荣一直对石油勘探抱有信心。1953年，他在一篇谈石油的文章中提到，在中国找石油应注意“海相的第三纪或中生代地层”，即华北、华东、东北的广大平原。学者黄汲清更著文指出：“谢家荣是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上找油的第一位地质学家，这一点一般人都不知道。”

1954年，谢家荣发表著名论文《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产油区》，对石油前景作出更为乐观的预测。之后，谢家荣等人着手东北地区的石油勘察工作。终于在1959年，松辽平原上冒出黑色的石油，标志着中国第一大油田——大庆油田的出现。

然而作为大功臣之一的谢家荣，却无法品尝喜悦。此时的他正蜷缩在一间小书房，为深挖“反动思想”而冥思苦想。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扣上“右派分子”的罪名，一切学术、勘探活动都被终止，其科研生涯断送在这场政治迫害中。

他的罪名之一，便是在民国时期发现了淮南煤田，在客观上“为国民党输血”。可是他在中共时期进行石油勘探与规划，带来以后的大庆、华北、胜利等大油田的开发，相比较而言，谢家荣岂不是为中共政权输送更多血液？这一切中共不会说，只是把他的贡献彻底掩盖，并把发现油田的功劳转移到他人身上。

被打成右派的谢家荣，只能天天泡在地质图书馆，并私下撰写一部《中国矿床学》，延续他的地质学理想。1962年，有人看到他在馆中读书、写作，碰到熟人就点头问好，但是话极少，也极少走动。他的眼中有“少见的痴呆”，人们不知，“这痴呆是一位学者进入思考时的出神入化，还是一个被生活抛弃的老人特有的那种麻木？”但能肯定的是，这样的一代宗师，其遭遇叫人心痛。

谢家荣遇到的又一沉重打击是长子谢学锦的无故蒙冤。谢学锦与他同在地质部的研究所工作，因无心的几句话也被打成“右派”。整风期间，他曾对所里的研究工作提出两点意见，一是研究工作的计划性不能太强，二是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人选，最好是写过论文的人。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位参加过国际会议却无论文在手的同事从此对他怀恨在心。那位同事在某次发言中说：谢学锦和谢家荣父子唱的是一个调子。这样，研究所匆匆搜集“莫须有”的罪证，把他划为“右派”。

继而有人揭发，谢学锦曾说“不要层层领导都要党员来当”，跟“大右派”储安平观点一致，他还说“储安平是党外人才”。谢学锦因业务观点不同，曾与苏联专家辩论，于是“反苏”罪名成立。谢学锦曾在办公楼对总务科长，高声抱怨厕所的卫生问题，还说“怎么连个厕所也管不好”，明显反对“党的领导”。

虽然谢学锦还能继续从事研究，却有人张贴大字报污蔑他“人还在心不死，还在那里想要向党夺权”。他只能无视这些“脏水”，在科研领域孤独地前进著。

谢家荣（前排右一）、谢学锦（后排右二）与家人合影。（网路图片）

文革中夫妻相继服药自尽

1959年，地质部成立地质科学院，在文革之初爆发“八八暴动”的红色恐怖事件。那时，全院上百位资深专家与科技研究人员皆遭到无情批斗。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的谢家荣和儿子谢学锦就在这百位受难的精英之中。

据谢学锦回忆，1966年8月8日上午，大院里的科学家们黑压压跪倒了一大片，“谢家荣首当其冲，跪在最前面”。由于隔得距离远，他只能看到父亲的背影。那时谢家荣已是68岁的老者，行动不便，下跪时动作比较慢，便遭到“造反派”的呵斥。令谢学锦更难过的是，自己同样作为被侮辱、被监视的人，竟没机会给父亲捎一句宽慰的话。

8月12日，地质部召开批斗会，再次把谢家荣在内的3位科技精英揪到单位批斗。批斗会开得很激烈，谢家荣等人被打骂、被戴高纸帽、挂牌子，再次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经历了反右、文革冲击，他的精神迅速崩溃。8月13日晚，谢家荣借故自己晚上睡不好，总翻身，便跟妻子吴镜侬说，今晚在门厅休息，以免打扰她。

14日一早，吴镜侬就在门厅发现气绝身亡的丈夫，陷入悲痛与恐慌的她立刻昏迷过去。在关键时刻，家中的保姆没有通知谢家荣的单位，而是把其长子谢学锦叫来处理后事。谢学锦又通知了小妹谢恒，这对兄妹各携家室火速赶到父亲家中。

四人在谢家荣遗体旁，看到一个装安眠药的空瓶子，还有一张写给妻子的字条：“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在丧父的极度悲痛中，谢学锦夫妇与谢恒夫妇又多了一重恐惧。谢家荣是“反动派”，自杀便是“自绝于党、人民”，罪加数等，追究起来将祸及子孙。

经过商议，四人决定立即把字条烧掉，谢学锦向单位的“造反派”和公安部门报告：谢家荣死于心脏病。为了表示“划清界限”，他甚至不敢说是“父亲”死于心脏病。造反派的领导却要求鉴定他的死因，命令医生解剖遗体。遗体的皮肉被刀子划开，都没有用线缝合，就被赤裸裸地推出解剖室，谢家儿女见状几乎昏倒。然而他们还是从心底感激主刀医生，因为他毕竟开出了“谢家荣死于心脏病猝发”的证明。

谢家荣走后，谢恒把母亲接到自家居住，很快又被地科院的造反派纠缠。他们声称吴镜侬有东西转移过来，多次查抄谢恒的家。失去丈夫的吴镜侬犹如惊弓之鸟，更为连累了女儿、女婿而难过。

一次趁女儿不在家，吴镜侬悄悄回到自己家，并留下字条：“我回百万庄（谢家荣家）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你们明天早晨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我。”谢恒直到晚上下班回家才看字条，立刻慌慌张张叫上丈夫和谢学锦一同赶往父母家。大约晚上11点，他们踏进父母家门。

他们还是来晚了一步，母亲吴镜侬穿着一套干净衣裳，用一条白布单罩在身上，盖住头和脚。她身旁，也有一个装安眠药的空瓶子、一张字条，还有一筒阿胶补品。条子上写着，“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快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五人，一人一个，上面贴好了名字的。你们的父母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念物吧……”

就这样，谢家荣夫妇以相同的方式，相继离开人世，留给儿女无限的伤痛。还有那部未完成的《中国矿床学》，也随着谢家荣的逝去成为永远的缺憾。

在浩劫中，老舍走了，傅雷走了，谢家荣走了，数不清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走上不归路，写下中国历史上悲壮而惨烈的一页。他们热爱生命，却不苟活，便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捍卫文人的尊严，无声地对抗占据大陆的邪恶政权。

参考资料：

1.文乐然，《沉重的崇高》，《当代》，1994年第5期。

2.铁流，《两代地质家的悲壮人生》，《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责任编辑：李沐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