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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右派”储安平的生死谜案

储安平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1968年8月投河自尽。            (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7年03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他是一代报业人,也是至今“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大右派”。

士大夫评议时政的传统,与西方自由民主的理想,在储安平身上融为一体,铸成一代媒体人的立身之本与人生理想。在20世纪中叶,动荡而充满变数的中国,储安平以“民主、进步、自由、独立”为宗旨,创办或执掌中国著名报刊,为大陆新闻业带来短期的鲜活气象。

其实,他不过是一个书生,一个忧国忧民、希冀以言谏影响政府决策的热血书生。但储安平秉承的理念触犯中共政权的专制本质,终于因言获罪,成为中共指定的五大“右派”之一,并在文革浩劫中下落不明,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储安平、端木露西结婚照(公有领域)

办一份堪比《泰晤士报》的报纸

储安平生活在清末民初,出身宜兴望族,曾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因爱好文学创作,成为“新月诗派”后起之秀。1936年,27岁的他赴英留学,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修,从学于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教授。有感于英国的社会制度与自由氛围,储安平著《英国采风录》一书,表达欣羡与仰慕之情。

抗战的爆发,令储安平忧心忡忡。两年后,他放弃学业回国,辗转、流亡于重庆、湖南、广西等地,先后在《中央日报》《力报》《中国晨报》任编辑或主笔。因为,两年的留英经历,在他心中烙下一生为之追寻的最高志向——办一份类似《泰晤士报》的大报,通过媒体言论的力量监督政府,影响国家政策。

这个志向在抗战胜利后有过短暂的辉煌。1945年11月,他带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理想,和朋友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一份8开本、每期6万余字的刊物。储安平担任主编,致力于把它办成进步、独立的刊物。因与合作人经营理念不同,储安平不得以在《客观》发行17期后停办,自己也转赴上海,重踏寻梦之旅。

1946年9月,储安平创办16开本、每期约6万字的《观察》半月刊,亲任社长、主编。他希望通过此刊物,上对国家“发表意见”,下对“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尽管此时的中国深陷中共挑起的内战中,由于储安平的独立敢言,《观察》的发行量从创刊时的400份发展到最高10万余份,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

在《观察》的创刊号中,储安平写道:“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知识分子,并替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他针对国内的政治、时局,发表了尖锐犀利的时政批评,《观察》在收获大量读者的同时,也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封杀。

储安平主编的自由刊物《观察》(网路图片)

文人论政的梦想在中共治下举步维艰

经营《观察》时期,储安平骂过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同样抱有清醒的认识,对它的批判同样不留余地。登于1947年3月的文章《中国的政局》中写道:“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这篇文章甚至说,中共“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

为了对抗国民党,篡夺中国政权,中共不遗余力地鼓吹自由民主思想,笼络文化名人,欺瞒广大民众。

《观察》能做出如此深入的剖析,可见储安平眼光之超前。然而,在中共占领大陆时,储安平明知身处流氓政权的统治之中,仍然选择定居北京。或许,传统文人评议政治的观念早已在心底扎根,他愿继承历史赋予他的文化使命,监督中共政权,以实现为国效力的理想。

初期,储安平因自身的社会威望,曾被中共拉拢作巩固政权的工具。他先后在国家出版总署、九三学社担任要职,还当选过人大代表。看似体面的政治地位背后,却是传媒事业的鲜有作为。从1949年到1950年,《观察》复刊,更名为《新观察》,储安平担任主编直至终刊。在中共的领导与控制下,《新观察》以发表游记、杂感等无关痛痒的文章为主,逐渐失去抨击时弊的独到风格,背离储安平创刊的初衷。至1956年前,储安平的媒体生涯更是一片空白。

储安平作品集——《储安平集》。(网路图片)

在位时间最短的《光明日报》主编

1957年,中共提出的“双百方针”,让各界文艺界与民主人士欢欣鼓舞,以为中共真的有所改变,中国的民主政治真的能够实现。但他们都未想到,这只是中共打击异己的“阳谋”开端。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共假意把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完璧归赵”,换下具有中共身份的总编辑,改由民主人士担当。4月1日,最终的主编人选储安平走马上任,并得到民盟领导人、《光明日报》社主章伯钧的鼎力支持。

因毛泽东一句“《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让沉寂近10年的储安平决心大展身手。他以无比积极的态度投入到新报社的改革工作中,努力把《光明日报》办成“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发挥媒体的舆论力量,监督中共决策。

在外观上,他主张“直排”,恢复传统汉字的阅读方式;在内容上,他则高度强调新闻专业性,重视“独家新闻”与“抢新闻”,以体现新闻价值。在报导力度方面,储安平更是体现难能可贵的自由独立思想。他认为只要是真实、客观的新闻,都可以刊登,重大新闻甚至无需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

尽管对中共的专制统治有一定了解,他偏要冒犯中共之逆鳞,履行一个媒体人应有的社会责任。他曾说:“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们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担担斤两,看看到什么时候受到阻力。”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畏精神,最终让他做了中共集权制度下的牺牲品。

就在储安平紧锣密鼓地展开报社工作时,中共又发起一轮鼓励“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多番动员民主人士及知识分子提意见,储安平也受邀参与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而就在半月前,毛泽东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在中共内部传阅,表达出“引蛇出洞”、罗织右派罪名的意图,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慢慢收紧。

毫不知情的文人,仍然沉浸在响应整风与鸣放政策的兴奋中。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在会议上,发表了震惊全国的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提出“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次日,整篇发言被刊登在《光明日报》,得到民主派人士的热烈响应。

6月8日,政治风向逆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发出中共打击右派的号令。当天,嗅到危险气息的储安平便递交辞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率先召开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主持者吴晗厉声要求所有盟员与其“划清界限”。11月下旬,九三学社也在统战部指挥下,多次举行针对储安平的千人批判大会。

在巨大的压力下,储安平被迫做出检讨,承认“党天下”之谏是恶毒攻击,自己在报社的一系列言行都是“反党活动”。11月12日,他被正式罢免《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从受命到卸任,储安平只当了68天总编。他回到了九三学社,中共对他的批判与迫害接踵而至。

文革批斗现场。(网络图片)

“大右派”报人的生死之谜

1958年初,储安平的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被撤销;1月31日,又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此后,“大右派分子”的罪名便牢牢扣在他的头上,直到今天。

卸下一身政治职务的储安平来到商务印书馆,负责校对他人的英文翻译稿。尽管他曾有留学背景,其英文水平完全能胜任翻译工作,然而头上的“右派”帽子只允许储安平从事得不到署名的“校译”杂务。他还被送到石景山模式口农场,进行两年的劳动改造。与此同时,储安平的第二任妻子忍受不了“右派家属”的身份而背叛婚姻,让他的处境更加艰难。

储安平的幼子储望华,曾回忆探望父亲的情景。当时的储安平负责“蘑菇繁殖”,独自住在只有一个炕的小茅泥舍中。屋里十分阴暗,一半的空间被“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占据,飘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他问父亲这里怎么能住人,储安平只是淡淡回答:“蘑菇繁殖,温度不能太高。”

1960年,储安平回到北京,赋闲在家,百无聊赖之余做些看书、养羊之类的琐事。他的声音彻底被中共封杀,他的才华也从此埋葬。然而中共仍不肯放过他。就在1966年6月1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发表后,“大右派”储安平理所当然划入被“扫荡”之列。两天后,储望华探视父亲,只感到气氛异常沉闷,竟不知该说些什么劝慰父亲。告别时,他说:“爸爸,您多保重吧!”这成为父子最后的诀别。

文革中,储安平又被红卫兵揪出,遭到轮番批斗、殴打。8月31日,他扫完街道回家,发现又有红卫兵找上门来。筋疲力尽又不堪受辱的他,只得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里外的潮白河,投水自尽。由于河水较浅,储安平最终被人救活。之后,他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那里的造反派严密看管。据储望华说,自从父亲某天被放回家后,再没人见过他。

储安平在世最后的消息,来自章伯钧之女章诒和的回忆文章。文革时与储安平经常来往的,是一位叫李如苍的农工党人,与他同在农场参加劳动改造。9月的一天清晨,李如苍照例出门散步,却在自家门前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简单的话:“如苍,我走了。储。”只有署名,没有日期。

没有人知道储安平失踪的确切时间,人们只能推测大概时间是在1966年9月上旬。9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要在10月1日前找到他的下落——无果。1968年,“储安平专案组”成立,专门调查其下落——仍然无果。在储安平“失踪”的几年中,出走、出家、被监控、蹈海自杀、被打死等扑朔迷离的传闻不断传出,至今没有定论。

如果储安平自杀成功,尚有卒年和死因,总好过后来的音讯全无,下落不明。直到16年后的1982年6月,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储安平正式作出“死亡结论”,并通知其子女。那时,正是储望华即将出国留学、与亲友送别的时刻。

也有人尝试分析储安平最后的结局,认为最有可能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储安平遭红卫兵多番批斗,早已遍体鳞伤,如何有能力出逃?文革时的“破四旧”运动令佛门遭劫,哪个寺庙有能力收留一名异客?况且中共对“牛鬼蛇神”的专制统治严于铁桶,令人人自危,怎么会寻不到一个大右派的下落?而遭人虐杀,却是十年浩劫中屡见不鲜的场景。

古书中说:“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也。”储安平一生,无论是经营媒体还是公开提意见,不过是尽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责任——清议时弊,为国直谏,却在中共手中落得生死不明的结局。至今,包括储安平在内,仍有近百名“右派分子”未得到“改正”。这种刻意掩盖历史、颠倒黑白的做法,只能更有力地印证中共政权的荒唐与邪恶。

参考资料:

1.储望华口述、李菁整理,《秋之泣——怀念父亲储安平》,《文史博览》,2008年第12期。

2.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3.余开伟,《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收录于二闲堂网站。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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