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大公报》（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7年05月23日讯】说到民国时期的《大公报》，可是相当有名，而其第二代总编辑王芸生亦以其开阔的视野、犀利的笔锋以及捍卫民间报纸“文人议政”的传统而名噪一时。无党派的报人俞颂华曾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如此评价道：“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赋予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民意脱节。”

除了《大公报》这份报纸，民国时期的杂志《观察》周刊影响也是巨大，其创刊于1946年，从其创刊开始，就成为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推行西方民主的重要论坛，被称为“高级言论刊物”。《观察》的社长和主编乃是后来被中共打倒的著名“大右派”储安平。

看清中共后王芸生的幼稚选择

1901年出生的王芸生，1926年因其宣传反帝而被通缉，南下上海，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都副秘书长，同时与共产党人先后主办《亦是》等周刊与《和平日报》，并加入了中共。“四•一二”国民党清共之后，他与中共失去了联系。

1928年，王芸生被天津《商报》聘任为总编辑，从此正式开始了其新闻生涯。后来他曾在报上刊登启事，称“谢绝政治活动”。1929年，一场笔仗使王芸生与时任天津《大公报》的总编张季鸾相识，并深受其赏识，于1929年8月22日进入该报工作。自此，他与《大公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公报》是英敛之在1902年创办的，报名取“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之意，在张季鸾等三人接手后，走入了辉煌时期。据报，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卧室、餐厅各放一份《大公报》，可见其份量之重。而在政治取向上，张季鸾等人并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他们把共产党视为在野党，给予一定的报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了“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由王芸生主编中日关系史料。史料拟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写起，直至1931年，因正好60年，所以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最终写到1919年）。为了掌握详细材料，王芸生不辞辛苦四处奔波，晚上则伏案整理、编辑。每天写出一段，即在《大公报》上连载，前后共三年，洋洋洒洒二百万字。王芸生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日本问题专家，奠定了自己在《大公报》的地位。

1935年，王芸生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地位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二人之下。1936年，《大公报》创办上海版，王芸生受命主持报社业务，并开始大量撰写社评。上海沦陷前，他撤到汉口，参加《大公报》汉口版的言论编辑工作。1938年，《大公报》重庆版创刊，基本由王芸生主笔。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他成为了其继任者。

王芸生生活简朴，不喝酒、不吸烟，甚至不喝茶。他始终秉承张季鸾提出的《大公报》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不结交党派；办报没有任何所图，而只为大众发声；不以言论做交易；不随声附和，但显而易见，与张季鸾相比，他更为激进。

当有某国民党要员为在《大公报》登一篇文章而派人送厚礼时，王芸生对将收下礼物的家人大发雷霆，立即写信要求把礼物拿回。国民党陈诚、张治中曾邀请他出来做官，都被他拒绝。在他看来，“不做蒋家官，不拿蒋家钱”才能保住自己独立思考、自主发言的地位。

1943年2月2日，他写下了《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描写了战争给中原人民带来的苦难并对当局提出了批评。《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但很快就重获自由。

抗战刚刚胜利，中共又挑起了内战的风云。在此期间，王芸生发表了不少批评中共和国民党的时评。如1945年10月25日，发表《为交通着急》社评，批评共产党。11月20日，又发表《质中共》社评，呼吁和平。1946年4月16日，则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对此，中共的《新华日报》则发文予以反驳。

对于国民党，《大公报》也是毫不客气，其报导还支持学生运动，主张走“第三条道路”，这给国民党造成了诸多消极的影响。蒋介石曾对陈布雷感慨：“张季鸾在世的时候，《大公报》还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还是比较友好的。王芸生当政之后，尤其是现在，是在恶毒地骂我们啊。”

但即便如此，即便国民党当局曾逮捕《大公报》记者，并对天津《大公报》进行审查，但《大公报》依然没有被关停。1947年7月，当《大公报》上海记者唐振常被捕后，王芸生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长吴国桢，并放言“今晚不放人，明天就见报”。吴国桢立即放人。而这样的胆气以及官员对媒体的敬畏，在1949年后，无论是王芸生还是中共官员身上，都不曾见到。中共对媒体的钳制可见一斑。

王芸生曾对家人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一直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仅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

毫无疑问，任何个人的命运也无法与时代脱节。在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各色间谍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节节败退，王芸生所领导的《大公报》也面临着抉择。也许是出于对国民党的失望，也许是对共产党还抱有一丝希望，在毛的邀请下，在《大公报》内共产党人的“劝说”下，在中共“沪、津、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的承诺下，王芸生决意北上北平“投奔”共产党。

这是一个令后人费解的选择，因为早在1945年9月，王芸生就对毛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当年当王芸生等大公报人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时，即对毛直言“不要另起炉灶”，而毛则答曰：“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令人唏嘘的是，这段对话为王芸生后半生的“反革命”罪名打下了伏笔。

不久，在王芸生读了毛的《沁园春•雪》之后写信给傅斯年，吐露出“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帝王思想）的感慨。之后他连续四天在《大公报》重庆版和上海版上连载《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长文，提出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思想。

然而，王芸生还是最终投向了这个充满帝王思想之人，他后来自己的解释是向“人民阵营来投降”。可毛所缔造的王国真的是代表人民的吗？王芸生此后的遭遇证明其当初的选择是多么的幼稚。

认为中共是“反民主”的储安平入虎穴

与王芸生同样幼稚的还有储安平。其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学习。毕业后，先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后去英国采风，并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回国后，先后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大学研究员，并在创办的《观察》杂志任社长和主编等。

而早在四十年代，激烈批评国民党的储安平就早已经看穿了共产党。他曾在四十年代的《中国的政局》（《观察》第二卷第二期）一文中如此写到：“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

他还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在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然而，将共产党看得如此透彻的储安平后来却变的十分天真，并选择留在大陆，追随中共，也因此在最初受到了中共的重视。1949年后，储安平先后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一语“党天下”的储安平或惨死

1957年初，毛为了彻底整肃知识分子，采取“引蛇出洞”的方法，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天真的储安平也积极行动起来，他不仅派出大批记者到一些大城市采访，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亲自安排版面发表了多篇措辞激烈的文章；而且他自己还在6月1日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作了发言。

储安平提出了“党天下”的问题。他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地，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党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他由此得出结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更让与会者震惊的是，储安平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且甚为不恭地称之为“老和尚”。他想向毛、周请教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的国家高级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

储安平一语“党天下”，不仅让朝野上下为之震惊，而且让中共党魁毛泽东一连几天都没有睡好觉。而恰恰因为这惊人之语，他被打成了右派，并成为迄今仍不能“平反”的五大右派之一；也是因为这惊世骇俗之举，他的妻子与之离婚，子女与其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被免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

然而，厄运并没有中止。1966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就被揪了出来，又成了批斗的物件，不仅被勒令每天打扫街道，而且饱受了红卫兵对他的打骂、侮辱。8月底，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9月后，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

公安部门的曾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寻找储安平的下落。但两年过去了，他仍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只好作为悬案搁起来。不过，近日海外媒体刊登的署名余开伟的文章披露，储安平极有可能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而红卫兵打死人后毁尸灭迹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王芸生临终透悔意

1949年就在王芸生刚来到“解放区”，天津《大公报》就被改名为《进步日报》，对此违反“承诺”之举他亦无可奈何。5月，王芸生回到上海，6月17日，发表了《大公报新生宣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旧《大公报》“文人论政”的“反动”，并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实际上，就是归中共所有。

此后尽管他还担任了“新生”的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社长，也拥有政协常委、人大代表等头衔，但他的报业生涯从发表这个宣言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已彻底结束，也意味着他一向所坚持的独立办报原则彻底的破灭。因为他根本无法像在国民党时期那样，自由的批判执政者，即共产党。意识到这一点的王芸生也改了脾气。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坚持“我有封建思想，但决不出卖朋友”，保有了知识分子基本的底线。当时三家仅存的全国性党外报纸中，《文汇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徐铸成、储安平都已中箭落马，如果不是毛“金口玉言”说《大公报》的总编辑就不宜再划为右派，他是绝对无法幸免的。

1962年，王芸生奉毛之命撰写《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将《大公报》和张季鸾批得体无完肤。而张季鸾病重时曾说，“能写我的传记者，惟王芸生一人耳。”对自己最为自豪的那一段历史多有“批判”，其中的违心和痛苦后人难于体味。

文革爆发后，《大公报》停刊，后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之后原北京《大公报》部分工作人员参与创办了《财贸战线》报，即现在的《经济日报》。至于香港的《大公报》则一直在中共的掌控下，成为中共在香港的喉舌。而王芸生依旧免不了遭“批斗”和“劳动改造”的命运，直到1972年中日恢复外交关系，因为1934年出版过权威性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毛亲点其名让他“参加对日友好交流”，他才被“特赦”，以后就一直被当作装点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配角而使用。

至于《大公报》曾经的记者们，日子同样不好过，大多也被中共的历次运动吞噬。如知名女记者杨刚在反右期间自杀，高汾、彭子冈被打成右派，刘克林在文革爆发后从中宣部大楼跳下，也有说法是被害；还有离开《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也在文革中自杀。

可以说，直到1980年5月30日他黯然去世前，王芸生既不能像以往一样畅所欲言，撰写犀利的批判文章，也没能完成多少有价值的其它事情。对于这样一个曾经是才华横溢的人而言，如此消磨时光，该是怎样的痛苦和绝望啊！

据说王芸生临终前对其儿子回忆往事，言语中充满了悔恨之意。而他离世前销毁四十年写的日记并拒绝友人写传记，亦说明了他的痛楚。更至死不能让他原谅自己的是，他没有脸去见张季鸾，是以王芸生在走到人生终点，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下，手里拿着一张白纸，不住喃喃地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是谁让他无脸面对张季鸾的？中共是也。

结语

王芸生在悔恨什么呢？也许是“悔”自己天真的选择葬送了《大公报》？毕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有新闻钳制，但新闻依旧有一定的独立和自由的空间；而在中共统治下，连这样的空间也丧失殆尽。或者是“恨”中共的寡信轻诺？“恨”自己顶不住政治压力违心自贬？亦或是悔不当初没有离开大陆？

大概储安平惨死前，在绝望中，也会有一刹那后悔轻信了中共吧？其实，这样的悲剧又何止王芸生、储安平呢？中共欺骗了多少人，又害了多少人啊！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