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朝鲜战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重叠，所以显得非常恐怖；在“思想改造”的文明词句的伪装下，知识分子作为这场运动的目标，面临着不可抵抗的暴力镇压的威胁。（大纪元资料图片）

【大纪元2017年05月12日讯】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重叠发生，中国大陆一片恐怖；在“思想改造”的文明词句的伪装下，知识分子作为这场运动的目标，面临着不可抵抗的暴力镇压的威胁。

（上接：毛向斯大林发绝密电报 谈如何处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与其他政治运动相结合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谈到，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 。毛所谓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学校组织教师学习政协三大文件、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之外，从1951年秋天开始，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或参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一场场的血腥运动让许多知识分子看到了共产党的残忍和凶狠，许多人的脊梁骨那个时候就吓软了。

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做出《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即让被改造后的知识分子把中共给他们灌输的思想推向全国，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从1951年9月30日至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著名知识分子写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文章。真正作为“改造”对像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旧式的非体制知识分子；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张东荪、沈从文、钱端升等。

这些非体制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文章，大都是对自己或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工作的检讨。例如“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否定过去”，“从头学起”，“肃清崇美思想”，“批判我的崇美奴化思想”，“批判我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检查我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清除我的清高思想”，“批判我的剥削思想”，“斩断与旧协和的一切联系”，“进步包袱是思想的敌人”，“名誉地位给我的毒害”，“我替美帝作宣传”，“批判我的反动买办思想”等等。

“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华罗庚、潘光旦与顾颉刚清华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两个特殊的例子，一个是斗争华罗庚，一个是斗争潘光旦。华罗庚是国际闻名的数学家；从美国回来投奔祖国，不久就碰上“思想改造”运动，他以坦白的心情都尽其所有交代清楚。但最后因为华罗庚还保留着原有的出国护照，未加焚毁，由此引起了对他的无穷的斗争，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为“留后路”的打算。

华罗庚简直成了“罪人”，在斗争会上有口难辨，他看见了这个无情无理不问是非的世界，自己的灾难是无穷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意义，于是选择自杀。但因为被发现得早，得以保住生命。

“思想改造”运动中数学家华罗庚被逼自杀。（网络图片）

清华大学另一个斗争的对象潘光旦是全国有名的社会学学者，为人老实厚道，为民主运动奋斗甚力；早年就加入了民主同盟，多年保持中央常务委员的职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的检讨大体上是坦白、老实的，而且他的历史人所周知，也不需要什么隐藏；但却被认为有“思想暗流”，意思就是在表面思想之外，还有隐藏的思想。这一追查，越检讨，越搞不清，潘光旦前后作了八次检讨，被斗争的痛哭流涕，最后也是在民盟北京市支部检讨之后过的关。

“思想改造”运动中，社会学者潘光旦前后作了八次检讨，被斗争的痛哭流涕。（网络图片）

据当年清华大学学生中英杰回忆：“(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教师讲课时突然谨小慎微起来了，尽可能照本宣科，闭口免谈自己的独特见解，随之在晚饭后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散步和学生随便攀谈……这些先生们自著或编译的教材全部作废，通通改用苏联教材和教学大纲。”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51年7月9日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之时间，三也。”在1952年7月13日日记中说：“思想改造，一定要写文章，说过去是如何如何的不好，此于我真是一难题，以向日予自觉是一不做坏事的人也。”

1952年9月12日的日记中写到：“予失眠自作检讨书起，至今亦月余矣。学习中终日开会，无写作之暇，而又不得不做，只得在晚间为之，而予夜中不能工作，一工作即失眠，愈发愈剧，至近日而非服药两三次不可，‘脑息定’至不生作用。”

“思想改造”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学者刘青峰在《试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的沦丧》一文中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主要来源有三，一是道德勇气来源于内心；二是道德勇气来源于文化知识，三是道德勇气来源于对外在规范的热忱。而“思想改造”运动正是从上述三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进行打击。

刘青峰说：“要摧垮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有效的办法是，用否定传统的道德勇气三大来源的方法，使他们再也不能利用这些资源，于是传统的道德勇气就能借助于人们下意识中存在的传统思维方式而被打倒。“思想改造”运动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征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学者周鲸文在《风暴十年》一书中阐述，“思想改造”运动用意之一，是打垮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不让有超然物外之想；如果你超然物外，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另一面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权。“在大会斗争是严厉的，其疯狂的程度，不亚于土改斗地主，在镇反中镇压反革命。通常坐在大会台下的是被斗争者的同事、教书先生；是群众――自己教授的学生。他们指著鼻子骂你，说你肮脏。顽固、旧时代的走狗；你的旧知识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你全身都是细菌，而你自己还恬不知耻的以此自高自大、自豪、自满，看你的样子，简直都没有人形。这样的污辱对一个大学教授来说，其人格的污辱是非常之大的，教师们成了阶下囚，学生成了审判员。中国传统的尊师重道观念被思想改造一扫而空。”

学者刘再复在《历史角色的变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迷失》一文中分析，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性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上，对农民的盲目崇拜，造成了一种不必要的自我贬抑和自我矮化，以至在接受“改造”命题之后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这就使得自己进一步丧失知识分子的独立本性，顺理成章地变成革命王国的驯服臣民。

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除了农民化过程之外，还有一个国有化过程。国有化是在经济国有化的同时，要求精神文化的国有化和个体心灵的国有化。这种国有化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对‘个人主义’的批判，逐步磨灭知识分子的个性、个人生活空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把他们变成国家机器中的螺丝钉，变成政治服务的工具。”

胡适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写序时，看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的检查，他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

胡适说：“许多我们的朋友公开否认北大的传统；这是在日本铁蹄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我们那些老朋友，在思想改造时期，被迫作土地改革，自我批评；而且要所有群众来批评‘自我批评’。……所有这些公开否认‘胡适思想’，检讨‘蔡元培思想’的朋友，都是在非人环境的生活中，被压迫而这样样做的。我们应该基于深刻的同情，知道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们应该体谅，他们所坦白的，绝不是他们心中要说的。”

学者谢泳在《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一文中表示，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把自己的独立性全部交了出去，从此以后，一个阶层在社会上的独特地位消失了，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文革”当中，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残杀，不能说与“思想改造”运动的后果没有关系。

责任编辑：林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