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第四章

1954年的胡风与中共公安部1955年的逮捕证。（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7年04月10日讯】文学评论家、杂志发行人胡风是位左翼作家，曾在日本加入共产党，一九三三年日本当局取缔共产党时被驱逐回国。他曾一度担任中共幕后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的书记，因其党籍未被中共接受，文艺思想又与党内主流不合拍，仅算得上是党的战友。中共高层中对胡风了解最多的是周恩来。

一九四一年，周恩来曾派人送去路费，让胡风与别人一起到香港隐蔽。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后，周又指示将他们营救出来，并指示胡风回到重庆，向国民党登记出版杂志，以文艺为武器与国民党作合法斗争。

毛泽东与胡风并无交往，但对他早有戒心。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前夕曾向冯雪峰了解胡在上海的情况︰“听说胡风身边还有一帮人？”中共进入上海不久，副市长潘汉年在一次报告中不指名地打了胡风一棍︰“有一帮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干的都是另一回事。”

一九五二年，北京四次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名为讨论，实为声讨批判，逼迫胡风检查。一九五三年第二期《文艺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的文章，对胡风大举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作家只要忠实于艺术，不需要有什么进步的政治思想和进步的世界观。这正是资产阶级的虚伪的艺术理论。”

“对于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的根本问题和首要问题，是改造思想……胡风这种理论的实际效果，就是阻碍文艺工作者认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胡风又以鲁迅为例子，仿佛鲁迅是完全从生活的直觉经验去认识现实似的，却完全抹煞鲁迅对于马列主义的刻苦学习和因此而得到的深刻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

紧接着第三期的《文艺报》又发表了另一位理论家何其芳的文章：“胡风同志的错误的严重性在于他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并不用它来检查和改造自己的思想，仍然积极宣传他那些错误观点，用它来和革命文艺的新方向对抗。”

胡风曾经求见周恩来，与周交谈五个半小时。周建议他把自己的意见写下供中央研究。当时胡风没有动笔。一九五四年初，毛泽东要批判胡风的说法在高层流传。鲁迅早就说过“胡风鲠直，易于招怨”，这次胡风坐不住了。他于三月起，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篇《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和《作为参考的建议》。

这份长达二十七万字的文章，集中批评林默涵、何其芳：

林默涵同志以为作家如果没有“首先具有”他那个没有缺陷的“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就“不可能”从事创作实践……

林默涵同志等把作家划分为改造好了的、不必改造的、经过改造但还没有改造好的、没有经过改造的几种，有亲有疏，使每一类作家都背上了一个包袱，在文艺领域上造成了一片冷冰冰的空气和几种“资格”圈子。

对于林默涵同志等认为必须改造而没有直接由林默涵同志等改造过的作家，不给工作条件，不准他们创作，要他们专门去改造。如果他们自动创作了，就不准他们发表；万一发表了，就迎头痛击，叫做“批评”或“读者意见”……非逼得他们搁笔不写，去专门改造即改行不止。

何其芳同志等的这个“题材”主义……不问任何作家，不问任何条件，都必须描写工农兵，尤其是“必须描写他们……中的先进人物。”不能写就搁笔。

何其芳同志在作家的脑袋上面放下了三根棍子……谁的作品里写的工农兵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胜利故事，那就是歪曲了革命，是小资产阶级。……谁的作品里写的工农兵也有“落后”的思想情绪……那就歪曲了工农兵，是小资产阶级。谁的作品里把敌人写得复杂一点，不像纸人一样，空空洞洞，一碰就倒，那就是立场不稳。

在这种理论批评的支配之下，创作祗能走公式化、概念化的独木小桥。

我很愿意改造我自己，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争做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但我却不能按照何其芳林默涵同志等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就是他们自己独出心裁所建立的理论改造我自己。

在文章最后，胡风总结道：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单单这一条就足够把一切作家都吓哑了。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算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话或反话。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底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而所谓“重要题材”，又一定得是光明的东西……这就使得作家什么也不敢写，写了的当然是通体虚伪的东西……

在这五把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大多数作者已经被摧残了被痳痹了劳动机能……

七月二十二日，他将其意见书，以及给“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的信交给中宣部长习仲勋。习告诉他︰“应当相信中央，把意见写给中央是正确的。”

一九五五年第一、二号《文艺报》将胡风的文章冠以《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发表。起先，中共未将胡风视作敌人。一九五五年二月，刘少奇指示“对胡风小集团，可以开一些会，根据政策原则，对他采取帮助的态度。对胡风不是打倒他。”周恩来也说主要批判胡风的“反动文艺观、世界观”，没把胡风当反革命看待。

可是，毛泽东不这样看。何其芳说的对，胡风的文艺观点与他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完全不合拍。尤其是“五把刀子”说，简直是向延安讲话公然挑战。延安讲话早已定了乾坤，文艺工作者只能奉为圭臬，照本宣科。何、林二人其实也就是按延安讲话的宗旨行事而已。胡风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毛泽东在自己的办公室开了一个小会，提出要将胡风定为反革命。其秘书、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提出异议，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作家。”毛泽东说︰“不是反革命作家，至少不是革命作家。”这时中宣部部长已换成陆定一。陆表示同意毛的意见，胡风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作家舒芜保有胡风历年给他的一百多封信。他应人民日报编辑叶遥之邀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胡风给他的信中的一些话。审稿的林默涵决定不发舒芜的文章，而要舒整理胡风的信件，以说明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舒芜遵命，整理了一份《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交了上去。

在这之前，《文艺报》负责人康濯根据周恩来批判胡风“反动文艺观、世界观”的指示，写了个《文艺报》编者按语。送给毛审批时，毛一看便说︰“要不得，不能用。胡风怎么只是个文艺观、世界观问题？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毛泽东深得中国文字狱之诀窍：将政敌的文字掐头去尾，对剩下的片言只语加以歪曲，强加上原本没有的含义，并据此莫须有的含义给人定罪。他自己熬了个通宵，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将舒芜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连同经过整理的胡风与友人的通信，改成《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交给人民日报发表。

五月十三日发表《材料》的当天中午，毛泽东告诉周扬：要逮捕胡风，但胡是全国人大代表，已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需几天才能办妥手续。他指示周扬：“派人去看看胡风，稳定他一下。”当晚，康濯、严文井奉命去胡风家，“觉得他还并没感到自己会被捕，当然更没有自杀一类的迹象。”十六日夜里，胡风被黑布蒙上眼睛，麻绳捆上双手，进了一所监狱。

这时，周恩来不吭声了。毛宣布胡风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只将毛的指示转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他人自然更不会对胡风施以援手了。

接着，关于胡风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相继发表，毛泽东写道︰

“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

“我们的人……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

一九四八年，重庆大学语文学系年仅十八岁的学生张中晓因肺结核退学回绍兴老家，肺部开刀、切除了五根肋骨后，长期在家休养。因身体不好，生活在三代十几口人的旧式大家庭中，心情忧郁，情绪波动。他在1950年曾给有文学青年导师之誉的胡风写了一封坦露心境的信：“二年来，虽然是睡在床上，但也读了一些书……过去曾写过一些杂文和诗，现在，待身体再好一点，我准备再写。二年来，我脾气变了许多，几乎恨一切人。……我是用最大的力量战胜肺结核的。我想，这是使我恨一切的原因。二年来，我所受的苦难比从前的一切日子多，我懂得了什么叫贫穷﹗什么叫做病，什么叫挣扎﹗……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

这里是一个年方二十岁却已卧榻的文学青年向导师诉说心中的烦怨，那“恨一切人”并无政治含义。那“社会秩序”也许包括周围的社会，但更多的是指他家中的情形。任何人读了这封信，都不会想到那个割了半个肺、躺在病榻上继续与肺结核斗争的年轻人想推翻共产党。毛泽东明白这一点。可是为了给“胡风集团”定罪，他硬将这封信作了完全不同的引申诠释：“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仇恨一切人民革命力量。胡风分子张中晓说，他‘几乎仇恨一切人’。许多人认为‘胡风不过是一个文化人，胡风事件不过是文化界的事件，和其他各界没有关系’，看了这类材料，应当觉悟过来了﹗”“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如果说胡风集团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

由此可知，镇压反革命运动杀了一百万人，毛泽东犹嫌不够彻底。他要利用胡风做题目，再来一次运动，在文化界搞一次镇压反革命。他只管栽赃，不管证据。他说胡风有“可杀之罪”，但又认为“杀了不利”，饶了他一命。至于那该杀之罪究竟是什么，却从来也没有公布。

他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出指示，要全国各级党委开展清查：“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各级党组织立即成立专司清查“胡风分子”的“五人小组”。“胡风集团”逐次升级为“胡风反党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轰轰烈烈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为了搞臭胡风，当局不惜工本，将胡风的罪状编绘成连环画，散发到千家万户。《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付印前，毛泽东指示陆定一“打纸版供各地照印”。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发行了五百多万册。上海在一个月内就重印了七次。

“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关系到杀不杀头的大事，胡风文艺观点的是非再也无人关心，更没有人就文艺理论争执不休了。

人人都得表态。早年胡风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的同学、作家巴金回忆道︰“人们劝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很不客气……”他只好写几句，说鲁迅先生受了胡风的骗，胡风“做贼心虚”云云。有人写文章指斥巴金对胡风骂得不够狠，他只好再度写文章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份子打掩护。”

因胡风与鲁迅友情较深，当局让鲁迅遗孀许广平出面宣布：“鲁迅爱党爱人民，胡风反党反人民。划清界线，胡风绝无丝毫似鲁迅。胡风祇不过是鲁迅的叛徒。”郭沫若则检讨说︰“以我个人来讲，认识胡风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感觉到他是这样一种反革命的破坏分子。我们可以说，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觉……鼻子不通，大中伤风。”“文联”（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和“作协”[中国作家协会]按照党的指示公布《决议》：“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作必要的处理。”

由于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均认为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法律根据不足，陆定一和国务院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曾一度同意研究胡风的申诉，调查事实真相。但不久他们即认为，“胡风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够讨论？”将调查之议弃置一边。

到了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再次催促对胡风公审判决，罗瑞卿召集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开会，说︰“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密切联系的反革命集团是有些勉强，但这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大家看怎么办？”“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吧，反正是反革命嘛﹗”陆定一也说︰“胡风本来是个老右派嘛﹗”

四月间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到中国人民大学作报告时，有人问到胡风，他祇好搪塞几句︰“现在侦查工作已经结束，但胡风很不虚心，不接受意见。”

一九六五年，毛的“可杀之罪”已成笑料，当局仍然为了毛的脸面而坚持要胡认罪。为向全国人民有个交待，要对胡风公审，公安部要胡风以服从判决、不上诉为条件换取监外执行、回家；要绿原等胡风分子们以充当“胡风反革命罪行”的证人、出庭作证为条件换取免于起诉。可是胡偏偏就是那么“鲠直”，就是不肯用认罪去换取宽大。于是，胡风被指控“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企图篡夺文艺领导，触犯了镇压反革命条例”，被判处十四年徒刑。此时胡风已服了十年刑，判决之后就获“监外执行”的宽大，回家。

一九六六年春，胡风被送成都定居；但不久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他又进了劳改农场。因在报纸的空白处写诗，他被四川省革委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判处死刑。经周恩来多方周旋，改为“终身监禁，留作反面教材。”周在关键时刻总算帮了胡风一把。

既已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存在，自然要揪出一批人来凑数。这一揪，竟揪出了成千上万，一大批文艺界人士和党内外干部遭了殃。

公安部采取全国统一行动，将凡与胡风有过同事、师生关系的人及有过书信来往的人，给当年胡风主编的刊物投过稿的，全都定为审查对象。许多人被抄了家。从抄得的信件、日记里摘下片言只语，便足以定罪。上海作家耿庸被捕时，不仅被勒令将胡风的信“统统交出来”，连许广平和鲁迅的弟弟周建人等给他的信也都被搜走了。

早年在胡风鼓励下从事文学创作的彭柏山，一九三四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化名从狱中给鲁迅写了封信，经胡风辨认，确定是彭的笔迹。鲁迅嘱胡风按月寄钱、物到狱中给彭，直到三七年彭获释。他一九三八年去皖南新四军军部，一九五三年转业到上海，任市委宣传部长。由于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称赞了他，毛泽东于五五年七月间责问“上海为什么搞不出彭柏山？”上海市委马上将彭逮捕。因无罪证，只得说彭属“胡风一般分子”，送农村。在青海等地流放后，彭到河南农学院图书馆当资料员，文革中被打得体无完肤、头发被几乎揪光后自杀。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思，一九四六年曾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过一首诗，以后又去看望过胡一次。他也被抓了起来。不像彭柏山拖到文化革命才自杀，他当时就服安眠药解脱了痛苦。

四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成立中华诗歌朗诵协会时，云南诗人包白痕的诗友颜海涛（笔名叶淘）恰路过上海，替包在成立宣言上签了个名。现在，当局检视刊有那份宣言的报纸，发现包的名字与胡风并列，立即将他隔离审查。一年多后把他送到劳改农场，关了二十多年！

人民日报“人民文艺”星期专刊的编辑、诗人徐放被关押了十年。

三十年代起将小说投寄胡风主编的杂志而进入文坛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作为“胡风集团骨干份子”，于五月十五日被捕，比胡风还早一天进监狱。以前他蹲过几次监狱︰一九三五年在北京读书时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由家人花钱保释；抗战未期被日本人捕去，日本投降后获释。唯有这中共的监狱蹲得特别长，而且不审不判，关了十一年才听到对他的宣判，旋即被送回复旦大学监督劳动。

女作家苏青以女人谈女人事，“唤醒了古往今来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实在是伟大的。”（张爱玲语）其作品从不涉及政治，但为了编写历史剧《司马迁》，她曾写信给贾植芳请教有关历史问题，贾入狱后，从贾家抄出苏青给贾的信，苏青便被送进监狱关押了一年半。

一九五五年五月底的一天，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尚丁作为上海市的人民代表视察了监狱，深夜就被捕进了监狱。原来，他的旧同事王元化、耿庸等是“胡风骨干分子”，所以他也是“胡风分子”。

先后在黄埔军校和南京中央军校学习的杭州青年陈守梅（笔名阿垄），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时是国军炮兵军官，被日寇子弹射中右颊受了重伤才下火线。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举办长篇小说征文，他的以日寇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小说《南京》（后改为《南京血祭》）获奖。一九三九年，由其任周恩来秘书的朋友安排，阿垄到了延安。后赴西安治疗眼疾，因交通封锁，他进了重庆的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数年间，他为中共获取过不少军事情报，通过胡风──宋庆龄──廖梦醒（国民党元老廖仲凯之女，共产党员）的渠道送往延安。一九四七年山东孟良崮一役，他将国军七十四师的调动情况及作战部署，送到了中共那边。战役结束，七十四师覆没。廖梦醒告诉胡风，阿垄送的消息“使解放军很赚了一笔。”

在国民党要逮捕他时，阿垄逃出了生天。而今毛泽东写下︰“阿垄，即陈亦门、陈守梅，浙江人。原是国民党的军官……”他头上那块日本子弹留下的伤疤竟成了“替国民党卖命的铁证”。当年从阿垄处收取情报的中共地下联络员罗飞也被连累，成了“胡风骨干分子”。

周恩来虽然知道这是件冤案，却不向毛泽东直言，只是拐弯抹角地说︰“阿垄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中宣部和统战部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和廖梦醒都写了证明材料后，周恩来却不吭声了。拖到1965年，阿垄被判十二年徒刑。1967年，他死于狱中。正如他在《白色花》诗中所说：

“我要这样宣言︰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诗人胡征当年在延安时，周恩来曾带着他的诗稿到重庆，交给胡风，在胡风办的《希望》杂志上发表。他连刊登自己诗篇的杂志都没见过，自然交待不出与胡风的关系。公安部门宣布︰“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胡征，隔离反省以来，拒不认罪，交代不老实，决定逮捕关押。”此时周恩来似乎已经忘了胡征其人。

株连向来是文字狱的一大特症。可是像胡风案那样株连千万人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胡风因不满足于看马列著作的译文，曾请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谢韬帮助查找若干马列原著。这使得谢也入了网。人大校长吴玉章告诉罗瑞卿抓错了。可是逮捕谢是毛泽东批准的，不能释放。罗瑞卿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不算反革命，但还留在秦城监狱，算为党“做战犯的(思想）工作”。二十二年后谢韬方得自由。

当年的延安青年鲁藜从未与胡风谋面，但他的诗《延安赞》被人推荐曾在胡风办的杂志发表，所以也是“胡风分子”。他是天津市“文协”主席，举办过几次周六晚在文协的聚会。凡参加过聚会的，包括刚病故的作家高云览，都成了“胡风分子”。“凡是在天津文协工作过的，或与文协接触较多的，以及与阿垄、鲁藜、芦甸等有私交的，总之多少沾上一点边的，都被牵连进来，一个也没有漏掉。”

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中国青年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题为《侯红鹅被拖进了反革命泥坑》的文章，说侯“堕入了反革命深渊，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向人民进攻的打先锋的喽罗”。其实，侯红鹅祇是一名中学生，爱好文学，写过诗歌。只因阿垄在给胡风的一封信里提到过他，说他诗写得不错，而胡风被抄家时信被抄出，他就遭了殃。他被定成“胡风分子”，去劳改了。

作家路翎，一九四三年二十岁即写成著名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一九四六年该书已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一九四八年长篇小说《财主的女儿们》两卷一出版就销售一空。中共执政前他总共出版了计二百万字的小说集。从一九五四年起，全国几大报刊相继发文批判他的几篇小说。他写了一篇长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抨击“以政治结论和政治判决来代替创作上的讨论”的现象。文章在《文艺报》刚连载完，他就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进了监狱。

二十年后路翎出狱。人们“在一条脏胡同里，在大扫把扬起灰尘和垃圾中间，发现一个蓬首垢面的老头低着头一面扫，一面喃喃自语……这就是当年名重一时的路翎。……有人去探望他，把他过去写的书送给他看，他一面摩挲著陈旧发黄的封面，一面恍惚而淡漠地问道︰这会是我写的么？”[1980年北京市法院重新判决，“宣告路翎无罪”。]

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华岗是中共老党员。他与胡风并无关系，却批评过毛泽东，也被打成“胡风分子”。关了十年后，当局要他以服罪换取“从轻处理”，但他坚持“无罪可服”，于是判刑十三年。刑满后被扣住不放，直到病重才得回家。但一家数口仅一间房，他无处栖身，不得已又拖着病躯自愿返回监狱，于一九七二年死于狱中。

在国民党时代利用其泥土出版社支持“进步人士”写作的许史华也进了监狱，因为许多“进步人士”成了“胡风分子”。十年后获释，他到老丈人家找妻子，才知道妻子早已改嫁给了一位党的老干部。见不着妻子、女儿，他回到空无一人的住所，悬梁自尽。几天后，在其窗外玩耍的孩子无意间发现他家里有人挂着“荡秋迁”，他的死才为人知。

“胡风分子”的家属都成了贱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费明君被捕后送青海劳改营。全家七口人被赶出学校宿舍，在一个水泥涵洞里栖身，后来被押到甘肃一个劳改农场。但农场拒绝收留，把他们送回酒泉火车站了事。当时最大的孩子才八九岁，一家人沿途讨饭，走回上海，又住进水泥涵洞，以拣垃圾为生，直到一九六一年被送安徽定远县农村落户。费明君则于一九七二年死在青海劳改农场。

1933年，胡风与妻子梅志。（网络图片）

胡风夫人梅志也进了监狱。在狱中，审讯员问她︰“你们反对周扬吧?”“那是的。”梅回答。“你们应当知道周扬是代表党的。”“知道。”“那么，你们反对周扬不就是反对党吗？反党不就是反革命吗？”梅志没话可说了。因为周扬本人要到一九六六年才变成“反党分子”进监狱，她在一九五五年是无论如何料想不到的。

“胡风分子”耿庸被捕后，妻子王皓也进了监狱。被关了两年后出狱，王皓即给毛泽东写信诉冤。当时上海抓右派正抓得欢，把她也算上一个。她无处申诉，终于愤而于九月间跳了上海黄浦江。

诗人绿原被捕后，办案者很快查清，指他是国民党特务一事不实。但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不能没有他，非要将他定为反革命不可。他的妻子罗惠成“反革命家属”，被“下放”了二十多年。

四十年代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加入中共的作家、《文艺学习》杂志编辑冯大海，被定为“胡风分子”后被“下放”农村，妻子与他离了婚。文革中，冯大海投水自尽。多年后，妻子对其女儿说︰“当时离婚，是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压力。可是离婚以后，人家还是当‘胡风分子’的家属看待。早知如此，还不如不离呢。”
敢出面为胡风辩护的，全都受到了严惩。

《浙江文艺》主编方然认为“党员有权向中央呈述自己的意见”，写了一篇为胡风文艺理论辩护的文章，请党组织递呈中央，结果被捕。身怀六甲的妻子亦被关押。三个月后妻子生下一对双胞女儿，被迫与他离婚。老母不堪街坊邻居的斗争声讨，悬梁自尽。十年后，方然获释，在杭州当一名月薪十八元的小工。次年闹文革，为躲避无穷无尽的斗争，他要求公安部门将他重新收监，不获允诺，于一九六六年九月自沉水沟而亡。

胡风等被捕后，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召开扩大会议，主席郭沫若要求将胡“作为反革命分子依法处理”。一九四九年离台湾北上为新政权效劳的美学家、翻译家吕荧上台发言说︰“我不赞成把思想领域里的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今天这样大张旗鼓地来批判胡风，我认为是错误的……”还没说完，台下就有人喊“吕荧，你居心何在﹗”“你与胡风是什么关系？”文联、作协的文化人，在口号、呵斥声中推搡吕荧，更有人一把将他拽下了台。第二天，人民日报便宣布吕荧也是个“胡风分子”，说他“为胡辩论，遭到会议的一致驳斥”。

他在河北清河农场劳改时被宣布为“疯子”，从队长到歹徒都折磨、凌辱、漫骂甚至殴打他。他死于一九六九年春天之前，一领破芦席裹身，被掩埋在劳改农场一个角落里。一堆土旁立着一块红砖，上面用粉笔写着“吕荧”二字，一场雨过后，这点记号便永远消失了。

1980年，中共给胡风平反的文件说：“（此案）共触及了二千一百余人，逮捕九十二人，隔离六十二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七十八人。”

实际被“触及”的人数远远不止二千一百。康濯的数字应更可靠：“全国被清查、揪斗的达十余万人，被捕入狱的一万多人。有的人仅是读过胡风的一篇文章，听过胡风的某次报告。”

胡风等入狱后，作家巴金曾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可是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问了。”过了近三十年，他回忆当时的情景道︰

“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

巴金将“反胡风”、“反右”和“文革”相提并论，说他一想起这“三大运动”，“便不由得浑身战栗”。在毛泽东治下，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这一次不过是“轮到胡风倒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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