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第二章

【大纪元2017年04月04日讯】镇反、土改刚结束，毛泽东又发动了一个他称之为“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重要”的“三反”运动。

一九五一年下半年，朝鲜战争边谈判边打，耗资巨大，给国家财力物力造成极为沉重的负担。十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精兵简政、压缩开支、厉行节约、禁止浪费。同月二十三日召开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时，毛泽东即在《开会词》中号召全国：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

这时，还只是“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到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报告其反贪污、反官僚主义的经验后，情况就变了。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将高岗的报告转发各级党委，指出：“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这样，“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就变成了全国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十一月底，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向中央报告：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及现任书记张子善利用职权，侵吞公款；甚至盘剥民工，克扣灾区救济粮款，用于经营机关生产。他们共挪用公款一百七十一亿元[折合新币一百七十一万元，下同]。他们还作投机倒把活动，使国家资产损失二十一亿元。二人铺张浪费，挥霍掉近四亿元。毛泽东批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接着，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文件。十二月七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务院政务会议上指示在全国范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八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

贪污、浪费什么时候都有，反贪污、反浪费什么时候都不错。问题是怎么个反法。毛泽东的法子是在全国范围造成大规模恐怖、威慑，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毛泽东下达他起草的《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指令各地：

“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查办。”

这一“限期”，这一“违者一律查办”，大恐怖立即形成。各级干部谁都怕当“违者”。为保乌纱帽，各级干部均胡揪乱斗，全国一片肃杀。

而毛泽东坐在中南海闭门造车，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预言：

“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至数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这一论断，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产物。他将贪污一亿元[旧币，折新币一万元]以上的称为“大老虎”、五仟万以上的为“中老虎”、一仟万以上的为“小老虎”。不停地下达一个又一个指示，催逼各地捉“老虎”。更有甚者，他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打击一大片。一月二十三日，他发电报给全国各党政军部门说：

“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

“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

“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

“应组织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搜尽一切暗藏的大贪污犯而奋斗。”

次日，毛泽东又凭空臆想，说：“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赴朝鲜作战的志愿军也不能置身事外。毛泽东妄加猜测，给志愿军党委下达指令：“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

毛泽东不停地下达一个又一个指令：

“不许草率收兵，必须扩大战果。”[1月26日]

“二月份全军发动打大老虎，至少应打二千至三千只。”[1月27日]

“北京市委的办法是：召集各单位首长开会，自报公议，规定老虎数目，责成各首长亲自动手打虎，限期具报。……据称此种办法甚为有效。”[1月28日]

华东军区报告说，预计“总共要打出大老虎二百六十六个，小老虎八百六十五个，中小贪污分子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人。”毛泽东看了这大有水分的数字还嫌少：“一个大军区不会只有两百多大老虎……以后可以根据认识的深入逐步追加打虎任务。”

捉老虎多多益善。他给中南军区施加压力，要增加其“打虎分配数目”：“广东军区系统包括海防和各军在内至少有几百只乃至上千只大中小老虎，而你们只分配该军区大老虎二十只，中小老虎八十只，这是完全不适当的。你们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上报的文件中提出“像山西这样的省应有大小老虎一千个至一千三百个，其中应有大老虎一百个至一百三十个以上。”此数已毫无根据，毛泽东看了还嫌不足，更加压加码道：“我以为这个数目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此数。社会上即工商界中的老虎还不算在内。”

他给各大、中、小省下达打虎治标，正是最大的官僚主义。他说：

“河北省(不包括京津两市)人口三千万，规定打小老虎二千三百只，大老虎二百只，这是适当的。请各省按照人口及其他特点规定字迹的打虎计划。由此可以估计，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三千只。”[2月4日]

“像山东这样的大省，……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规定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我提议(华东局山东)分局立即召开一次打虎会议，规定打虎数目，限期完成任务……凡打虎不力者立予批判，严重者撤销职务。”[2月5日]

“你们说浙江全省可能有一千万元以上的大小老虎一千只以上……像浙江这样的省，可能有大中小老虎二千至三千只，或者还多，这还没有包括社会工商界。”[2月5日]

“华东军区增加打虎预算一倍，由大老虎一千、中小老虎三千，增为大老虎二千余，中小老虎六千余。请各大军区按照自己和华东军区人数和经费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预算。”[2月13日]

由于毛泽东屡屡发出“追加新任务”、“增加打虎预算”的指示，各地不仅追加打虎指标，而且打虎有“必成数”和“期成数”。“必成数”是必须完成的，“期成数”则不怕多，越多越好。各单位各部门的“打虎队”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

这里是当时甘肃省镇原县“三反打老虎”情况的记录：

“(中共镇原县委)给县级机关盲目地追加十来名‘老虎’任务，区乡不问有‘虎’、‘虎’，就分配四十名。由于这种盲目的官僚主义，就对以后的逼供和继续打假“老虎”造下了一些不幸的因素。”

“反右倾思想，打‘右倾老虎’……因而县上首先发生了打、捆、站雪、爬雪、用枣(树枝)刺刺、戴铐子、压石头、站水坑等十七八种肉刑。受这样刑的有二十四人……因而造成自杀五人，其中三人死亡，两人自杀未遂。”

“区乡由于搬用了县上的经验……造成了比县上更严重的逼供；除县上的刑大部分给他们用过外，又用了什么走枣(树枝)刺、拉钻子、压杠子、捏鼻子、跑瓦渣、抱碌碡、背石条、背磨扇、绑腿顶棍子、(日)晒、冻、烟熏等五十五种刑罚。受刑的总计有二百七十一人……造成了十六人自杀。其中七人自杀未遂，九人致死，二人残废。”

据当时的旅大市委秘书长任仲夷回忆：“在很多地方又重复了(1942年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大会围，小会攻’、‘车轮战’等‘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我曾多次向市委领导和干部们提出，运动中一定要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定要强调重证据，特别要重物证。不能轻信口供，绝对不能搞逼供信，不能搞‘车轮战’、体罚和各种威胁、恐吓的办法。”“但是，我的这些意见却遭到东北局工作组的反对。他们把旅大的问题看得很严重，说旅大这个地方，‘山高林密，虎多而肥。’他们认为我在运动中思想‘右倾’，把我从旅大市调到黑龙江省(当时叫松江省)。在调离前的鉴定会上，东北局工作组的一位同志给我下的结论是：‘任仲夷的思想在运动中表现右倾，从思想体系上说，是右的体系。’”

“打老虎”右倾者被撤职查办，甚至自己变成“右倾老虎”，各级干部遂愈打愈左，愈打愈疯狂。苍蝇、蚊子一起打，芝麻、绿豆也不放过。当时中共中南局工业部长曾志曾经这样回忆中南地区三反运动的情况：“点名批判、搞逼供信、吊打关押、威胁利诱、车轮战术等，无所不用其极。天天开群众大会，夜夜开小会，被斗的人晕头转向，精神受刺激，身体被拖垮。”

毛泽东既有“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的指示，全国掌管或经手财物的人无不被指为“老虎”，揪出残酷斗争。

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总务科长殷维翰曾这样回忆“三反”时的逼供：“我站在一张桌子上，双手举起，一站几小时。……八个人打我一个，边打边踢，踢了这边踢那边。”“(打虎队)把我父亲从上海弄来，要我坦白，把我才读小学的女儿也动员起来，给我写明信片，宣布不坦白就脱离父女关系……”

三月十二日，南京召开“大专学校文化科学机关反贪污斗争大会”，打虎队把包括殷维翰、谢学锦在内的一群“老虎”蒙上眼睛，拉到在南京大学召开的大会场上。谢学锦回忆道：“在会上一片吼叫声中，我也跟着胡说八道。别人说(贪污)一亿，我也说一亿，别人说一百亿，我也说一百亿。唯独殷维翰不跟。殷先生，是我见到的骨头最硬的一个人。我眼看着他被铐上拖走了。”“运动进入退赃阶段，打虎队才慌了手脚，哪来赃？到哪里去弄几百几千亿的赃？后来，我们解脱了。”但是，殷维翰却进了监狱。”[1983年地质矿产部政治部为殷平反，称“纯属错案”。

解放军第一医院院长张华麟，1950年自美国归来。其妻子因拿过公家一枝体温计，被打成“老虎”。她受不了斗争会的人格污辱和肉体摧残，用一条长围巾自缢身亡。张华麟还被逼着在全院大会上就那一枝体温计替死去的妻子作检查。

在北京大学，“五月上旬，工学院两名职员自杀身亡。被解除隔离的工程科一名职员和其妻子(总办事处职员)投什刹海自杀身亡。校医室一名医生在家中自杀身亡。”

西北大学被怀疑为“老虎”者，被喝令“在工作组和学生面前跪着，更有的被打了耳光子，并且一味的追逼。”事后才说是打错了。

西南师范学院中文教授杜钢成了“老虎”，被拽著双脚倒拖进斗争会场。理化系教授蒋九成被关押后妻子自缢身亡。半年后，全校被关押者都被释放。真“老虎”一个没有。

据当时的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庭长何济翔回忆：“‘三反’后听陈毅市长作报告，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

“三反”的浪潮刚刚开始没几天，毛泽东就又发动了以工商界人士为目标的“五反”运动。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这“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目标则是资本家，即中共称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文件要求“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

有“五毒”的资本家也被称为“老虎”。资本家也成了打虎对象。

当时中国经济凋敝，资本家并不多。于是如同农村有十几亩地就算地主一样，资本在二千元以上的就算是资本家。这标准之低且不说，划资本家多多益善。大的没有，小的也将就。全国被定为“资本家”的八十六万人，百分之八十资本在二千元以下。[如江苏南京市九千名资本家中的七千名，近百分之八十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浙江建德县二百七十四名资本家中，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者也约占百分之八十。广西宁明县一百二十三户资本家，仅两户资金超过两千元。其余的一百二十一户，平均资金仅一百三十元。

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曾拟定文件，准备对那百分之八十不够格的“资本家”予以改正。但突然毛泽东批判他“右倾”，发文件说：八十六万资本家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不能算作一般劳动者。李维汉之议胎死腹中。直到一九八一年才改正。

“三反”时是斗争干部“老虎”，现在是斗争资本家“老虎”，即毛泽东说的“工商界中的老虎”。

行贿、偷税漏税的资本家当然有，然而，就如“镇反”一样，“五反”是用不受法律约束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清查资本家。不管你有没有违法行为，先且怀疑你违了法，先指你“五毒俱全”。把人扣起来，用饿饭、疲劳审讯的办法逼迫人交待自己的“五毒行为”。

各地都成立了“打虎队”。

山东张周市[今淄博市周村区]人郭恩谭是当年的打虎队成员。那时他是一名药房的店员，因为年轻，被选中成为打虎队成员。据他回忆，商业系统打虎队由市委工作组从各药房店员中挑选二十来岁的青年店员组成：“一开始的时候，几乎将所有的资本家、各业主都当作‘五毒分子’和‘老虎’来对待。……(工作组)发动各单位店员工人起来检举揭发老板的“五毒”行为。……在有些干部的授意下，制造了一些紧张气氛，还对有的重点对象进行逼、供、信，吓得有些业主十分恐怖。有人被过激行动吓破了胆，出现有人喝硫酸、毒药等自杀行为。”

三月二十五日，上海市长陈毅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参加运动的工商业者计十六万户。为激发工人、店员起来斗争资本家、业主，《劳动报》开辟专栏讨论“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还是工人养活资本家?”，教育工人懂得资本家剥削了工人，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

报纸还重点报导工商界的罪行。如指称上海梅林食品公司将腐坏的食品罐头送到朝鲜前线去陷害志愿军。报纸言之凿凿，但真实性可疑。厂里有工会，工人监督生产，老板即使想这么做也绕不过工人。报刊大肆报导，祗为激起公愤，给运动添加紧张气氛。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更是子虚乌有。上海有家小营建公司，打虎队一进驻，即认定经理是个“大老虎”，一定有钱或金银藏着。家人被逼着四处借贷，这家借对金耳环，那家借个金手镯，交给打虎队。他走投无路，却苦于昼夜有人看守，想跳楼亦不可得；把电线缠在手上想触电自杀，又被看守发现。打虎队看到实在榨不出油水，只好改指他“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但“予以宽大”，判刑七年，发配内蒙古劳改。

“三反”时，凡搞采购的都是审查对象。谁称辩没贪污受贿就是对抗运动，白天黑夜逼供。许多人只好胡乱交待以求过关。到“五反”时，他们的口供又成了商家“五毒”的证据。

当时，国内有大批美制军用汽车急需更换零件，当局允许上海一家商店经香港进口美国汽车零件经销。有位军队干部曾在该店采买过十万元(新币)的货。“三反”中，他被诬指拿了该店一万元的回扣。被斗得死去活来后，他胡乱招供，成了“贪污犯”。“五反”时，他的口供被当作那家商店行贿一万元的“证据”。店主成了“五毒分子”。

许多资本家要么熬不住日追夜逼而胡乱交待，成为“五毒分子”，要么干脆用死来解脱。

据上海那家汽车零件经销商店三位元业主之一的高天民回忆：“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

“在我店近邻有一家商行，专营进出口轴承，也是三个老板，他们被隔离交代……(其中一位)趁看守他的值班干部一时松懈，竟由二楼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呜呼。”

“身陷在五反中的老板们……想想与其蒙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斗得痛苦，所以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资本家们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罪行。”

高天民最后以交代行贿、偷税、漏税一百六十万元(新币)而得以过关。他说：“其实这一百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早已超过了我店里那些年的营业总额，更超过了实有资产；即使把三个老板的私产都加进去，也还差得远，根本不用辩论就可以看出这数字的虚假。”

全上海都是如此。全市“清算”出资本家违法所得高达十万亿元[合新币十亿元]，竟比全市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还要多。

不仅全上海，全国都是如此。当时中国有个著名的民生轮船公司，其创办人是出身贫苦的四川省合川县人卢作孚。一九二五年，他集资合股，订造了一条名为“民生”的小船，利用合川一所小庙的殿堂开设民生轮船公司，开始了他的事业。

抗战中，民生公司在日寇的炸弹下将大批难民、国家财富抢救到四川大后方；期间一百多名员工牺牲，十六条船被日军炸沉。

到四十年代末，民生公司已是拥有一百四十艘轮船的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国民党两任行政院长何应钦、阎锡山曾力邀卢作孚出任政府要职。但他避到了香港。

卢作孚在一九三八年即在重庆认识了周恩来。一九五○年，周派人赴香港与卢联络后，卢秘密离开香港到北京，被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为工商界人士等两次举行便宴，卢均与毛泽东同席而坐。

一九五一年春，卢作孚逐步将滞留香港的船只驶回中国。冬天，卢赴京开会，周恩来表示希望他到交通部担任负责工作。卢决定处理完香港撤船事宜后再赴任。但五二年一月初离京返渝时，正值“五反”高潮，他被指为“不法资本家”无情斗争，遂于二月八日自杀身亡。公司副经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则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其中两人被处决。

卢作孚的清正廉洁有口皆碑。美国杂志《亚洲和美洲》曾这样评说卢作孚：“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他不拿民生公司的股份，连住房也是借的银行宿舍，家俱则是向民生公司借的。辞世前他留给妻子一纸遗书，上面只有两行字：“把家俱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卢氏死于吞金，大多数被指为“不法资本家”而自寻解脱者却是采取更简单的法子──跳楼。

广州的爱群大厦就是不少工商业者的跳楼处。

上海当局鉴于许多人服药自杀，禁售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安卧死既不可得，跳楼投江便是最佳解脱之道。当局在公园及辟静之处派兵巡逻，不准行人逗留。黄浦江岸偏辟之处，筑上竹篱笆，黄昏后不准行人靠近。各高楼顶设岗防守，三层以上楼窗装置木栏与铁丝网。但是，绝瞭望的人是挡不住的。上海市法院的何济翔就曾在延安东路亲眼看到一人从五楼跃下，坠地身亡。

金城银行沪行经理殷纪常在金城大楼跪着接受职工审问。在寒冽的初春季节，他穿着短衫裤跪了五天五夜，终于跳楼一死。

上海南京路知名的食品店冠生园的店主冼冠生是一位爱国而有骨气的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毅然放弃上海的生意，跟随政府内迁重庆、昆明。“五反”运动中，他被诬指犯有“五毒”，受不了逼供，从冠生园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

上海市长陈毅在一次广播里曾这样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他还对人说，上海的“降落伞部队”有一千三百多个，若早点作宣传，本来会缩小到一千名之内的。

当时主持全国“五反”运动的中央节约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后来回忆道：“‘五反’开始后，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不时传来了资本家跳楼自杀的消息。为此，毛泽东同志派我到上海去。我跟陈毅同志说，发生跳楼事件不好。”

后来中共自己承认“三反”对象百分之九十五都整错了，但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却这样解释：

“他们抓住三反、五反中的缺点，说打了那么多人，结果祇有百分之五，即百分之九十五不是都错了吗？而不知道有的是降低了标准……几千元的都不算……这样就少了嘛﹗所以只剩下百分之五了。”“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审干和合作化运动……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成功的，必须的，必不可少的……缺点错误不过是一个指头。”

百分之九十五整错了也是“成功的”。缺点总是一个指头。上海的“降落伞部队”也不过占工商户的百分之一。

“镇反”也罢，“三反”、“五反”也罢，一个运动就是一次灾难。这里还没说到知识份子呢。

责任编辑：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