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学家潘光旦。（网路图片）

【大纪元2017年04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近代社会学家潘光旦，以风趣、健谈著称。晚年时他有一句著名的“4S”遗言，用四个英文单词精简犀利地概括本人与同时代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SUBMIT（服从）、SUSTAIN（坚持）、SURVIVE（生存）、SUCCUMB（死亡）。

潘光旦是活跃于民国初年的大学问家，一生涉略广博，在社会思想史、优生学、教育、婚姻、家庭、民族等众多领域造诣颇深。他还是一位典型的传统文人，秉承中庸之道，在为人处世、治学研究方面表现出浓郁的儒家情怀。这样一位文化通儒，究竟在晚年遭遇怎样的苦难，才会留下那样冷峻的遗言？

潘光旦（前排左二）在清华大学留影。（网路图片）

独行特立的“独腿”才俊1899年，潘光旦出生于清末仕宦之家。时值清末，中国正处在风云变换、历史鼎革之际，也注定了潘光旦将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他的父亲潘鸿鼎是开明而博学的晚清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又创设一所洋学堂，作为爱子进修学业之所。少时的潘光旦，遍览经史子集、小说、方志等古籍，兼修英文，为日后精研学问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3年起，潘光旦与清华学校结缘，九年间屡屡取得第一名的佳绩。然而命运并不总眷顾这位少年才子，1916年，潘光旦跳高时意外跌倒，伤及右腿，因骨节溃烂不得不截肢。从此，他架起拐杖，照常出席郊游、登山等活动，不肯在行动上落后于人。他过人的意志令人感佩，被诗人徐志摩赞为“潘仙”，意为潘光旦与八仙中的“铁拐李”极为神似。

不独腿疾，潘光旦还有约1200°的高度近视，看书就像“闻书、舔书”，在路上怕认不出熟人，便向所有行人打招呼。身体的缺陷令他错过一桩婚事，却因祸得福，与重才不重貌的表亲赵瑞云缔结姻缘。面对磨难，潘光旦丝毫未减鸿鹄之志，更为此赋诗抒怀：“谈兵膑脚传孙子，述史丧明说左丘。此思尚存志仍在，纵教偏废亦何忧。”

1922年，潘光旦在梁启超的课上提交一份报告《冯小青考》，分析明代奇女子冯小青的心理世界。此文深为梁启超所激赏：“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数年后，潘光旦将其编辑出版，成为他学术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

毕业后，潘光旦无惧残腿之憾，毅然赴美留学，依照常规插入达特茅斯学院三年级就读。半年后由于他成绩优异，校务长竟亲自写信致歉，说他应入读四年级。1924年，他获学士学位，立即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自然科学，用两年时间获得硕士学位。留学期间，他仍然嗜书如命，大部分花销用于购买西方典籍。1926年回国时，他从上海下船，身上只剩下1元钱，连回家的交通费都无法支付。

1940年夏，潘光旦夫妇和女儿们在昆明西郊大河埂。 （潘乃和保存）1940年夏，潘光旦夫妇和女儿们在昆明西郊大河埂。 （潘乃和保存）兼收并蓄的文化通才归国后的潘光旦，先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北京等地的多所大学任教授，主授社会学。他虽是自然科学出身，却能融通自然、社会两大科学体系，为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口衔烟斗，手拄木拐，以独腿行走于校园，一代民国大师的独特形象就此定格在世人心中。

正逢中国巨变的时刻，潘光旦以富国强民为己任，提出“民主救国”之论，并试图通过优生学、遗传学等探索中华民族富强的出路。同时，他对各种文化抱以尊重、宽容的态度，博采众长，试图成一家之学说，“开创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人文三大领域的气象宏大的学问”，提出“自然一体、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新人文史观。

怀抱如此宏大的志向，那么潘光旦的学问到底有多深？他的学生、同是社会学家的费孝通曾说，潘先生博学得如同一部百科全书。如果谁有不知道的事情，不必查资料，直接问他就好了。

在执教的多所高校中，潘光旦与清华大学的缘分最深，为其奉献十余载。他曾任清华校务长、社会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教授家庭演化、西洋社会思想史等6门课程，成为清华园中最得力的核心成员之一，更与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共同被誉为“清华四大哲人”。

他醉心科研，同样热爱学生。课堂上，他风趣健谈，乐于自嘲，学生们都说“潘先生的为人也同他的圆圆的脸一样的和蔼可亲”。有次演讲，潘光旦讲到“对于孔老夫子，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他看了一眼独腿，改口说“讲错了，应该是四体投地”。引得学生笑声不断。

平易的性格让潘光旦顺利地和学生打成一片，然而独具慧眼的教育理念才是这位教授身上真正的闪光点。《中庸》有句话：“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潘光旦从儒家文化中获得启发，倡导“中和位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完成一个人”，即促进“自我”的发展，达到“至善”境界而成为“完人”。他勇于打破当时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的潮流，鼓励学生加强传统文化和外语的学习，并视其为塑造“完人”的必备工具。

《潘光旦文集》。（网路图片）

服从、坚持以求生存纵观潘光旦前半生，罹患残疾却不向苦难屈服，笃志苦学并跻身民国大师之林，可谓天道酬勤，壮志满怀。岂料在1949年，中共建政于大陆，正值事业鼎盛期的潘光旦，却逐步走向事业与人生的衰亡。那句“4S”遗言，是他晚年挣扎以求生的对策，也是他后半生的残酷写照。

早在1949年8月，潘光旦向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社会学系的“改革报告”，这是他带领社会系师生花费4个月拟定的课程设置。中国的社会学系，长期接受英美国家的资助，在1949年前设置社会学系的22所高校中，就有10所属于教会学校，因而早被中共贴上“资产阶级性质”的标签。

为了保住中共体制下的社会学系，潘光旦率先付出行动，提交改革报告。9月，中共华北高教会对他作出批复，如将社会学原理、派别归入“社会学说批判”的授课内容，取消“社会制度”，将“土地制度”改为“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这些名称的微妙变化，让潘光旦预感到社会学科即将亡于中共手中的命运。

在人人过关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潘光旦于1952年，成为清华大学第一批作检讨的教授，从1月到10月，他先后进行4次公开检讨，甚至发表《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一个自我检讨》，声称自己从事的社会学，“是替资产阶级撑腰的一大堆浮词臆说”。

这位社会学教授终于勉强“过关”，却无法主宰社会学的存亡。在接下来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过程中，大陆高校的社会学系不断被免除，至1953年全军覆没。为挽救社会学，费孝通曾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当面直谏，然而毛泽东的语气非常强硬：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

之后，潘光旦、费孝通等人调往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少数民族调查工作。一向平和中庸的潘光旦也就随遇而安，潜心于新的科研工作。很快，他接到一项研究土家族的任务，便拄著拐杖跋山涉水，四处走访，终于确定土家族的存在。他还发表14万字的长篇论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论证土家族是单一少数民族。

1957年，潘光旦等人提议，由于湘西的土家族与苗族人杂居，存在隔阂，可以考虑建立“土家自治区”。他们还说：“能合，固然好，但也不要勉强，勉强合，不如分。”同年9月，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重现社会学的消息。1957年1月，一篇《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的文章传来重提社会学系地位的呼吁。由于看到苏联在搞社会学，加上中共发起的“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社会学家们重燃复兴大陆社会学的希望，并向中共当局提意见。潘光旦、费孝通都加入这场活动中。

1957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启动恢复社会学的工作，成立“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并筹备相关会议。然而一切都如镜花水月，就在第一次会议举行的前一天——6月8日，中共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社会学家们的“补天”之功，瞬间变成“翻天”阴谋。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潘光旦，还有一个更荒唐的罪名安在身上，便是“破坏民族关系”。他为研究土家族耗费的心血，被污蔑为“向党进攻的毒箭”。他随之受到一系列处罚，被取消政协委员资格，降为三级教授，教育与科研的生涯就此终止。1958年10月，他的妻子赵瑞云因精神压力过大而离世。

1947年，潘光旦（中）、赵瑞云(左一)等人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前合影。 （张祖道摄）

注定灭亡的学者悲剧成为“右派”后，潘光旦的视力更加衰弱，有人曾开玩笑，说他眼力不行，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再次发挥幽默特长：不止如此，我的方法也有问题，我架的双拐是美国货。然而到了文革时期，潘光旦似乎再无心情说笑。

文革之初，他就被强行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遭批斗、抄家。红卫兵抄他家时，仅抄出100多元存款，便质问他：别的教授家里都有几万存款，你怎么只有100多块钱？潘光旦则回答：“我就这么多钱，我的钱全买书了。”检抄后，潘家的书房、卧室都被查封，只留下厨房和挨着厨房搭建的“小披屋”。这样一来，潘光旦和他的小孙女，以及一位老保姆只能蜷缩在小披屋里，席地而卧，由于缺少被褥而难以入眠。幸好隔壁的费孝通雪中送炭，冒险把家中尚未查封的被褥送来救急。

潘光旦虽然只有一条腿，没有遭受正常人的体罚或强度劳动，但仍以衰迈之年、残缺之躯，成为文革施暴的对象。他被红卫兵派往清华园的一角除草，因无法下蹲劳作，便恳求携带小板凳，却遭“革命小将”严词拒绝。潘光旦只好坐在地上慢慢挪动，笨拙地趴在地上除草。

原本还算硬朗的身体，却在长期接触濡热潮湿的土地后，不幸患上前列腺炎，又转为尿毒症。那时，潘光旦的女儿们都属于“黑帮分子”，被监管、批斗，毫无人身自由，根本无法顾及老父的安危。文革苦难，都由潘光旦一人默默承受。

1967年5月，潘光旦病情加重，疼痛难忍。他的朋友叶笃义多次前来探望，潘光旦诉说了自己的“3S”政策，即SUBMIT（服从）、SUSTAIN（坚持）和SURVlVE（生存）。也就是他自中共执政以来，在历次运动中总结出的生存法则。后来，潘光旦被女儿的一个同学送到医院诊治，却因医院内部的派系纷争，无法得到基本的治疗和护理。

最糟糕的是，他依然没能躲过红卫兵的迫害。他的病床前，不时有人前来盘问、吵嚷，甚至使劲摇动病床。终于，潘光旦不愿再忍受无尽的骚扰，坚持出院回家。但以他的身体状况来说，回家无异于等死。好友叶笃义看望他时，便拿他的话来劝他：“SUSTAIN AND SURVIVE．你要坚持生存下去。”这次潘光旦却摇摇头：“SUCCUMB（死亡）。”

一辆幼儿乘坐的竹制手推车载着潘光旦回家。据说，他当时开心地向身边过往的人招手致意，如同大病痊愈一般。可是回到家里，只有堂屋允许被打开，潘光旦勉强躺在一张旧行军床上静卧休养。

1967年6月10日晚，老保姆突然发现潘光旦状况很不好，赶紧请费孝通前来照看。潘光旦先后向他索要止痛片、安眠药而未得，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依偎在他怀里。不知过了多久，潘光旦渐渐停止呼吸，撒手人寰。费孝通为之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潘光旦凄惨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的女儿们，不是被批斗就是被下放到外地。其中一个远在边疆的女儿，直到潘光旦去世一年后，才得知他病逝的消息。

这位一生涉略广博、语出不凡的文化大师，只用4个词总结他的晚景，可谓字字泣血，声声催泪。这句特殊的“4S遗言”，不仅是潘光旦一人的生平写照，更是同时代所有文人学者的命运缩影。它昭示了知识分子在中共统治下，即使做出牺牲与妥协，也只能在扭曲变态的环境中苟且偷生。#

参考资料：

王燕妮，《光旦之华：社会学大师潘光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

薛立若，《潘光旦：救救社会学》，《看历史》，2012年6月。

责任编辑：张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