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4月02日讯】文革害死了以百万计的受难者的生命，毁坏了无数的书籍和文物。此外，文革还破坏了什么呢？不被注意或者未被意识到的一项是：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

（一）

很多人有记日记的习惯，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以及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中。一日又一日，把自己所做过的、所想过的、所盼望的，一字一句写下来，或长或短，积在一起，成为生命的一份记录、个人成长的一道轨迹，也是自我反省和心灵探索的一种方式。日记文化，古今中外皆有。

文革后期和文革之后，当我收集记录文革受难者名字和文革事件的时候，我发现，人们往往记得什么发生了却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有几位记性特别好的被访者，他们能讲出人物、情节、场景、声音，往事像电影一样存在他们的脑子里。然而，他们却往往记不得这些事情发生在哪一天、哪一月，甚至不记得在哪一年。

为了确定一个受难者的死亡日期，常常需要反复追问，比如仔细回想是在某个有记录的重大事件之前或之后一类；或者交叉核对，询问好几个当事人来弄清楚某个日子。但是那样做也仍然常常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有被访者说：“假如有日记可查就好了。”“如果当时把这些写在日记上，现在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天的事情了。可惜，我那时候没写日记。”

这种时刻，我常常会觉得很遗憾。个人的记忆汇总起来，会逼近历史的总体再现。可是这些像没有日期的纪录电影胶片一样的记忆，必须通过具体的日期才能有次序地前后连贯。个人的记忆也只有在准确的时间坐标中，才能和他人的记忆汇合成真切的整体画面。

于是，我开始询问被访者们是否写日记。在对上千人的采访中，我发现，文革中几乎没有人写日记。

1979年秋天，北京的一位年长者Y对我说：“假使那时候我写日记，我会记录下来很多事情，对写作文革历史会很有用。可是，假如我写日记，我绝对不可能平安活到现在。所以，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有对文革的个人即时记录。”

他的旁边站着他的妻子X。他们是我的同学的父母。他们那时候是60来岁，都是性格开朗幽默、喜欢表达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年轻时候就喜欢写作，文革后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我知道，他们在文革中遭到“斗争”，被“隔离审查”，受到“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处分，被“下放”，一家人被分成几处。几个中学还未毕业的孩子都被送到边疆农村，以后也全都未能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而且有一个孩子很年轻就身染重病以致终身残疾。

确实，在当时的中国人中，他们一家的遭遇相对来说远不是最悲惨的，因为他们家没有人被活活打死，没有人“自杀”（加上引号，是因为文革中的“自杀”与通常意义上的不同），没有人被判刑关进监狱。但是，他们全家人都遭受了大量的长期的痛苦是显然的，而且是在他们长期隐忍不抗议不争辩甚至连在日记上都绝不略有微词的情况下，他们才没有遭到更坏的命运。

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常常误以为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是因为他们反对或者抗议了文革而遭到惩罚，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文革主动出击对千百万人实行各种迫害。无数人受到残酷的迫害，但是反抗者却极少。观察历史，会发现广大受迫害者的忍气吞声和隐忍顺从是普遍的，原因之一是文革的残忍是很突出的，残忍到了连写日记都会遭到杀身之祸的程度。

正如这位长者所说，要活下来（而且不是舒舒服服地活下来，而只是像他们家那样痛苦地活着），就不能写日记，要写日记，就不能活下来。他指出了日记和活命相关联，也是从一个方面指出了文革的严酷性。我了解到的事实告诉我，这绝不是夸张性的说法，而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描写。

当时，我看着这一对老人，心里想：无数人在文革中死去，无数的家庭被破坏，他们一家度过了灾难，活了下来。现在他们“平反”了，全家团聚了。相形之下，没有写日记，失去了个人的记录，确实只是一种不严重的损失，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了。

然而，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日记的故事却是重要的，也应该被记载。不但应该记载因写日记而被害死的受难者们的名字，记载把他们送上死路的时代氛围，而且也应该从中认识到文革在法律上和社会生活规则上造成的“革命”性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导致的个人精神生活的扭曲和变形。实际上，种种扭曲和变形一直延伸进今天的道德生活。

文革中，搜查个人日记以从中寻找罪证是普遍发生的事情，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革命”行动和必要步骤。从日记中摘找出来的话语就可以作为罪证，进而对写日记的个人施加严厉的处罚。处罚包括在群众大会上被“斗争”，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徒刑，而且是长期徒刑，甚至死刑。这种用日记作罪证的方法并非始于文革，但是在文革中大规模使用而且被制度化，造成了严重的日记恐怖。

随之发生的是，人们停止写日记，包括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在写日记的人。文革当局从来不曾下令禁止写日记，但是日记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斗争会”“牛棚”和“劳改”，威力远远胜过文字的禁令。同时，由于没有明文规定什么样的日记可以算是“反动”以及应给予何种处罚，人们无从知道可能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而这种不可预测性更增加了日记恐怖的程度。

开始时，我没有把“日记在文革中”当作专门调查题目。但是，随着我的调查笔记的日益积累，随着我对文革往事的思考，我发现，很多与日记相关的故事被我记录下来了。当我想起其中之一，其他的也会相随而来。一个小小的、常见的、并不稀奇的日记本子，把一些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人身上的悲惨事件，联系在一起了。他们的故事体现了文革的一个不被注意然而非常重要的特性，那就是：一场摧毁日记的革命。

（二）

王本中老师，个子不高，相当瘦。1996年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数学老师和校长。

他1963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数学教研组。除了教数学，他还兼任高中一个班的班主任。他是南方人，单身，就住进了中学三个人一间的教师集体宿舍。

1966年文革在中学里展开的时候，他在学校里算是最年轻的老师之一。6月2日学校停课以后，学校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字报，几乎所有的教员都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攻击。有一天，他班上的学生在学校锅炉房的外墙上贴了一大片大字报，有几十张纸，不但字数多篇幅长，而且标题也特大，叫做：王本中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

事情要追溯到一两年前。他是数学老师，他的数学课相当受欢迎。另外，他把一些对数学特别爱好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数学小组，进行课外学习。数学小组的学生进步很快，在北京市的中学生数学竞赛中得到了好成绩，其中一个学生还获得了一等奖。1965年下半年，他被提拔为数学教研室副组长。这一提拔在当时算是快的。提拔他时，副校长卞仲耘专门和他谈过话。但是也就在同时，“文化大革命”这一名词开始出现在报纸上，对一些文艺作品和办学方针的“批判”也开始了。不久，他当班主任的高二（二）班里的共青团书记（一个中央政府部长的女儿）和一个将军的女儿等人，开始反对班委会。她们说，当时担任班长的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不应该当班长。她们还说，让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当班长，是班主任王本中贯彻错误的“阶级路线”的结果。她们就要求立即进行班干部改选。

那时王本中以为，担任班长的学生虽然不是干部子弟，但是不过是“小业主”家庭出身，不能算“坏出身”；班上的学生干部已经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弟了，有一两个不是干部子弟没关系。关于改选，王本中认为惯例是在每个学期开始的时候选举班里的学生干部，那时正在学期中间，没有道理重新选举。王本中去请示了学校的教导主任梅树民。梅主任早他十年从北师大毕业，说：还是再做做要改选的学生的工作吧。他们都没有同意在学期中间撤换“小业主”家庭出身的班长的要求。

班里开了两次会，质问王本中为什么“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学生干部。王本中辩解说，他努力执行了共产党的“阶级路线”。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当前班里的学生干部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也都表现好，所以都符合共产党的“阶级路线”。那些反对他的学生说，这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王本中偏向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因为王本中自己的家庭出身也是不好的。

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文革在中学校园里开始了。青年教师中，王本中最早变成运动对象。一开始是“小字报”，贴在教室里。小字报说王本中“反对党的阶级路线”，“打击革命干部子弟”。王本中指导的学生“数学小组”成员被称为“不关心政治”的“白专”学生，王本中则被指控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后来，这些内容又写在“大字报”上贴在校园里。事态愈演愈烈，以致贴出了那份长篇大字报。

学生的那张大字报把王本中平日的种种言行，都列为“反毛泽东思想”——当时最严重的罪行，而且有一百例之多。这还不够，这些学生又要求王本中交出他的日记。

现在的人会觉得诧异，怎么学生要老师交出日记，老师就一定得给他们呢？那是因为现在的人有“个人权利”“个人隐私”“无罪推定”这些观念。文革不承认这些观念。王本中不得不交出日记。回顾文革历史，我们更能理解这些观念对每个人的安全和生存有多么重要。

王本中没有办法，只好交出了他在高中和大学以及直到那时的所有日记，一共八本。交了日记，王本中心里还存着希望。他想，看了日记，学生会了解他的内心真实想法，知道他不是想要“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可是，一个星期后，校园里又贴出了长篇大字报，大标题是：“从王本中的反动黄色日记看他的反动世界观”。

说他的日记“反动”，证据是他在高中时的日记里，写到他的一位同学。1957年，王本中在徐州第四中学上学。在“反右派斗争”之前，有一段时间讲“新闻自由”，同学们讨论问题，王把这些讨论写在了日记上。后来，四中当局整理了这位的言论，上报到共产党徐州市委。市委认为Z是“极右分子”，不过因为是高中三年级学生、太年轻，所以不给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但是不准其上大学，并且把他送去“劳动教养”。王本中在日记里写到他和当时的班主任的谈话。他告诉班主任他觉得对这位同学的处分太重。至于“黄色”，指的是王本中在日记里几次写到过一个他大学时代的女同学。——在日记里，王本中没有反对“反右运动”，只是写了自己的一些疑问。至于对异性的感受，是一个正常的年轻人的感情。日记是私人物件，也正是表达和整理这些感情的合适的地方。

王本中觉得这样“批判”他的日记是断章取义，是曲解，想把日记要回来加以解释。他要求学生把日记还给他。学生拒绝还，后来又说“丢了”。他要求学生把他的日记交给当时上面派来领导学校文革的“工作组”审查，也没有结果。事实上，这八本日记后来再也没有回到王的手中。

笔者收集到了一些该校当时的材料。在1966年7月，领导该校的“工作组”写的送报上级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中，他们把女附中定为“（第）四类学校”，把副校长卞仲耘和胡志涛划成“四类干部”。当时工作组把所有的学校和教员都进行了“排队”并分成四个类别。有的地方把学生也分了类。其中第四类是最“坏”的，属于要清洗和专政的“阶级敌人”范畴。看到在这份定罪材料中，工作组提供的“根据”之一与王本中有关。
工作组写道：

他们（指女附中的领导核心——笔者注）在青年中还宣扬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名利思想，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卞仲耘就曾号召数学组“要培养出几个像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还鼓吹学生要学习文学，将来好当“党委书记”。对那些只专不红的教师和学生大加赞扬，推崇备至。如数学教师王本中，地主家庭出身，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在学校中公开宣扬“要学习居里夫人”，鼓励同学“要为这个理想，去努力奋斗，废寝忘食”。有的同学在他的影响下，整天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一心想当居里夫人。而校领导却认为王是青年教师学习的榜样。

这就是当时可以把一个中学定成“四类”的“理由”。分配来校的一个数学教员的父亲是地主以及曾经告诉女学生要学习居里夫人，就是把两名副校长划为“敌人”的证据。这种口气，这种逻辑，体现了那一时代占有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和推理方式，愚昧而残忍。而且，这份材料并非出自中学生之手。当时在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组长原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副组长是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副会长，资历级别都不低。在西城区统筹指导“排队划类”的则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之一的胡启立（胡在8月中旬也被“打倒”）。这份报告上签署的日期是1966年7月3日。这份材料当时上报给高层领导，却从来未问过王本人这些话是在什么场合说的，原话是否如此，上下文是什么，也未说明在引号里引用的话是由谁作证提供的。

在对学校领导人的全校性的“揭发批判会”上，王本中被喝令上台“交代问题”和“揭发黑帮”。在学生所写的大字报上，他的名字还被根据谐音写成侮辱性的“王八种”。女子中学的学生会有这种肮脏联想和骂人方式！实际上，文革在对传统文化的攻击之后产生的这种野蛮和粗鲁，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1966年7月中旬，工作组把女附中全体老师集中到马神庙小学“集训”。所有的教师都必须住在那里，整天开会。每个教师都必须逐个进行自我检讨认罪。一些学生积极分子也参与组织整老师。数学教研组有两名“特级”教师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这两名教师被排作该教研组“最坏的”人，王本中被排作“第三坏的”。两名老教师有三十多年教龄，级别也是中学教员中最高的，确实属于文革指定的靶子；而王本中资历浅而级别低，不该算是运动重点，只是由于他指导的数学小组获奖，加上他写了那些日记，他也成为“重点对象”。

在“集训”地，每个老师都要反复检讨认罪，才能“过关”。顺序是从“问题较轻”的人开始。还没轮到王本中检讨认罪的时候，上面忽然宣布撤走工作组，因为毛泽东指责工作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紧接着，7月31日在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由红卫兵代替工作组控制了学校。

1966年8月5日，学校的五名领导人遭到红卫兵的暴力“斗争”。卞仲耘副校长被当场打死。教导主任梅树民被用带钉子的木棒毒打，身上衬衫的布丝都被打进肉里，揭不下来。他因此后来患了心脏病。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王本中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她的名字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学校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暴力在各处升级发展。8月下旬，该校几个初中二年级的红卫兵把附近西单“玉华台”饭馆的一个十八岁的女服务员抓来，说她是“流氓”，把她绑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实验室靠着校门，来来往往经过的人都听到了惨叫声。

红卫兵不但打校长、老师和校外的“牛鬼蛇神”，还打所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王本中当班主任的班上，有13个这样的学生。该班红卫兵命令这13个同学跪在教室的地上，“斗争”她们。
30年后王本中谈到这件事情，仍然感到气愤。他说，竟然这样对待这13名同学，而且后来也不道歉。这个班的学生从此分裂为二。文革后的校庆日也不能坐到一起。

不道歉，是因为这些打了同学的红卫兵忘记了这件事吗？还是他们假装忘记了？还是根本不认为这需要道歉？王本中老师显然知道要教育这些不道歉的人改变已经太晚，然而希望帮助现在学校里的中学生从文革历史学到道德的教训。现在他是这所中学的负责人。在我们的两个小时的访谈中，他谈到了他自己的文革思想经历。

红卫兵在8月18日集会后所做的事情，当时他们自己称作“杀向社会”。他们在校外抄家打人，烧书砸文物，还得到免费火车票以及食宿到外地“革命串连”。在北京，从8月下旬到9月初，有两千名“牛鬼蛇神”被活活打死，以该校所在的西城区人数最多。王本中的“问题”一时无人过问。8月下旬的一天，和王本中一起住在单身宿舍的几个年轻的单身老师一夜未睡，讨论在这样的时刻他们该怎么作。讨论的结果是，跟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走了十七年（指1949－1966），他们现在应该革命，应该彻底摆脱过去。

第二天一早，他们立即采取了两项“革命行动”：一是学红卫兵学生的样子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从毛泽东的一首词里找出一个短语“奔腾急”作为名字，并且用这个名字连夜赶写了几十张纸长的大字报，表示他们要积极投入文革。二是卖书和烧笔记本。他们把自己的旧书全都送到废品收购站几分钱一斤卖掉，把以前做的学习笔记，包括日记本子，全都烧掉。他们要和自己的过去决裂，要改变自己，要跟上潮流，要不被时代大势抛弃。

回首往事，我们会看到，这种野蛮的高压和狂热的气氛的结合，远比理论说服有威力，真的会使一批人很快转变，投入声势浩大的革命，和过去决裂。烧掉笔记日记是一个象征。但是又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不再坚持理性，不再认真思索，随着权力指挥棒和大潮流走，才会有亿万人紧跟文革领导人走的现象。对这种情况发生的反省和警惕，应该是我们能从文革得到的最重要的反面教训之一。

后来，王本中又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又为“战备”挖过城墙，修过地下防空洞。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但是一直没有离开这所学校。学校已经不再是女校，校名也有了相应的改动。三十年后，王本中当上了这个重新又成为北京最好的、最难进入的中学的校长。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似乎文革最终并没有造成多少改变：文革之前他就是受到赏识的青年教师，三十年后的校长选择看起来倒好像正是那时的选人趋势的结果。走过了一个巨大的圈子，情况似乎又回到了文革开始时的原点。

然而大量的不可逆转的惨痛的事情在文革过程中发生了。他的学校中，校长被打死，四名教师遭到迫害而“自杀”身亡，还有四名教师受到严重迫害患病不得治疗而死亡，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残疾人工友受到攻击后失踪。

还有一样后果是分分明明然而又不被注意的，那就是，自从1966年他班上的学生拿走了他的八本日记横加攻击并且从未归还之后，王本中再也不写日记。——如果我不问，也许他甚至不会向我提到这一点。关于写日记这一习惯的改变到底对他个人或者对他那一代人有多少含意，则是我至今还在思考的问题之一。

回顾文革往事，王本中老师告诉我，在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成为“监控对象”，清查了他的“家庭出身”和“漏网右派”问题。在“搞完”第三批人的时候，他被“解放”了。然后开始整第四批第五批人并把他们关在宿舍楼的地下室的时候，他被吸收参加整人。他不算整人的骨干，但是开会的时候跟着喊“你老实交待”，另外，还跟着“专案组”调查同事的历史。

他在1996年告诉我，他在当时作了一件事情，非常内疚。因为自己的地位从被审查变成了被信任，虽然还不是被依靠，觉得自己应该“积极要求进步”。当他到北京师范大学查阅“青年军”（抗战时期由青年学生组织的一支军队，文革时被指为“反动组织”）核心组织的名单，看到一个该校语文老师的名字。这位老师当时已经被“隔离审查”。当王本中和另外两个一起去“外调”的人发现了这个名字，就当作“重大成果”回校赶快报告，连夜审讯这位老师，逼迫他承认。王本中说，当时出于邀功心理，很对不起这位老师。而且，后来还发现并不是那名老师，是一个同名的人。

为作文革历史调查，我访问过很多人。在我的经验中，很少人愿意说出自己在文革中做的错事。王本中身为一校之长，而且和我素不相识，第一次见面谈话，一个小时后就跟我讲出他做的“错事”，我是有些惊讶的。于是我也想到，虽然他后来不再写日记，但是他原来是多年一直坚持写的，从中学时代写到大学毕业后当老师，写过八本日记。我能隐约觉出，当年认真写日记的习惯和他道德感的养成是有内在关联的。

（三）

发现受难者陈沅芷的过程颇为复杂。

1993年，有一名前北京二十五中学的学生告诉我，那里在1966年有一名老师被红卫兵打死。但是他似乎不愿深谈（他那时是一名红卫兵），也确实不记得这名死者的名字。我只有记下这件事，以后再作探究。

1998年，韦君宜出版的《思痛录》一书中提到文革中红卫兵学生打死人的事情，“知道的有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同志，无故死于女学生之手。罪状没有，只因她是个领导。还知道分司厅中学的一个，育英中学的陈沅芷”（见该书第九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陈沅芷”的名字。因为书中只有这样短短的一句话，我就设法托人向北京育英学校询问有关详情。育英学校的一位愿意帮助的教员说，那里并没有过叫这个名字的老师。我很困惑。那时韦君宜还在世，但是已经因病重而不能回答问题。（《思痛录》写于更早的年代，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得以出版。）她在2002年去世。（惭愧的是，分司厅中学的受难者始终没有能找到名字。）

后来，有一名老同学看到我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后告诉我，舒芜先生的妻子是个教员，在文革中被打死了。因为文革后给“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大家也都知道了舒芜的名字。这位老同学还给了我舒芜女儿的地址，他的女儿是一位文革后出现的新作家。

我写信给舒芜的女儿却未收到回信，就给舒芜本人写信。没有地址，信是寄给出版社转交的。那时候他出版了很厚的一本《周作人传》。不久就收到了舒芜先生回信。他说，他的亡妻名叫陈沅芷，原为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员，1966年9月8日在学校被红卫兵打死。

原来，陈沅芷是第二十五中学的老师，难怪育英学校说没有这个老师。不过韦君宜并没有错。她是老北京人，第二十五中学在1950年代以前是叫“育英”，原是一个私立中学。在众多的共产党老干部的回忆录里，只有韦君宜这一本，把她所认识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都写出来，其中不但有她的亲戚和朋友，而且作为领导干部（她长期担任中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她还一一写出了该出版社被集体送到湖北农村“五七干校”后八名工作人员如何受到迫害而死亡。陈沅芷在1958年调到第二十五中学以前，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助理编辑，是韦君宜的下属。韦君宜在书中虽然没有详细写到陈沅芷，但是没有忘记她。正是这种对受难者的记忆和歉意，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她追随一生的“革命”的批评，表现了她的人道精神和道德原则，使得《思痛录》这本书鹤立鸡群、与众不同。
陈沅芷的死和她的日记直接相关。

1955年，发生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胡风和其友人的通信，被冠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加上了毛泽东亲自写的按语，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个牵连了一大批人受害的案子就这样构陷做成。舒芜原来是和胡风等非常接近的人，由于他最先交出了胡风和他的通信并且揭发了这个“集团”，没有像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人那样遭到逮捕关押判刑。但是到了1957年他还是被划成“右派分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受到降薪降级处分。

1966年8月下旬，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北京城里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陈沅芷和舒芜在崇文区豆腐巷的家被抄。抄家时只有舒芜的母亲在家。舒芜被关在他的工作单位的“集训队”中不能回家，陈沅芷平常住在第二十五中学，周末回家。

在抄家中，红卫兵看到了陈沅芷的日记。其中有1959年10月1日所记。那一年9月舒芜在八达岭农场参加植树劳动，原来以为可以回北京和家人一起过国庆节，但是9月末宣布别人按原定回京，“右派分子”却不能回。舒芜写信通知了家人。陈沅芷为此感到很失望，在日记中发了几句牢骚。因为早已找不到她的日记本，所以现在无从看到原文。

红卫兵说这是“反动日记”，立即赶到第二十五中学（在东城区），把陈沅芷抓到崇文区的家中来“斗争”一番，又送回第二十五中学。

这样一来，陈沅芷在学校的身份就一下子从“普通群众”变成了“牛鬼蛇神”。她被关在校内，和其他该校已经被“揪出来”的“黑帮分子”以及红卫兵从校外抓来的“地富反坏右”等关在一起。像其他一些中学一样，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红卫兵也在校园内自设监狱，扣留关押一批所谓“牛鬼蛇神”。他们在监狱门上写了“教育室”三个大字，实际上在那里拷打折磨被他们抓来的人。（在北京第十三中学，这样的地方叫做“红色恐怖刑讯室”；在北京第六中学，叫“牛鬼蛇神劳改所”。）

一名该校学生说，有一次“斗争”陈沅芷，红卫兵的一个头头把两张桌子架起来，让陈沅芷高高站在上层。“斗争会”结束后，他们把两层桌子推倒，陈沅芷就重重摔在地下。

陈沅芷被关在学校两个星期，与家人隔绝。1966年9月8日，陈沅芷死在学校，时年42岁。

她的丈夫舒芜从自己单位的“集训队”被叫到第二十五中学里。他看到陈沅芷的尸体躺在砖地上，披头散发，脸上有血迹。一名红卫兵向舒芜训话：“陈沅芷是现行反革命，已经绝食而死。”他们叫来了火葬场的收尸卡车，叫舒芜付了火葬费，命令两个也被关在“教育室”里的该校老师和舒芜一起把陈沅芷的尸体抬上了运尸卡车。

像当时被打死的其他人一样，陈沅芷的尸体不标姓名地被烧掉，骨灰被丢弃。被红卫兵作为殴打关押她的“理由”的日记，也完全没有了下落。

十二年后，陈沅芷的家属得到了一纸她的“平反”书。由北京第二十五中学共产党支部和“北京城区教育局党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联署的《关于对陈沅芷同志逝世的结论意见》说：“陈沅芷同志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下，于1966年9月逝世。”日期是1978年11月。这是当时写这样的“结论”的公式和套话。

在1966年的“红八月”里，像陈沅芷那样被打死的人，仅仅在北京就有两千多人。同时，红卫兵还把十万多北京居民驱逐出北京，并烧毁和破坏了无数书籍文物。但是在文革观念的引导下，打死“阶级敌人”被视为理所应当，像陈沅芷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的死亡，根本不被关注。甚至直到文革结束后，这种观念依然延续。在我1995年发表

《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后，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质问：写这样的普通人的死亡，有什么意思？这种观念压抑了对文革受难者的历史记载。陈沅芷的丈夫和女儿在文革后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中，也没有写到过她。是《思痛录》第一次提到了她的名字。

作为对比，可以看到文革的领导人除了发动革命，也大力从事写作他们的文革历史来进一步确立文革的思想和原则。1966年底开始筹备一个大型展览会，展示和表彰在1966年8月开始的红卫兵运动，肯定暴力迫害。在那年8月地位升至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两次用毛笔为这个“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题字，作为展览的一部分。林彪显然大力支持鼓励这个展览。1967年夏天，这个展览在北京最好的展览馆“北京展览馆”（原名苏联展览馆，苏联被指控为“修正主义”后改名）举行。展览上有一张大幅图表，题为“首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主要缴获品统计——据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月的不完全统计”。其中的“缴获品”有12种。在“枪支”“弹药”“凶器”“地契变天帐”“反动旗子”后面，赫然是“反动日记诗文”，下面列出的数字是“6820本（篇）”。

写作了这“6820本（篇）”“反动日记诗文”的人的数目，显然会很大。他们遭到了什么样的命运呢？他们遭到了什么样的毒打和虐待？他们中多少人为此失去生命？实际上，关于红卫兵的“战果”的表格还有一个只在高层传阅的版本，那个版本上多几个栏目，一项是北京没收私人房产52万间，一项是红卫兵打死1700多人，赶出北京的“黑五类”8万5千多人。

陈沅芷是被打死的人中间的一个，然而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被统计在内了，因为这个数字是作为“统计数字”用的，并没有附上具体的人名。当然，很少人知道陈沅芷的名字，但是类似她所遭遇的这样的虐杀当时在北京完全不是个秘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地公然进行的。这些行动当时一再受到官方媒体的赞扬和鼓励，而且一年后红卫兵的暴行在这样的展览大厅里再次受到高度赞扬。如果说陈沅芷在1966年8月遭到的虐杀还可能解释为个别红卫兵个人或者个别学校的红卫兵的残忍所致，那么，在这个林彪题字、江青等光临的展览会上，这些暴行显然已经被强有力地肯定成一种普遍施用的革命规则了。

从展览大厅这张图表下走过的人，大概会感觉到这种警告：你写日记诗文了吗？

在1980年代，给文革受害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之后，中共中央发出文件给1955年所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那时候我数次听到年长的学者们议论到陈沅芷的丈夫舒芜。有一名老学者说得较重。他说，出卖师长朋友，可谓“无耻”。

然而，议论归议论，从来没有见到真有人在书报上发表这样的议论。我曾经想过，舒芜并非有权有势批评不得的人呀，他道德上有什么亏欠，又不像政治问题那样是禁区，为什么不能在媒体上公开谈论呢？如果有人提出，他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告诉人们当时他受到了怎样的压力，以说明历史真相。我逐渐意识到，在中国不但从政治和法律角度讨论文革是禁止的，从道德角度来批评谴责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至今也仍是不允许的。舒芜在1955年做了毛泽东需要他做的，因此不准被称作“告密”或“出卖”或“背叛”，不允许用中国传统的道德品质层面上的用语来描述和批评。

对于文革的发动，官方正式文件归结为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的“错误”。这样的解释明显不能说服人。于是，只有采取压制手段，不准普通学者出版印刷关于文革历史的文章和书籍。也正因此，文革历史长期以来被含糊其辞，日渐淡化消解，像陈沅芷这样的普通人的名字早已被人忘却，更不要说她那招致杀身之祸的日记和北京那被红卫兵抄家收缴的6820份“反动日记诗文”了。

（四）

我在1990年代数次访问刘美德老师。她1952年在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1966年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化学老师。
北大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写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毛泽东这封信的底稿照片，印在他的传记里面。

“红旗战斗小组”做了什么呢？他们大力推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把学生分成“红五类”“黑五类”和“灰五类”子弟共三大类，把“黑五类”子弟称作“狗崽子”。他们殴打老师、校长和“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还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1966年8月，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了三名附近居民：吴素珍、陈彦荣和一名与陈彦荣同时被打死却至今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北京大学文革后清查文革死亡人数，把她列为“无名氏”。北大附中的人说，打她的红卫兵其实是知道从哪里把她抓到学校来的，只是他们不说。

在1966年，北京大学附中不但是北京市最早开始校园暴力的学校之一，也是暴力迫害最为严重和残忍的学校之一。

目击者说，红卫兵在学校里“斗争”刘美德，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掉，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并且一边爬一边喊：“我是刘美德，我是毒蛇。”红卫兵把地上的有痰的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还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她说，这种打法伤痕不明显，但是“疼痛透骨”。

8月中的一天，红卫兵非常兴奋，说《北京日报》记者来学校照相了。红卫兵强迫刘美德爬上方桌子并跪在那里。高三的一个红卫兵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好了毛泽东曾描述过的“斗争”地主的姿势：“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那名记者照完相以后，这个红卫兵一脚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刘美德当时正怀孕。由于先天受伤，她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

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其他很多老师也遭到类似的残酷殴打和折磨。红卫兵学生强迫教务员李洁跪进一个抽屉里，用铁制的火钩子毒打她。李洁在两年后再次在学校被毒打，脾脏破裂死亡。

因为想要叙述暴力怎样在北京“红八月”里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最后形成了血腥的8月末每天打死几百人的整整一个星期，我问起记者拍摄那张照片的日期。但是刘美德说不记得照相是哪一天了。北大附中的几名受访学生也记得这个场面。有一个女学生说，她当时吓得闭上了眼睛，生怕刘美德肚子里的孩子会掉出来。但是，如我在本文开始的时候说的，他们不记得时间，不记得是8月的哪一天。在那样恐怖的日子里，没有人写日记。如果写，也不写这样的事情。

记录这样的事情，文革中用的一个专门词语叫做记“变天帐”，意思是要在“变天”后算账。加上当时住房狭小和抄家成风，这样的记录很可能被发现和报告。如果发生，那么想要“变天”就是没有人能承担得起的大罪。

刘美德说，她以前是记日记的。年轻的时候，总是买最漂亮的本子来写日记。（记得她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还会意地笑了一下。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后来看到别的人“出问题”是因为写日记，就不再写了。特别是，比她在北大上学时低一班的女同学刘品馨，1953年毕业后留校在数学系教书，因为日记上被人发现了“反动话”和“反动思想”，被“斗争”了不知道多少次，被揪著头发打耳光，导致精神失常，再也没有恢复健康。

刘品馨的日记故事只会让我觉得胸口好像被针在刺。几年以后，我在采访笔记本上重新读到她的名字的时候，还想到，“品馨”和“美德”这样的名字含义相似，父母起名的时候都满怀希望要她们成长为品德美好高尚的女人，却可能没有想到过她们以后会遭到这样的苦难。

一个在1957年就被划成“右派分子”的被访者曾经提到，她不写日记，因为听到过一个说法：“思想是气体，语言是液体，文字是固体”。意思是，文字最容易被用来作罪证，言论其次，思想如果不说出来，就难以被抓住。1957年划的百万“右派分子”，就是由他们发表的谈话（甚至只是在小组会上或者个别谈话中）或写出的文章来定罪的。他们落入陷阱遭到摧残20多年。

站在文革领导者的方面看，严厉惩罚“日记犯”有其“合理性”。1967年1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共有六条。第二条是：“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规定”所说的“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其实一般不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去送死。“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的事情文革中只有极少人做过，后果是专政机构进行全面地毯式搜索，加上停课停工有很多“革命群众”可以协助，审讯手段残酷，导致这类案件破案率很高，反倒成为新一轮镇压的借口。事实上，在1957年以言治罪发生之后，人们已经被训练得绝不再对别人说任何不符合共产党要求的话。人们谨慎小心，以免“祸从口出”。他们不敢公开发表任何批评，哪怕在发生了1959－1962年间数千万人饿死的明显的人祸之后，也没有人公开发表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文革要继续挖掘“阶级敌人”以进行“阶级斗争”，必然要在人们的隐私写作如日记这样的东西上搜寻“罪证”。因为当人们不敢当众说真话的时候，还可能在日记上表达自己的想法。另外，自从1966年8月红卫兵在北京抄家数十万户之后，抄家成为可以随便进行的行动，搜索日记一类东西，可以明火执仗地去做。

“现行反革命”是文革的重点打击目标之一。在1990年代，一个在1969年出生的读过大学和研究生的人问我，是不是在作案的时候被抓获的“反革命”叫“现行反革命”？她的理解不对。在文革后才上小学的人不懂这个词显然是个好事，至少这时候不会再发动小学生来抓“反革命”了。这个词在文革时代却是连儿童都懂的。那时候还发动儿童搜索和“揪斗”“现行反革命”。文革时代这个词和所谓“历史反革命”相对使用，后者指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前在旧政府担任过职务和曾是国民党成员的人。但是到底什么是“现行反革命”呢？未经历文革者难以想像的是，他们可能只是在日记上发了些牢骚而已，别无其他。

刘美德老师说，她现在只有“效率手册”，用来记录要做的和做过的一些事情，如此而已。她很肯定地说，“效率手册”和日记是不同的。

（五）

郑培蒂老师1962年从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留校教授公共英语。她从小一直写日记。她的丈夫是大学同班同学，那时派在西藏工作。他们之间有很多通信。路途遥远。前一封信的回信还没到，后一封信就发出了。所以他们制订了一套信件编号管理方式。每封信都有号码，信上的交谈不会弄岔。文革一开始，看到年纪较大的教授干部被“揭发”和“斗争”，他们虽然因年轻而还不是重点对象，看到针对别人的恐怖行动，他们也很紧张。1966年夏天，7月或者8月的一天，她的丈夫来探亲，他们俩在北大校园的红湖游泳池边，把她大学时代和留校教书以后所写的日记，以及他们夫妇之间的通信，全都烧掉了。那些编了号码的信原是他们夫妇最珍贵的东西之一。从那以后，郑培蒂停止了写日记。因为后来不再写日记，她已经记不得她的日记是哪一天烧掉的了。

她在初中和高中时候的日记留在父母家。郑老师中学上过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我在《文革受难者》书中写的女三中孙历生老师的悲惨遭遇，是她第一个告诉我的。那是我第一次和她谈话。她对非正义的敏感和和对受难者的同情，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她的父母被抄家的时候，这些日记被从父亲的工作单位来抄家的人拿走了。她的父亲是北京城市建筑委员会的工程师，抄家的人很可能是把女儿的日记当成父亲的了。郑培蒂小时候喜欢搜集新钞票，拿到新钞票就攒起来，舍不得用。她把这些新钞票夹在了自己的日记本子里。后来“落实政策”的时候，这些日记本从其父亲的单位里被归还。不过夹在日记中的那些新钞票都不见了。说起那些搜索检查别人日记的文革“积极分子”，他们需要改悔的，不止有暴力迫害，还有这类丑行。

因为失去了日记以及不再写日记，回忆文革往事的时候，只好以个人生活中的大事件或者一些有记录在案的社会大事件为基准来判断。例如，是她生第一个孩子刚刚满月的时候，一天中午一群北大西语系的学生冲进她父母家中，把她拉下了楼，押上一辆卡车，同时其他学生留在那里开始抄家，把私人的日记、书信、笔记本和照相簿都翻了出来。她被押在卡车上拉到北大。进了北大南门下了车，有人从她背后用一个帆布袋子把她的头蒙住，又有人塞给她一根棍子。她什么也看不见，被棍子牵着走，进了一座楼，上楼，进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她头上的帆布袋子被打开。——在北大校园里对付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28岁的英语女教师，用得着这样布袋蒙头的做法吗？显然这不是为了实际需要，而是为了满足那些人的虐待欲望。

她被学生和当时的西语系“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审讯，还被强迫在审讯记录上按了手印。因为平常生活中从不需要按手印，按手印这件事使她深感侮辱，十分震动。当天夜里，她被关在那个楼里的一间小房间里，手脚都被绑着，她不能动。那一天是1968年5月17日。这一日期因和孩子的出生日有关而被记住。

之后，她就被关进了北大“牛棚”。那里原来是八个简易外语教室，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改建为一座大型校园监狱，关押过200多名北大教职员工。那个地方在1990年代建造了美轮美奂的赛克勒考古博物馆。

1968年6月18日，关在“牛棚”里的人被叫出“开会”。从未名湖边的“临湖轩”开始，校园甬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人，排了几百米长。那些人手里拿着棍子、树枝和铜头皮带。“牛鬼蛇神”们排成队从路上走过，被夹在中间。棍子鞭子雨点一样落下来。他们都低头弯腰，只看到甬道两边很多人的脚。天气很热，她只穿了一件短袖单衣，走过这种“夹鞭刑”后，双臂皮开肉绽。

那一天，有的“牛鬼蛇神”穿了很厚的长袖衣裤，这样被打时就伤得轻些。但是郑培蒂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是什么日子。两年以前的这一天，也就是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有学生发起了对六十多个“黑帮”实行暴力攻击。这也是文革中北京大学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斗争”。斗人者把厕所里的垃圾篓子套在被斗者头上，强迫被斗者下跪，撕破被斗者的衣服，等等。当时这一暴力事件被有限度地制止了。但是7月25和26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到北大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这一翻案导致了1966年8月红卫兵的残暴杀戮，在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北大，此后几次“纪念”这一事件，把这个日子当作一种光荣来纪念和庆祝。每次“纪念”都伴有“斗争会”，简直像是“助兴节(必品文章 www.bipin.org)目”一样。这次两周年“纪念”，是最为狂暴而邪恶的一次。

郑培蒂因为忘记了“6·18”这个日子，没有预先穿上长袖衣服以备挨打。近年来一位美国作家的话有时候被引用，“那些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这是说得很好的一句格言，然而听起来多少有些抽象。在郑老师那里，忘却了这个日期的后果非常具体，是一场原已非常严重的皮肉之灾和心理摧残的加重惩罚。

郑培蒂被关押了近一年——用了这样的不准确的时间词，是因为没有日记，没有记下她是哪天被放出来的。她只记得，她过生日的时候还被关着。她的生日是在12月底，而她是5月从家里被抓走关起来的。

她被关在大“牛棚”里一段时间后，又被关在27楼。在那里，她每天晚上可以离开27楼去外面的锅炉房打开水一次。她设法通知了从西藏来探亲的丈夫。那一天，在黑夜和严寒中，她的丈夫悄悄来到锅炉房外面等著会她。他在大衣袋里给她带来几个金橘，一种生在温暖的南方的小小的可以连皮吃的特别的橘子，是她最喜欢的水果。这种约会很快被专案组发现而不能再继续。只是这一天的日期，因为这特殊的生日礼物而被牢牢记住。

郑培蒂被关押“斗争”的“原因”是什么？她的一个表舅是老共产党人，曾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同居，远在毛和江结合之前。郑有一次告诉了一名是同学又是室友的人这件事。这是事实。但是说出这样的事实被认为会影响毛泽东和江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她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她刚被关起来的那几天，从北大校园到海淀镇上都贴满了“郑培蒂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罪该万死”的标语。

1980年代，郑培蒂在电视上教授英语，她的教学方式和风度气质给观众学生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郑培蒂再次开始写日记是1982年，十六年之后。再次开始的日期不会被忘却，因为那已经被写下并被保存着。（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

成文时间：2015年

责任编辑：莆山